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私塾政策及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前，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工人，在中国掀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因此并未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私塾等问题予以充分关注。1924年国共开始合作后，为了发起国民革命，需要发动和联合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外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对内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此时，为了宣传和鼓动民众起来革命，中共对教育乃至私塾问题有所注意，但由于自身的理论不成熟，对国情的认识亦很不深入，加之这一期间中共并没有掌握政权，故对私塾问题的论述较少，付诸实践的私塾改造政策更少。

一 中国共产党私塾政策的初步构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任务确定为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力量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以尽快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一文中，中共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启发工人觉悟，向其“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这一决议没有涉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问题，更没有提到私塾。这表明在成立之初，中国教育问题和传统教育教育组织的改造并不是它的关注重点。

次年，中共就注意到了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把在中国实行义务教育作为其奋斗目标之一。1922年6月15日，中共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提出，当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为“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稍后在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又提出了“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口号。1923年中共三大也通过了与之类似的条文。这里中共提出的改良中国教育制度的政策性措施，自然也包括改良私塾的成分及态度在内。因为私塾也是中国当时教育现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教育改革尤其是初等教育改造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的决议中不涉及教育问题，到1922年的二大和1923年的三大，都讨论教育问题，提出改良中国教育制度，实行义务教育等主张。这种变化体现了中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逐步熟悉，同时其改良中国教育的主张也和当时教育界的主流意见相一致。20年代初期，各界对教育问题的关注重点主要是平民教育、义务教育以及教学法的引进与研究等问题。1922年学制改革法案内规定的标准之一就是“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这就表明中共在教育方面的主张受到了教育界要求改革教育制度的影响。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国共两党发起了旨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需要发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阶级一齐起来闹革命，中共协助国民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发动各阶层民众起来革命的过程中，中共认为，只有了解清楚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农村各方面实际状况，才能更好地动员农民参加革命。1923年11月，中共就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便应建设在农民上面，各省支部应竭力推广其分部于乡村。运动以策略，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等，不宜开始即鼓吹佃农的经济争斗致召中农之反抗。”1925年，中共号召共产党员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关注农村各种问题，私塾等教育改造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1925年年初，中共党员贺昌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在中国民族革命中，农民问题占一个重要地位，因此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应该广泛开展农村各种问题的调查，调查的项目包括：“1．学校状况。2．私塾状况。3．识字者多少。4．社会教育（如平民学校，讲演会）。5．对于新思潮的感应（报纸杂志室等类似的组织）。”1925年10月，中共党员阮啸仙也提出应该重视农村教育。他认为，当前农村最重要的是教育问题，“现在革命运动当中，最要紧的是筹设农村教育”。

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村教育的目的是试图以教育问题入手来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革命。1925年12月，中共明确指出，发动农村革命运动的抓手在于教师，也包括私塾教师。要在广大农村发动农民，壮大农民运动，必须争取乡村教师加入革命队伍，使乡村教师联合起来，使之觉悟，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于是在当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强调指出：“为要发展我们的乡村工作，我们应当首先注意于在乡村中智识比较进步而有领袖地位的乡村教师，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介绍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乡村教师往往可以做我们农民运动的着手处，因此应当即刻开始进行此项乡村教师运动，每个同志应注意与此等教师设法通信谈话，介绍刊物课本，务使多接受我们的思想。同志应设法使此等教师进行组织联合会，一般穷苦的私塾教师应包括在此联合会内。对于乡村中反动思想之塾师，专教青年以不适用之学问，乃至揽词讼之术的，我们应联合乡村教师，予以打击。”

在这一决议案中，中共注意到了塾师的存在和作用，认为塾师也应该是革命团结和争取的对象。不过它将农村塾师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穷苦塾师，应该发动和介绍入革命队伍；另一类是所谓具有“反动思想”的塾师，其标准是“专教青年以不适用之学问，乃至揽词讼之术”，应联合乡村教师予之打击。中共认为部分塾师之所以具有反动思想，是和他教授的含有封建思想的蒙学用书有关，塾师长期教授这一类书籍，也就沾染上了反动落后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把塾师中之一部分作为争取对象，和当时的农村教育实际情况和教师现状有密切关系，也表明其对农村教育实际情形有一定了解。在20世纪20年代，农村私塾的数量远远超过小学的数量，塾师的队伍也超过小学教师的队伍，这支力量在农村的影响力不逊于乡村小学教师。1925年年初，贺昌在介绍江西萍乡教育时谈道，“本乡区学，平民小学”，“均系私塾性质”。可见在一般情况下，私塾教师数量整体上应比小学教师数量略多。因此，要在农村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如果要将乡村教师团结起来拉入革命队伍，私塾教师群体应该加以特别重视。而中共这一文件把小学教师作为重点发动对象，似乎不太符合农村教育实际。

中国共产党对小学教师比较信任，认为他们在农村中属于比较进步的阶层，容易接受新思想，而塾师阶层整体上被认为思想守旧而又具有“反动思想”。中共对私塾和塾师的印象与评价，一方面和当时整个社会对私塾的整体认知有一定关系，私塾改良问题虽然不是20年代初期教育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是私塾改良的声音依然存在，实践依然在进行。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如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都出台改良私塾的办法，加大管理力度。北京京师学务局1925年出台修订取缔私塾规则，规定塾师必须进行资格考试、设塾必须经过学务局审查批准、科目大致和小学一致等，对不合要求的私塾予以取缔。另一方面也和中共党内部分党员对私塾的看法有密切关系。如前文所述，1921年彭湃就主张对私塾这样的“监狱”必须打碎。

二 中国共产党改造私塾的初步实践

20世纪20年代，一些中共党员在洞察私塾弊端的同时，也开始着手改革私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1921年春，武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回到家乡湖北黄冈县，对本村家族办的学塾——聚星学校进行改造，实行男女合班，免收学费，注意招收贫民子弟。反对读《四书五经》，提倡白话文，反对死读书，提倡参加生产和社会活动。陈潭秋在聚星学校采取的反对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反对死读书等措施，正是针对私塾的弊病而改革。

湖北枝城县的程光炳1927年加入共产党。在入党之前他就热心教育。1922年农历正月，年仅19岁的程光炳就在自家住宅创办了一所初级小学，校名为“私立宜都崇诚小学”。他所承办的小学，是改造旧私塾而有所创新，并经县教育局批准而备案的。在其学校读书的学生，主要是本地的男女儿童，开始招收了30多名，由于改进了传统的私塾教学，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拥护，学生逐年增多，规模逐渐扩大，附近私塾的学生纷纷转到该校来读书。到1926年，已经增加到80多人。

1923年7月，家居湖北枝城的共产党员胡敌回宜都（今枝城市）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闹革命。他动员二哥胡葆鄂将其在拖溪所办的一所私塾，于1924年3月改造成一所新型学校，命名为“冠英小学”。冠英小学改革了旧的教育思想内容，推行新文化教育，废除旧时文言文、八股文式的封建教育，一律改成语体文教学，将其改造成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学校。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在一些新开辟的革命区域进行了改造私塾的活动。1926年年底，在党团总支的领导下，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成立了县、区强迫教育委员会，具体领导全县的教育改革工作。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废除私塾，兴办学校和夜校，让青少年和成人都能读书识字；二是考核教师，淘汰不称职的私塾教师，另选合格教师充任。黄安党组织采取的废私塾兴办学校等举措，与1926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的《青年农民决议案》的主张相符合，即大力兴办农村小学，农村办学的关键在于师资的养成：“厉行农村义务教育及补助教育 第一步要养成农村教育师范人才，因为农村办学，困难的就是教师问题……要求政府令各县速办一间农村教育师范学校，以便养成一班人材，专备农村学校之聘用。”其目的有二：“一方面使农民于教育中养成其革命思想，同时也要增进其农业之知识与技能。”

基于私塾在农村具有较大势力的现实情形，一些共产党员以塾师为职业掩护，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共产党员，发动农村革命运动。1925年共产党员万云山、刘钦成在湖北黄石县果城乡村私塾，利用旧学校，传播新思想。1926年夏，共产党员彭国材在湖北沔阳小沙口区新场街办私塾，以教书为掩护，白天寓革命宣传于教学之中，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夜晚，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1927年2月，共产党员刘啸梅在沔阳县汊河口区石扬塆石声连家设塾教书，发展周同浩、吴龙春等十名共产党员，建立沿湖村党小组；同年9月至10月在龙口区三湾村李燕山家设馆教书，发展李斯英等八人；1928年2月到大同湖鸡耳捖肖家振家设馆教书，发展吴金松等十几个党员。

20年代一些共产党员从事的私塾改造活动，其主要目标在于赢得农民的好感，为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革命力量服务。他们并不是矢志进行教育改革的教育活动家，不过他们进行的私塾改造活动，符合清末以来私塾改良的趋势。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私塾改造，一方面表明其对农村教育的现状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组织进行的取缔私塾活动，又显示出中共整体上对农村实际教育状况了解还不甚透彻，没有完全把握私塾在农村的地位。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正如1926年12月湖南农民代表大会指出的：“私塾、学校同时存在。私塾是旧式农村经济的产物，到现在还拿着四书五经做教本，宣传封建思想，这是极大的缺点，但私塾教育能投合农民的要求，课余教些杂字杂文，私塾教师亦能为农民书写应用文字，这些都符合农村的需要，故现在的私塾，尚能得农民的拥护。”其实，一味地废除私塾、兴办新式学校并不完全符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也不完全符合农民的利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农村革命的开展。

虽然毛泽东等人对农村私塾教育的情况比较清楚，认识比较辩证和到位。但是这种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在党内不占主流，也没有上升为中共的政策。1926年年底召开的湖南农民第一次代表会议，是中共湖南区委筹备的，而中共湖南区委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目前最低限度要求之主张》一文中，论及教育问题时只提出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由县政府拨款办理农民补习教育的要求，并无只字片语提到改造私塾问题。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文件中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文件列举了今后进行革命需要注意的诸多问题，如政权问题、经济斗争、武装问题、组织问题、联合战线问题、会党问题、国民党问题、共产党的发展问题、青年工作、协作社等，但没有涉及文化教育问题。这就说明，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不是本时期中共的中心任务。

从1921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现状有一个从不关注到逐渐关注的过程，而私塾教育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一时期对私塾的态度比较模糊，没有从总体上给私塾的性质以明确定位；中共内部对私塾的认识也有分歧：一部分中共党员对私塾持否定态度，评价较低，另一部分党员则主张辩证认识私塾。1924年国共合作后，从号召农民起来革命的考虑，一些党员进行了一些私塾改造活动。这些私塾改造的实践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20年代教育界的私塾改良活动不完全相同。20年代中共对私塾的初步认识及实践为以后的私塾改造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