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私塾“印象”

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绝大部分出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从旧式的封建教育向新式学校教育的过渡阶段。从这一阶段走过来的中共早期党员大都有既读过私塾又进过学堂读书的经历。私塾的读书生活在他们的一生中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些痕迹。

一 部分中共党员早年私塾经历及其印象

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1879年生，幼年丧父，主要由其祖父负责教育。陈独秀6岁时，其祖父就教他认字，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稍长则学“四书五经”。为了使孙子长大后出人头地，陈独秀的祖父对之管教非常严格，如有背不出的，就对陈独秀严厉体罚，大打出手。陈独秀在回忆儿时读书生活时，专门提到他这位“白胡子爹爹”责罚他的情形，印象非常深刻。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谈道：“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1889年，陈独秀的祖父去世。家里给他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到十二三岁时，就由其大哥孟吉教他读书。

陈独秀对私塾教育压制儿童个性自由、塾师体罚学生的做法非常不满意。1904年他写文章指出，教育儿童，也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了他，要使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晓得学好，这样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样，自然生机勃发。

对于私塾整天教人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陈独秀认为这是教训式的方法，引不起儿童读书的兴趣。1921年他指出：“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的方法学习科学，徒然记几个数理化公式。”他认为这样的方法没多大价值，应该用启发式的教学法，弄清楚其所以然。

中共另一位主要创始人李大钊，1889年生，同陈独秀一样，也是幼年丧父，由其祖父抚养成人。3岁学习写字，4—5岁时随祖父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7岁进私塾读书。虽然李大钊读了近十年的私塾，但是他对私塾死读书、不能学以致用的弊端很不满意。他后来告诫他的孩子：“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阔开阔视野才好。”由此可见，李大钊反对私塾式的那种死读课本、不问现实的读书方法，读书应该视野开阔，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不能做“蛀书虫”。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1893年生，最早接受的学校教育就是私塾教育，从7岁到13岁一共读了6年私塾。虽然私塾的受教经历为毛泽东的国学修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毛泽东对私塾的教学内容、管理方法非常不满意。毛泽东认为私塾的一些教学用书，例如“四书五经”的内容过于深奥，超过了儿童的认知水平，读起来味同嚼蜡，很难理解，纯粹是死记硬背。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诸如此类的书一方面是深奥，难于理解，不能引起孩童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些书的内容，即使当时都背熟了，也不理解，给儿童读书留下了阴影。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

令毛泽东更厌恶的是，私塾对儿童实施严厉的体罚以及限制儿童自由和个性的管理办法。儿童时代的毛泽东曾因塾师的体罚而逃离私塾。毛泽东回忆说：“我的塾师管教很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13岁时，便从校中逃出。”毛泽东对私塾的体罚记忆深刻，深恶痛绝，一生中多次提及体罚问题，认为学校教育绝对应该废除这一不人道、不符合教育管理规律的残酷的管理方法。1919年9月7日，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文中列出的需要研究的17个问题中，其中之一就是“不惩罚问题”。

刘少奇，1899年生，1921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中共。他8岁入私塾读书，塾师布置的书都能背下来；即使学习成绩很好，他也反感枯燥单调的学习方式，厌恶思想陈旧、教学老套的老师。

黄克诚，1902年生，1925年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共。他9岁上私塾，读了五年。据他回忆，塾师只管认字，不讲解，如果完不成塾师布置的背书任务，就会挨打。因为对塾师的这种教学方法不满意，所以他向家长提出换塾师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

徐向前，1901年生，1927年入党。他10岁读私塾，正赶上私塾向新式学堂的过渡。据他回忆，学生都到学堂里读书，至于老师的报酬，则由学生集资筹款。徐向前认为，私塾只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最大的缺陷是不开设数学课程，致使其数学基础没有打牢固。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1890年生，7岁读私塾，对于私塾中师生关系不平等的问题比较关注。1946年2月，李达在家乡曲河东岸创办了辅仁小学，鉴于旧时代教育的教训，他反对封建式的教育方法，提倡师生人格上平等，主张教师应该用行动感化学生，而不是用体罚树立权威。

朱德，1886年生，1922年11月加入中共。6岁开始读私塾一直到18岁。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喜欢塾师席聘三的教学方法，因为只要学生想学什么东西，他就教什么东西，“四书、五经也讲，诗、词、赋也讲”。《朱德传》的作者对朱德的这段私塾生活比较肯定，认为席聘三的教育为其后来的读书、爱好作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恽代英，1895年生，5岁入私塾读书，1921年入党。1918年他发表《私塾改良刍议》一文，主张对私塾应该改良，而不是取缔或废除，因为“私塾与学校同为教育机关，则是二者应并行不悖，绝无互相妨害之理”。恽代英进一步指出，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私塾与学校非但不冲突，而且改良私塾比兴办学校更有利，因为“私塾为社会所喜近，其形式为就学子弟之家庭所欢迎，苟袭其形式，而另以新教育之精神贯注之，其于社会所生之影响，必较学校为大”。

经历过私塾生活的一些中共早期党员，他们对私塾的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普遍对私塾压制儿童个性发展、实行体罚、死记硬背等的做法非常不满意，极端者如毛泽东以出逃学校的方式表示抗议，温和者如刘少奇、黄克诚等提出换塾师。还有的如徐向前对私塾课程设置的缺陷表示不满。另一方面，私塾的读书生涯又为他们打下了比较好的国学基础，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训练，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陈独秀、毛泽东、陈毅等人善于写诗，就和他们的私塾教育分不开。

另外，毛泽东认为，私塾的教学方式给学生留下了大量的自学时间，这有利于训练个人的自学能力。毛泽东还认为私塾某些组织和教学方式还可以为个人自修和治学提供某些启发。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乃返于私塾，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古讲学”即指教师讲解关键、重点之处，微言大义，大多数内容需要学生自学和体悟，教学方法为启发式、因材施教等。私塾教学一般而言，教师讲得比较少，许多内容需要学生花时间诵读和感悟，即私塾学生的学习以自学为主。陈伯达也曾经说过：“过去我读私塾，那时自学是主要的。”

从众多中共党员私塾经历与印象分析，虽然他们对私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管理方法非常不满，但并没有全盘否定私塾教育，私塾也有它一些独特的优点。

二 20世纪20年代中共党员对私塾的印象及评价

1921年中共成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的中共党员对私塾的看法又有了新的认识。

彭湃，1896年生，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他在1922年指出私塾“是一个禁止一般农民呻饥号寒的监狱”，在他眼里，私塾教师都是脑筋顽固的守旧先生，他们的体罚管理是摧残儿童健康的杀手。对此，彭湃议论道：“有的只是那些乡村的私塾，请了一个六七十岁的八股先生教一般面青目黄肢瘦肚肿的农村小孩们，读‘子程子曰……关关雎鸠’，不会念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或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又说这位严厉的先生这般，小孩子就不会回来家里哭，喧闹。哎！这等学校简直是一个禁止一般农民呻饥号寒的监狱罢了。”彭湃明确指出，对于这样的“监狱”是必须打碎的，因此私塾给彭湃的印象完全是负面的。

1924年恽代英又对私塾有所评论，与其1918年的认识有差别。他指出农村的一些塾师文化水平低，教书可以说是误人子弟。对于农民的受教育情况，他作了如下的描述：“至多能于幼时读几本《三字经》、《百家姓》，再不然读几句《论语》、《孟子》，他们每年只能送教师学费二、三元，他们是不会有甚么好教师的。他们读了书只是莫名其妙的，字仍可以不会写，书仍可以不懂解，过了一年半年，便不能继续下去了。”

1926年3月，阮啸仙指出：“乡村学童，所读的是什么书，更用不着说是骗劳动者的‘圣贤书’。”“圣贤书”是骗劳动者的，那么自然教这类书的教师也就成了骗子。

与不少中共党员对私塾评价过低相比，20年代的毛泽东对私塾的看法比较辩证、比较全面，既看到私塾封建落后的一面，又看到了私塾符合农村实际的一面。毛泽东认为私塾教“四书五经”、教学生做八股文、宣传忠孝仁义等，实质上是宣传封建教育思想的代表性场所。1926年他指出，现在农村盛行的是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这里所说的农村的封建教育，其宣传主渠道是农村教育主要形式的私塾。正如1926年12月，湖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的那样，“私塾是旧式农村经济的产物，到现在还拿着四书五经做教本，宣传封建思想，这是极大的缺点”。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参加了议案起草工作，因此，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关于私塾的看法，也部分反映了毛泽东对私塾的观点。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私塾有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的一面。毛泽东认为现代学校制度在农村的推行过程中，其弊端是突出和明显的。1926年他指出，现在的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即“新学”，反映新经济，讲新思想、民族思想等。这种教育，受地主阶级的反对，也受农民的反对，因为它不适合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农村中开设的现代学校与农村生活和农民的实际需求是脱节的，乡村小学教师是与农民对立的，塾师比较受到农民的欢迎。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谈道：“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

毛泽东从农民的学校认识中得到启发，认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学校的教学内容必须贴近乡村生活，教师必须和农民打成一片。

因此，促进农村教育发展比较符合实际的做法是，一方面兴办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学，另一方面“改良私塾，其方法注意向私塾教师灌输进步思想，并改良其教法”。为了匡救学校之弊，特别是为了发展农村教育，毛泽东也将目光转向私塾，考虑以私塾之长纠学校之偏。在毛泽东看来，私塾虽然有宣传封建思想的缺点，但也有合乎农村和农民实际，满足农民需要的一面。正如1926年12月湖南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分析的：“私塾教育能投合农民的要求，课余教些杂字杂文，私塾教师亦能为农民书写应用文字，这些都符合农村的需要，故现在的私塾，尚能得农民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