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嵌入性：概念及意义

正如我们本章所强调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是嵌入于多重关系之中的，而其中两对主要的关系范畴，即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构成了政企关系演变的主要结构环境。所以说，理解政企关系首先要理解我们国家政府与企业关系及其互动的结构环境。正是这样的一种结构环境，才使得我们国家的政企关系具有了中国的特色。所以，从实质上说，不理解中国政企关系所嵌入的结构环境，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企关系。在这里，理解嵌入性及其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政企关系所嵌入的结构环境以及政企关系随着制度变迁而发生的变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于嵌入性的理论，有三位学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位是波兰尼（Karl Polanyi），一位是怀特（Harrison C. White），另一位则是怀特的学生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这三位学者除了在学术脉络上具有继承性之外，其共同之处在于对制度经济学研究视角的批判与反思，将社会结构环境引入到了对制度的分析之中。当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把他们巨大的研究兴趣与热情倾注到讨论制度的构成、制度的起源、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去考虑在特定社会中产生这种制度的社会结构与环境。嵌入性的理论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对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补充。

在《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过程》（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的论文中，波兰尼首先指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一个社会的联合与稳定的过程紧密相联。这个过程产生出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着被社会所定义的功能……由此产生出相应的价值观、激励机制以及政治。在这样的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被制度化……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在这里，波兰尼首先提到了人们经济行为对非经济的结构与制度的依赖。或者说，人们对某些经济行为与模式的选择，从根本上来看，往往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所影响的结果。

在分析市场产生的社会过程的时候，怀特则指出，市场是关系密切的企业通过相互观察彼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这种重复关系自我复制与再生。市场的供给则是生产厂家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怀特认为，首先生产商们在一开始就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他们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特别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所以，生产商的社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营、价格信息。其次，处于同一网络中的生产商相互传递信息，并互相暗示，从而建立和保持一种信任关系。按照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约定和信任，人们从事着生产与经营。最后，市场制度事实上产生于同处一个网络圈子里的生产商，而不是生产商按照凭空而起的市场制度来行事的。换句话说，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规则的反映。

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发展了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他和他的同事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经济行为从内容和方式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会受到其行为发生的那个社会环境及其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定的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批评了关于对人类行为分析“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极端的观点（over and undersocialized conceptions of humen action），因为他们忽略了人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进一步重提“嵌入性”，深入地说明波兰尼的观点，并明确指出，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网络，而嵌入网络的机制则主要是信任。从根本上说，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的过程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主要是由于人们置身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的信任，并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有效率的互动。总之，在格兰诺维特那里，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和互动往往产生在间接或直接的相识者或熟人之间，嵌入性的概念强调的是信任而不是信息。另外，按照刘世定的理解，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的讨论事实上涉及了两个基本的层面：一个是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的行动的视角，即以“嵌入性”来挑战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关于人的行动的基本假设；另一个是在“嵌入”的具体内容上，把人际关系网络作为要素，从而把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关注领域引入进来。这两个层面使他又和波兰尼相区别。在波兰尼那里，一方面，问题没有提到人类行动的基本假设的抽象程度，另一方面，波兰尼注意到的只是嵌入制度，而不是人际关系网络。事实上，嵌入性的研究不但要弄清楚嵌入性为什么会存在，而且还需要深入地分析嵌入性对经济行动与制度的影响以及嵌入性的构建问题。

我们知道，目前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政府和企业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行为。事实上，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给人们的行为提供稳定的、被大家所认可、能够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并以此来定义人们在新的制度中行为的不同条件，以期能够提高效率，顺利地达到预期的制度目标。正是因为制度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新的制度可以用新的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制度的效率，所以要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更重要的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我们的这种制度创新和变迁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资源所能提供的条件。换句话说，任何一种制度总是要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之中去。再好的制度创新如果不能成功地嵌入到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去，或者说，这种制度创新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长期产生和具有强烈的“排异反应”，那么这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最终不可能带来效益，也不可能带来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所以从实质上说，制度创新和变迁的社会过程，也就是逐渐地把这种创新的制度嵌入到我们社会结构之中去的过程。

那么，一种新的组织与制度嵌入社会结构环境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这种新的组织与制度是如何逐步地嵌入到社会结构性环境之中的呢？

首先，这种创新与变迁的动力来自于宏观环境的压力，最重要的是人们在对外部环境或群体的示范与模仿的过程中自身改革与创新的动力与方向。但是，外部制度以及人们行为的一些规则不可能简单地拿来和照搬，更多地是要按照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环境做出相应的修正和改变。在这里，变通是制度与组织中一种新的规则，或者说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嵌入到新的社会结构环境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其次是适应。变通更多的指的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一种新的规则逐步嵌入社会结构环境的过程；而适应在这里则是指人们的行为要逐步地适应制度中规则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制度对于人们行为的选择具有主导作用。个人“嵌入”在制度中、并被其所创造和指引，故对个人的行为解释离不开对制度的理解，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因变量。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方面是，一旦一种制度建立起来，它就能够规定人们进一步的行动。制度规范行为，在这里带有着一种强制性的意味。人们在特定的组织中必须要遵守，否则就会违规，就会受到组织中制度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惩罚。制度按照角色和情景的关系确定人们行为的适当性，它包括对情景和角色的鉴别，以及在某种情形下适当行为的确定，它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通过它可以界定个人的适当行动、个人和情境之间的关系，它让个人思考：目前是什么情境？在这种情形下什么角色被确定为适当？这种角色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在个人做决定的时候，他的问题不是“怎样扩大我的利益”，而是根据我的位置和责任，在此情境中，什么是我最适当（正确）的反应和行为方式？在多数情况下，规则和程序（这就是制度）是清楚明确的，个人总是跟随惯例，按照它的要求行动，个人的行为是被动的，是要去不断地适应的过程。另外的一个方面是，在制度的制约下，人们在组织中行为的适应，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在更多的情景下，同时还表现为一个积极学习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意识形态的帮助下，人们对新的制度、对新的规范与规则是逐渐地由被动的适应到主动的学习和接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过程中，人们逐渐地被社会化，逐渐地接受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力图使其变成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并最终使这种制度的安排“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嵌入”到人们自身的行为结构之中，变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变成人们自身行为结构的一部分。所以，理解适应，就应该从被动与主动这两个角度去观察与理解。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一种制度真正嵌入到了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之中去的时候，那么这种制度同时也就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文化的烙印，形成一种互依互存、逐渐混为一体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形成起码会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在一种组织与制度创新的初期，当这种组织与制度能够成功地嵌入到其所生存的那个社会结构之中去的时候，那么这种组织与制度就能够借助于这种相互的整合推动其自身的发展，使得自身的创新与变迁得以进一步深化。其次，一种组织与制度发展到了一定的时期，需要进一步地创新与变迁的时候，这种制度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高度整合则会给制度的变迁带来很大的障碍。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嵌入性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功能，是非常有益的。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启示是，一种组织与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过程。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过程中，她不仅包括一种组织与制度的变迁，而且同时还包括或者说要求这种组织与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结构环境的变迁。

在对“嵌入性”的理论基础及其主要意涵进行辨析之后，接下来我们将从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行简要的阐述，从而进一步明确政企关系变迁与其所“嵌入”之中的结构环境的关系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