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胡同的方法

一 社区研究方法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盛行社区研究，最为著名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从城市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了美国芝加哥的都市化过程，包括芝加哥市内的犹太人聚居区、波兰移民区、上层阶级邻里、贫民窟等。沃纳（W. L. Warner）、韦尔（C. Ware）、雷德菲尔德（Redfield）等人关于社区研究的著作中也分别反映了社区居民的谋生、安家、闲暇、教育方式、参加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他们的社区研究方法深得社会学界的认可和追捧。社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组织单位和基本研究单位，引起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费孝通曾指出：“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此，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社区分析。”从生活本身来认识文化之意义及生活之意义有其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自必从文化之整体入手。于是，功能派力辟历史学派对于文化断章取义之惯技，主张在一具体社区做全盘精密之实地观察。

社区学派亦是中国社会学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重要学派，老一辈社会学家们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进行了大量的社区研究，为中国社区研究奠定了优秀的基础。最早的社区研究是关于村落社区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田野点，第一次运用社会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社区”调查方法来研究中国江南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明确提出了村落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论，他认为村落就是一个社区，“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林耀华先生在他的家乡福建义序对黄姓宗族进行了田野调查，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义序的宗族研究》和《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其中《金翼》把调查的一些片断、零碎、芜杂的原材料，转化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学故事。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和张之毅陆续发表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商业和农业》等著作，试图通过村庄土地制度和产业构成的不同类型的比较，来说明农业社会中民族志时空坐落——村庄社区——的多样性。之后，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人的文化与人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黄树民在《林村的故事》都堪称社区研究的典范。

在社区研究的继承方面，徐平的《羌村社会》、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以及庄孔韶的《银翅》等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现在大量关于城中村和城市改造的研究都在运用社区研究方法，这些研究为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本书也将采用社区研究的方法，理由是胡同符合学者们关于社区的定义，尽管对社区的理解因时代和背景的不同而略有差异。

研究“社区”，首先是把研究的实体当成一个“社区”，然后研究这个“社区”的问题。在学术上，未经过界定，没有哪一个人群或地域自然而然地就整合为一个“社区”。“社区”首先是研究者定义自己研究范围的一个想象的标准。其次是在确定了研究范围之后，“社区”这一概念中包含的各种含义，又为学者们分析这一个实体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即“社区”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具有分析框架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因此，对“社区”的定义本身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对“社区”不同的理解，会造成不同的“社区研究”的方向。丁元竹通过对社区发展的历史及与之相对应的思想史的考察，界定了社区的含义，认为作为人类的共同体，社区是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类彼此相互的基本需要，在本质上它把个体连接在一起，通过参与共同体事务，为共同体服务来满足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也是公民社会的形式和表现形态之一。社区的要素包括区位、人群、归属感、组织、共同的意识等。本书采用了丁元竹关于社区的定义。

就要素而言，胡同有其固定的区位和人群、组织。在共同的意识和归属感方面，随着城市化、社会变迁和外来人口的涌入，他们的意识和归属感、认同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证明胡同就失去了作为社区的意义。确实不断有学者认为，社区团结遭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破坏，失去了传统的社区团结。如滕尼斯（Tonnies）、索罗金（Sorokin）、齐默曼（Zimmerman）、迪尔凯姆（Durkheim）、韦伯（Weber）、沃斯（Wirth）、尼斯贝特（Nisbet）等人为代表的研究主要认为，都市社会破坏社区团结，按照“社区迷失论”的解释，都市人无非是多元社会网络上的有限成员，界线松散。他们的社会纽带薄弱，狭隘且无序。而“社区既存论”则认为人际纽带并没有在都市背景下枯萎，彼此联系是人类的本性，都市人的初级社会纽带会延续。介于“社区迷失论”和“社区既存论”之间的是以菲舍尔（Fisher）为代表的“社区解放论”，即城市居民的联系不再局限于他们的亲密亲属，他们的联系纽带可能延伸到整个都市社会，甚至全国。波兰社会学界用okolica（“周围环境”、社区）来称共同体。他们都以传统乡村为例，认为这种群体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闲言碎语”来维持的，社区主要通过议论成员来调节其成员的行为。如美国经验社会学奠基人W. I．托马斯曾引述波兰农民的话说：“关于一个人的议论能传到哪里，okolica的范围就到达哪里；多远的地方谈论这个人，他的okolica就有多远。”目前，胡同已是城市中心不可多得的传统社区。随着都市化和全球化的演进，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和社区结构的重构，传统的胡同居民在固定区位中的社会联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应该是现代社区研究的兴趣焦点。

吴文藻先生曾把社区研究譬为电影，代表的生活是纵贯的、连续的、全形的、动态的。本书亦在研究中注重实地调查，关注生活的完整性以及寻求社会活动的功能，从功能来理解其意义。由此发掘出社会关系，构筑社会结构，从而理解文化的完整性和变异性，这亦是社区研究方法的特征。

二 本书对社区研究方法的应用

“社区研究”的思路是根据文献或其他知识准备确定基本的理论假设，再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界定出一个研究范围，把它视为一个“社区”，以此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然后根据研究的问题，以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式，深入考察这一社区中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跟研究对象相关的、具有假设检验意义的事实，来支持或反对理论假设。这套思路形成的基本脉络是社会学从最早的试图套用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逐步转向与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人类学结合。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人文色彩，不可能完全照搬自然科学的“科学化”，基于此，社会学逐步转向注重借鉴人类学实地研究的学术传统，特别是“参与观察”的方法进行社会学研究。

胡同作为社区，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再生产的产物。本书重在社区生活方式的描述和社区结构的分析。具体方法的选择上，第一，主要使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收集第一手资料，在实地调查中从整体上来观察理解研究对象；第二，通过收集与主题相关的他人研究成果作为辅助资料；第三，将相关政府文件、法规以及相关新闻报道作为借以选择的参考资料。本书的原始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在胡同生活近两年的实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