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胡同

胡同作为传统的人居环境，过往关于它的研究从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角度出发，以研究社会结构为目的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从历史学、建筑学、美学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多。目前关于胡同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方面，即历史、空间和生活方式的研究。

一 北京史及胡同

胡同作为的传统居住格局之一，其建筑形式由来已久。“胡同”一词的使用始见于元朝，是小街巷的称呼，南方叫巷，北方叫胡同。侯仁之从地理学、历史学和建筑学的角度，描述了胡同的产生、布局规划及其原因等。北京自元朝元大都规划出现完整的胡同，明、清有所扩充，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元大都延续的城市规划称为内城，约40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如何利用旧北京城的问题，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苏联专家和部分中国专家提出利用并改造旧城，其理由一是把名扬世界的北京旧城作为行政中心，增强首都的重要性；二是利用原有设备，经济省钱。而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古城建筑保护派坚持“旧城为上”的理论，他们主张把北京的中轴线从故宫西移至三里河一带，作为新的行政中心。认为爱护文物建筑，不应该保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环境。但是，梁思成的想法和方案并没有得到采纳。

二 北京人的生活

有关北京人生活的描述很多，首先是文学家笔下的描述，如老舍的《四世同堂》、《茶馆》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这些小说一般是从家庭或者社会某一侧面出发，反映社会整体的大变革，在小说关于家庭的描述中，体现北京人的家庭观念、家庭秩序和生活态度。

以职业为区隔对北京人进行调查的著作与论文有李景汉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其反映了北京底层老百姓的基本职业构成、生活水平以及人力车夫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状况，同时也反映出人力车夫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除对人力车夫的社会调查外，他们的生活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如老舍的《骆驼祥子》、林语堂的《迷人的北京》都描写过北京人力车夫的悲苦生活，林语堂说：“北平最大的动人处是平民，决不是圣哲的学者或大学教授，而是拉洋车的苦力。”另外，规模庞大的北京人力车夫也引起一些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的关注，如李大钊的《可怜的人力车夫》就认为人力车夫职业的存在于“理”“最背乎人道主义”，于“利”则“讥于经济原理”。陈独秀则认为是“通国钱财，都归到这班文武官和他们子孙手里”，而不是人力车夫“懒惰，没有能力”。

对北京人的生活进行总体性描述的，有不同时期学者对关于北京人生活的调查和记载。如根据1927—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元，每月17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20世纪20年代北京4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当时北京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28009元，低收入户16744元，按三口之家计算，如今下层的水准为每年户均消费5万元。而维持中高收入，户均消费约为9万元。即如今的消费水平，要达到20世纪20、30年代的中等收入水平，需放大约250倍。

住房一直是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1949年年初统计，北京市共有房屋面积2050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4.75平方米。“文化大革命”初期，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被遣送到农村，一批干部、知识分子的房屋被强行挤占。1968年以后，城镇的大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离开了北京的原居住地，客观上缓解了城市居民的住房要求。因此，北京在新建住宅很少的情况下，1969年人均居住面积一下子从1967年的3.88平方米增加到4.32平方米。然而，大杂院膨胀的刺激因素始终还是人均住房紧张。1971年以后，北京城市人口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原来因各种原因离京的人员开始陆续返回北京，三代同居一室的情况占了一定比重。到1976年因为大地震，北京市大规模地搭建地震棚，胡同居民又进一步见缝插针，使地震棚更主要地担负起居住的功能。据调查，这时北京城市普通居民的四合院住宅已经全部成了大杂院。

20世纪80年代北京人的生活节奏明显变快。过去那种“工作不像工作，休息不像休息”的状况正在改变，其时北京市新建住宅面积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建住宅面积的一半，等于一个旧北京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95年做的北京1920人的随机抽样详细调查了北京人当时的生活状况，调查发现仅3.6%的北京人从事第二职业，且大多是离退休人员。学历对北京人的职业有一定影响，90%多高中以上学历者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能持续一年以上者），但小学文化程度者中有稳定工作的仅65%，文盲者中有稳定工作的比例更低，仅39.3%。在婚姻方面，一半以上的北京人由恋爱而成婚，年龄和教育水平影响着人们的择偶方式：年纪越大、文化水平越低者，包办婚姻所占比例就越高。和北京的消费水平相比，北京人的总体收入不高，中低收入者约占87%。

陈长平曾以北京某机关宿舍院为例，描述了该院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过程，涵盖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几个时期的家庭社会管理，建筑结构变化、妇女地位、社会治安、社区建设、文化变迁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之后，他又以北京内城胡同大杂院的老住户为例，分析历史造就的特殊群体的贫困现象，以及贫困的成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城区角落调查”列举了城区角落的十个特征，即环境脏乱差，周围各类机构少（可利用社会资源少），市政基础设施不足，危旧平房集中，居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总体收入偏低，实际居住人口老化，流动人口相对聚集，特殊群体聚居，管理相对薄弱的特征。这些研究总结了不同群体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收入状况，反映了北京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多数偏重现象描述而略薄结构分析。

2010年，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指出，生活质量已成为北京城市价值的“短板”。特别是在居住质量、社会保障方面差距最为明显。

关于北京胡同生活的描述，也总会和旅游开发牵扯起来，很多出版物有关于胡同旅游文化的介绍以及胡同的影像记忆，包括韩国留学生崔敬昊的博士论文《北京胡同变迁与旅游开发》，事实上也是在介绍旅游文化而忽视胡同的社会变迁。

三 城市化与胡同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社会学界出现了大量关于村落城市化的研究。如陆学艺等人对北方地区初步工业化的“行仁庄”的研究；周大鸣对广东都市里的村庄“南景村”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等对都市外来流动农民工和农民小业主聚居的北京“浙江村”的研究；廉思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唐家岭”的研究；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东南地区超级村庄“万丰村”的研究；王铭铭对发达地区农业村闽南“美法村”“塘东村”的研究；于建嵘对湖南农业村岳村的研究；蓝宇蕴关于都市里的村庄的研究。黄平等人对欠发达的民工流出地4省8村的研究，李培林关于“羊城”的故事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不同社区类型和社会群体的影响。然而，北京老胡同社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还与其他研究中社区的城市化进程不同，老胡同社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主要出现的是结构的变迁，以及特殊环境带来的人的“博物馆”化。

（二）城市化与人的“博物馆”化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传统社区，如胡同、四合院等在逐渐减少，同时，这些建筑作为城市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而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伴生物，自觉不自觉地已被开发为商品。在游客眼中，原始居民平凡的生活就成了异文化的表演。

人们对异文化的理解是，其他历史时期留下的越纯粹、越简单的生活越接近于真实。在现代社会里，游客尽量追索所谓真实的自然的东西，通过旅游去触摸逝去的时代所留下的文化痕迹。在北京，历史的痕迹除了那些旅游名胜，胡同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要接触的一部分。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者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是暂时性和不平等的，任何一种暂时性的、表面化的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都是引起欺骗、剥削、不信任、不诚实和模式化行为的基本原因。

（三）城市贫困、社会空间与社会分化

1．城市贫困

贫困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用收入或消费水平衡量，另一种是对贫困定义的扩展，包括对非物质的剥夺和社会分层的感知。2004年，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做出以下数据来反映都市人口的贫困状况，后根据2007年有10亿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测算到2020年，城市贫困人口将达到14亿。20世纪80年代的资源扩散到20世纪90年代的资源重新积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资本如何分配及阶级不平等引发关注。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城市失业者增多，逐渐沦为城市社会底层，中心城市出现贫困群体，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多数贫民长期失业，需要救济，受歧视、不卫生的环境、缺乏教育使这个阶层无法改善贫穷状况，因而不能摆脱贫困地位。西方国家的城市大多数有法定的贫困线，当低于贫困线的城市贫民的比重超过一定比例后，就意味着城市陷入贫困状态。在西方，城市贫民被称为“低等阶层”。

城市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技术上复杂的、高度分化的社会经济体系的产物。偏见和歧视也是城市贫困的一个原因。城市贫困的第三个原因是规范。西方学者提出的“贫民文化”理论认为，贫民的价值标准、信仰模式及生活方式都与主流文化有重要区别，因为贫民往往在地域上集中，并形成共同的交往方式，享有共同的生活条件。这种“文化模式”代代相传，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中产阶级的要求格格不入，所以贫民很难同化于社会主流之中。这个理论虽然招致批评，但它揭示出贫困问题与规范有关。美国社会学家史域奇（E. Shevky）、威廉斯（M. Williams）和贝尔（W. Bell）等人的研究认为，随着工业社会规模不断扩大和工业化的深入，社会经济关系向深度和广度变化，社会组织复杂化，表现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人们的流动性加快、年龄和性别分布状况改变。移民涌入城市，并且同种族或同乡的移民聚居在一起，对其他种族或异乡人则有排斥倾向。当然，移民在城市中生活，也是一个与本地城市人同化的过程。

2．城市社会空间与社会分化

区域是社区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因此关于社区的研究总是围绕社会空间展开。布迪厄关于社会空间的定义认为，在由个人集合构成的社会中，每个人处于不同的位置和地位构成不同的场所，这些“场所”即社会空间，这种空间具有若干权力关系，它向任何试图进入这一空间的行动者强行征收入场费，也就是相对于这一场域而言的具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资本。

国外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要追溯到19世纪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社会居住模式的研究，在划分了穷人和富人两大社会阶层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内在的社会贫富现象。其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生态学派对一些城市做了大量社会学调查，后被演化为三大城市社会空间模型——同心环、扇形和多核心模式。此后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社会区和因子生态社会学视角。

社会区（Social Area）是指占据一定地域，具有大致相同生活标准，相同生活方式，以及相同社会地位的同质人口的汇集。生活在不同社会区的人具有不同的特性、观念和行为。反映在空间上，社会区是由数个社区构成的更大范围的城市均质地域。社会区不同于城市本身有比较明显的空间范围，也不同于多数邻里和社区有固定的地物界线，社会区的边界比较模糊，不易辨认。

最早研究城市内社会区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史域奇（E. Shevky）、威廉斯（M. Williams）和贝尔（W. Bell）。他们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分析了洛杉矶和旧金山的社会区，总结出社会区的主要形成因素和分析指数。史域奇和贝尔认为随着工业社会规模不断扩大和工业化的深入，城市社会出现了三种趋向，导致了社会区的形成。第一，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变化。表现为劳动分工和技术分工的变化，如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减弱，而脑力劳动的重要性增强。第二，功能分化。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变，进而使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消费类型、对居住环境的需求产生进一步的分化。工业化促使城市妇女就业增多，大家庭逐步被核心家庭所代替。第三，社会组织复杂化。表现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人们的流动性加快、年龄和性别分布状况改变。移民涌入城市，并且同种族或同乡的移民聚居在一起，对其他种族或异乡人则有排斥倾向，种族隔离加重。

史域奇和贝尔将社会组织复杂化、功能分化、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变化这三种趋向转换成三个概念：社会经济状况、城市化（家庭状况）和隔离（种族状况）。这三个概念是形成社会区的主要因素。社会越是现代化，城市里的人们按经济、家庭、种族的分化就越强烈，社会区差异就越大。也就是说，社会空间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社会内部矛盾的反映，是城市经济发展同城市其他方面发展不相协调的产物，但他们关于社会区的分析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一是社会区分析没有理论支持；二是社会区分析没有解释社会分化怎样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由于这些不足，社会区分析方法逐渐萎缩。

也有学者利用统计数据进行社会区分析，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北京内城是高密度区，属于北京市区的旧城区和中心商务区，发展历史悠久，它除了尚保留部分四合院和部分早期简陋的单元楼以外，由大批翻建的高层居住小区和公寓楼等充填，人口稠密。在未改造的旧城居住区，家庭规模一般较大，老少二代兼有者居多，保留了纯正的北京方言、文化和习俗，堪称老北京的缩影。

（四）城市化与城乡一体

中国城市化除了表现为城市人口、经济等方面的急剧增长之外，还发生在城市内部自身结构的激变和“人”的变化，而后一个过程，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费孝通先生20世纪90年代关于大都市社区的研究，深入探索城市内部的“都市化”过程，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城市化，绝不能简单理解为人口向城市的机械移动、集中的过程或者工业化的过程，我们要特别强调“人”本身的变化过程，特别是从“农民”到“市民”的变化过程。即使像上海、北京等已经形成多年的大都市，也绝对不是城市化的完成，它依然存在一个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外来农民工在地理上来到了城市，并不就是“城市化”了，“人”的转化过程要复杂、缓慢得多。事实上，由于中国城市化发展还在进行中，而中国的城市化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符合中国情况的城市模式尚无定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因此，已经生长在城市的人口，仍然面临不断进一步“协调化”的过程。

费孝通先生把今天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不仅看作一般的城市化过程，而是看作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协调化”过程在城市内部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它既是城市社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的继续，也是市民人文方面进一步协调发展的继续。

城市发展的另一个伴生物是“城市病”的产生。国内学术界没有明确的关于“城市病”的定义，像城市中的人文、生态问题都可以归纳到此类问题之中。“城市病”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人居环境（房价高昂）、环境污染等方面。避免城市病，要人性化发展，城市规划要尊重人，尊重自然，尊重传统。

四 社会分层与胡同研究

戴维斯等人曾经说过，没有分层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任何社会分层体系中都有阶级的存在、中国也不例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孙立平对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进行反思，认为为了避免中国社会的断裂，要警惕已经出现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苗头。户口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独特性的主要社会体制。魏昂德在198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后的社会变迁》发现，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两大显著特征。我国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的户籍制度中，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享受特权。但是，当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能够为社会的主流社会群体所接受的时候，至少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存在一个公平的不平等机制。第二，存在一个主流的，在既有制度中获利的群体。第三，存在一个照顾弱者的机制。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学界进行的社会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分层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社会已经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定型状态。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形，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定型化的过程开始了。其标志主要有：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而在社会互动中，社会成员也会自我归类，有内群体和外群体之分。

李春玲将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理论模式概括为如下四种：第一种是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观点，认为目前的分化已走向两极分化。第二种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中产化现代社会”，认定趋向于中产化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出现。第三种是李路路的“结构化”论点，认为边界日益分明的阶级阶层结构已然形成。第四种是李强、李培林的“碎片化”观点，强调分化的多元特征而阶级阶层结构难以形成。胡同社区是“断裂社会”的缩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