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邓广铭曾评价傅斯年说：“凡是真正了解傅斯年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所做的贡献是很大的。”的确，傅斯年一生的志趣在学术研究，其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最有成就的是中国上古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他从1929年开始着手写《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先后撰写的主要章节分别以《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移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所谓五等爵》等为题目发表。2002年，其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对这些论文进行了系统整理，以傅斯年生前所定书名出版面世。何兹全在前言中曾肯定地说：可以作为傅斯年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对构成该书的几篇论文评价说：“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造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

傅斯年的另一方面的学术成就是从语言文字学入手，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代表作是《性命古训辨证》。全书分三卷，上卷“大体以先秦遗文中 ‘生’、‘性’、‘令’、‘命’诸字之统计为限，并分析其含义”；中卷“疏论晚周儒家之性命说”；下卷“汉代性之二元说”和理学之地位。傅斯年1947年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按规定提交两项代表性研究成果，傅斯年提交的论著即《性命古训辨证》和《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在提交《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的简介中说：“《性命古训辨证》，此书虽若小题而牵连甚多。其上卷统计先秦西汉一切有关性命之字义，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之问题。是为本卷之特点，在中国尚为初创，其中泛论儒、墨诸家之言性与天道，引起不少哲学史上之新问题，富于刺激性。其地理及进化的观点，自为不易之论。其下卷乃将宋学之问题重新估定。”《性命古训辨证》刊印后，许多人从不同的视角给予评论。如有学者评论说：“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的研究是继承中国古代学者 ‘以辞通理’的优良传统，借鉴西方语言考据学的方法，输入发展演变的观点，辅之历史比较的方法，创立了由语言学入手治思想史的新方法。”把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视为用新学说理论研究传统学术问题的典型例证。

傅斯年1926年回国任教于中山大学不久，就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8年10月又在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长期担任所长。傅斯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基础，为中国近代学术事业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傅斯年带领学术团队运用新的学术理论进行集众式研究，完成了历史语言诸学科的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其二，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一直担任所长，在此期间他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在以后的数十年，研究所培养的人才中许多成为海峡两岸重要学术机构和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和代表人物，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三，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遵照傅斯年提出的“扩张研究的材料”的宗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努力搜求整理新材料、地下埋藏物、地上遗存古建筑、文教典籍等，这些统统被当作研究材料予以搜集整理，为历史学、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其四，开拓了广泛的学术领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遵循傅斯年所创设的原则和规范，在学术研究中致力于使用新工具、新方法研究新材料，破除了千百年来由文献到文献的传统学术研究方式，开辟了许多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