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傅斯年进行专题研究，首先要确定他的社会属性，置入其生活的时代，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给予社会角色定位。傅斯年生活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危机深重的时代，他出生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自幼便处于国家民族内忧外患之中，在世界大变革、大动荡的乱局中，列强侵扰，蚕食鲸吞中国领土，时刻妄想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国内衰乱不已，政治黑暗，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傅斯年由于特殊的社会家庭背景，在黑暗动荡的时代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1908—1919年，傅斯年先后在天津府立中学堂和北京大学接受了新式教育，尤其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剧烈的变革时期，傅斯年开始关心社会，投身新文化运动，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五四”运动爆发，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他在此期间发表的言论和社会实践活动证明，他开始探索医国救民、改造中国的方式和途径。

1919年傅斯年于北京大学毕业，随即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后转学至德国柏林大学，直至1926年年底回国。在欧洲留学的7年中，傅斯年与同时代的出国留学生一样，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学到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也看到了西方许多国家地区的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更加激发了他挽救国家危亡，振兴民族的雄心壮志。正如当时的人所评论：“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洲在一次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以及战后各国的整建与复原所作的努力，再想起远在万里以外的苦难祖国，正遭逢国内外变局的摧残！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气干云的情操。要 ‘究天人之际’、要 ‘通古今之变’、要 ‘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响彻云霄。当时，在欧陆时常往来的一批浮云游子，包括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 ‘优异分子’。”

傅斯年接受了系统的新式教育，尤其是在欧洲留学的7年，其知识结构和社会意识决定其成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他一生中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傅斯年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自己曾自我解剖说：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认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新中国”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

相对同时代的文人知识分子，傅斯年由于家庭和地域的影响，其传统士人的思想意识更浓一些，因此，将其定位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又有浓厚传统意识的知识分子”或许更准确。

知识分子是引进的概念，虽然其来源和界定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涵括，但是基本的特征和属性已经比较清晰，有学者进行概括：“所谓 ‘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在西方又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如果强调知识分子的属性，可以概括为：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对政治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基本属性而言，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的“士”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或相通之处。中国以拥有文化知识为基本特征的士人群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历经两千多年，虽然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有所变化，但基本属性没有改变，概括起来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淑世情怀，中国古代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警言，都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新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继承和凝聚了传统“士”的某些社会属性，在抗日救国和改革社会方面表现得特别强烈。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的论述：“由于政治的紊乱，近代社会缺乏知识分子参政的合适渠道，而传统知识分子 ‘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在新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政治热情受到压抑，他们只能以 ‘革命’的方式介入政治。”傅斯年是新文化运动培育的新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一生奉行科学教育救国的理念，但国家危亡，民族灾难迫使他走出书斋，为医国救民而奔走呼吁，积极参与社会和现时政治。

1942年，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志趣和理念，其中说：“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傅斯年此段表白真实表达了他对社会政治的态度，视学术研究为自己的本分，而参与社会政治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事实也确实如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严重，傅斯年开始走出书斋，投身社会，为抗日救国或从事舆论呼吁，或进行思想文化的阐释和宣传，或利用各种场合和平台讨奸御寇，为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做出了积极努力。

有人评论傅斯年的一生是在非官非学、亦官亦学之间度过的，但是纵观傅斯年的一生，虽然他关心社会工作，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积极参与社会，关心国事，为抗日救国而努力奋斗，但并不热心政治，一直奉行参政而不从政的原则，他个人的言行足以证明这一点。

傅斯年在阐释自己的社会政治理念时，特别强调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所谓自由社会主义，按照傅斯年的论述，主要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要求自由与民主，在经济领域要求经济平等，缩小贫富差距。1945年7月30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英国大选》一文，特别强调了自己的自由社会主义理念：“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其希望欧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

傅斯年始终是以自由主义身份参与社会和政治，并没有实际投身政治的意念，也始终不组党成派，从事政治活动。正如他同时代的人所评论：“他是很好的谈政治的人，而绝不是搞政治的人。……而且他的谈政治，多少是激发于一种正义，出于奋不顾身的一击。”也就是出于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不是为个人的富贵利禄，因此也就不会组党结派，培植私人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