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创办新潮社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校长时有着明确的思想，他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也就是说，教育救国，即通过改革教育，培养人才，以达到救国的目的。因此他上任之初，就决心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整顿，把当时暮气沉沉的旧式大学办成新式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为国家培养医国救民、改革社会的有用人才，改变过去北大学生视就学为做官的传统意识。蔡元培到校的第一次演说，就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办学宗旨，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指明了北大以后改革的目标。

为了打破北京大学旧有沉重的暮气，蔡元培积极引用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到北大任教，培养学术研究气氛。到任不到十天，便聘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并把当时开一代新风的《新青年》杂志也迁到北京大学。从此，北大成了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大本营和策源地。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傅斯年毅然摆脱了旧学术的羁绊，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并且成为这场运动的青年代表人物。

通过阅读《新青年》杂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关于思想解放，批判传统学风，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也给傅斯年以积极深刻的影响。而这一期间，影响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向新文化阵营转向的直接引领者是胡适。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比傅斯年大5岁，早年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1910年赴美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主要学习哲学，深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1917年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胡适主要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名学”等课程。他讲中国哲学史，一改传统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讲起的教法，大胆丢开唐虞夏商，径直从西周讲起，这种处理中国哲学史的方法，颇使哲学系的师生们震动。原先教这门课的国学大师陈汉章拿着胡适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讥笑道：“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出来个《中国哲学史大纲》，这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笑话，笑话！”一些学生也认为，胡适舍去三皇五帝不讲，这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学教授，想把他赶出北大。这个班里的学生顾颉刚听了几堂课后，觉得胡适读的书虽不如陈汉章多，但在史料的裁断上有独到之见。于是他便找来在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傅斯年，对他说：“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实际上是让傅斯年评一评胡适该不该被赶走。傅斯年认真地旁听了几堂课，对胡适的讲课风格和对内容的把握颇为佩服，他告诉哲学系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听傅斯年这么说了，那些对胡适不满的学生，也就没人再提把胡适赶出北大了。傅斯年一句话平息了一场将起未起的风波，使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堂上站稳了脚跟。

傅斯年素有求精求博的学风，他听胡适等新学者讲课，阅读《新青年》杂志后，思想受到震动，与胡适关系日趋密切。他和罗家伦等人起初旁听胡适的课，后来又经常于课后去胡适家请教问题。当时胡适仅26岁，家眷又不在北京，为人和气，没有架子，和青年学生共同语言甚多。起初，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时间一长，相互熟悉了，师生之间的隔阂消失，胡适的家便成为这批青年“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顾颉刚曾回忆说：“傅斯年本是 ‘中国文学系’ 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除受胡适的引导外，傅斯年开始从传统国学的樊笼中挣脱，还得益于阅读西方书籍。北大预科重视外语，傅斯年经过三年的认真学习，外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于是开始阅读外文原版书，从中汲取新知识。罗家伦在记述他们如饥似渴阅读外文书时的情况说：

我们在办《新潮》以前和办《新潮》的时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国书。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氏会社买几本新书，而丸善又非常内行，知道我们的味口，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书，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邮局付款提书）的办法寄来，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只得唉声叹气。我们常是交换书看，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

到了1918年秋，新文化运动的熊熊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宣传的阵地却始终只有《新青年》一种，因此，创办新的刊物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据罗家伦回忆：

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

于是傅斯年等人把办杂志提上日程，但资金没有着落，经过商议决定由徐彦之出面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交涉，希望学校能帮他们解决经费问题。然而陈独秀有所顾忌，当时新旧两派壁垒森严，对峙很严峻，陈独秀知道傅斯年是黄侃教授的得意门生，而黄侃是反对新文学最有力的，因此怀疑傅斯年是黄侃派来搞破坏的，迟迟不予答复，在《新青年》的编辑部对同仁说：“这 ‘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么？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不得已，傅斯年等人只好求助于胡适，由胡适出面向陈独秀做了解释和担保。胡适和陈独秀同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思想见解接近，且二人私人关系较好，通过胡适的交涉，资金问题总算是有了着落。陈独秀呈请蔡元培校长批准，每月从北京大学经费中拨给他们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经费问题解决后，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便着手办理具体事宜了。傅斯年和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于是约集了二十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创立了新潮社。

1918年10月13日，傅斯年等人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他们首先提出了所要创办刊物的性质，即要有“批评的精神”, “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并商定了刊物的名称，中文名称叫《新潮》，同时还有一个英文名称叫“The Renaissance”，以比于欧洲的文艺复兴。11月19日，他们又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推举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为新潮社首届职员，傅斯年任主任编辑。在《新潮》的创办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师长给予了他们大力支持。李大钊当时兼任图书馆馆长，特意从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新潮》的编辑办公室。李辛白帮助他们把印刷及发行等有关事宜办妥，胡适担任了他们的顾问。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启事说：“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还公布了首批社员名单及组织章程。

1919年1月，《新潮》第1卷第1号正式面世。傅斯年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潮〉发刊旨趣书》一文，开宗明义地论述了创办《新潮》杂志的动机、任务和特点。他指出：

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影响无量。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

同时，傅斯年把《新潮》杂志的办刊宗旨概括为：用白话文写作，发扬人性的文学反对反人性的文学；主张学术自由；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主张妇女解放，反对社会陋习和封建家族制度，强调民族独立和自决等。傅斯年在宗旨中表达了自己的志愿，即以大学为策源地介绍、宣传世界先进文化，用十年的时间，转移人心和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他在旨趣书中着重阐述了《新潮》杂志的四种社会责任：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的自觉心；鼓励群众对于学术的兴趣爱好；指出社会生活的意义以及改造社会方略；研讨修学立身之方法和途径。

《新潮》杂志一面世，广大学生便踊跃投稿，傅斯年更是积极组织稿源和亲自撰写稿件，引领风尚，他在《新潮》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哲学历史等领域，对封建的思想、伦理、道德进行了坚决的揭露与批判，对西方的思想与文化进行了积极的介绍。

广大学生的参与和宣传使《新潮》在社会上影响迅速扩大，第一期一面世便被抢购一空，以至重印到第三版，销售了13000多册。以后几期的销售也都在15000册左右。顾颉刚后来回忆说：“《新潮》出版后，销路很广，在南方的乡间都可看到。”这就对民众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新潮》“甫才出现，就打破了当时新文学革命阵营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困境”，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后人评价道：“由于他们（《新潮》——引者注）与《新青年》的 ‘师徒’ 关系，平日又过往甚密，因此《新潮》杂志所标榜的主张，与《新青年》在精神上，大体是一致的。……但在旁人看来，这个 ‘徒弟’ 由于锐气逼人，因此较 ‘师父’ 要更可怕，更是 ‘洪水猛兽’。”

正当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积极撰写文章，鼓吹“民主”与“科学”，宣扬新文化，抨击旧传统、旧道德，向传统社会意识猛烈攻击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激变，由此而引发了“五四”运动，把埋头写文章、编稿子的傅斯年拉到社会，由文化批判转变到社会批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