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四运动总指挥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中国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可是，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的正义要求，反而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中国的代表竟然同意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把此消息告诉了蔡元培。第二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西斋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牺牲中国权益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同学们听了蔡元培的讲话，都非常激动，傅斯年本来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又是山东籍的学生，想到自己饱受苦难的家乡父老，又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更有其他同学所不具有的激愤。

5月3日晚上，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一千多人的集会，并邀请了北京12所学校代表参加。《京报》社长、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首先发表演说，他感情激昂地向学生代表报告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又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及当前的形势。最后，他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会上，群情激愤，爱国学生们讨论了当前救国应采取的步骤：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和会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定于5月4日（星期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为了第二天的游行示威能够顺利进行，大会推举了20名学生代表负责组织工作，傅斯年由于在同学中间素有威望，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和游行总指挥。当晚，傅斯年等人彻夜未眠，赶做了百余面旗帜供游行队伍使用。

5月4日上午10点，被推出来的13所学校学生代表20人，由傅斯年主持，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继续开会，商讨在天安门前集会及示威游行的路线诸事宜。经过一小时的讨论，达成了共识：各校代表立刻回校集合学生，下午1点在天安门会合，然后整队去东交民巷游行，向各国使馆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规定。会后各代表回校组织学生队伍。北京大学的爱国学生在傅斯年的率领下向天安门进发，与其他院校学生会合。北京各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挥动旗帜，高举标语牌，上面写着：

“取消二十一条！”

“还我青岛！”

“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

有的标语还用英文和法文书写，有些旗帜上还画着漫画。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前作演讲、发传单。传单主要是傅斯年等人主持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向社会各界宣称：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了，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下午2点30分左右，傅斯年扛着大旗，率领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准备向各国使馆抗议示威。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美国使馆门前时，受到美国军警的阻拦，学生推举代表几经交涉，才被允许通过。学生们认为，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自由地表达爱国热忱，还要受外国使馆的阻挠、掣肘，真是奇耻大辱，这一切都是卖国贼造成的。于是，群情激愤的学生大喊：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傅斯年见学生们个个咬牙切齿，怕引起过激行为，后果无法收拾，便劝大家冷静，不要激动。但学生们义愤填膺，根本听不进去。傅斯年没有办法，便举起大旗，率学生经御河桥直奔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

在游行路上，傅斯年等人积极维持，游行队伍秩序井然，当天外国的报纸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时，数百名军警早已把胡同口封住了，经学生们爱国宣传之后，军警才允许他们进入。但曹汝霖的住宅大门紧闭，无论怎么交涉，他也不肯出来。学生愈发愤怒，他们用旗竿把曹宅沿街一排房子的房瓦挑了下来，又将摔碎的瓦片抛入院内。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匡日休首先破窗而入，傅斯年的弟弟傅斯岩等4人也相继跳入院内，把大门打开。此时，听到风声的曹汝霖早已吓得跳墙逃跑，学生们误把来曹宅做客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了一顿，并火烧了曹宅。

曹宅大火烧起来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匆忙赶到，指挥军警在现场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被捕20名、北高师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和汇文中学各1名。傅斯年因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第二天，许多学生意犹未尽，要求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并酝酿更加激烈的行动。傅斯年并不太支持，主张应把精力主要放在营救学生方面，与一位叫胡霹雳的同学发生了激烈争辩。最后两人动手打了起来，胡霹雳打坏了傅斯年的眼镜，傅斯年一怒之下，发誓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

傅斯年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开始，不再投身运动的领导与指挥，而是退居第二线，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处于对运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的状态中。

傅斯年经过观察和总结，认识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社会出现许多好的现象，好的兆头，但他没有陶醉于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萌芽阶段，因为他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有着较深刻的了解：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几次“新动机发露”的现象，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条件不具备，“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提醒人们，要总结历史教训，“厚蓄实力，不轻发泄”, 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展，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

除此之外，傅斯年对“五四”运动后民众的觉悟状况进行了冷静的观察和分析。他发现，“五四”运动由学生开其端，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工农群众成为运动的主力，由于广大工农民众的积极参与，运动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运动的发展过程给有识之士以深刻的启示，青年学生基于爱国热情发起爱国运动，但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单是青年学生参与，力量是弱小的，无力与反动势力相对抗，而最深厚的原动力在广大民众之中。傅斯年作为学生领袖，通过深入考察、潜心研究了运动的全过程，充分认识了这一点，1919年8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狗和中国人》, 9月又撰写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论述了他对民众的认识过程，他认为：中国民众过去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纯粹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只有义务，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慢慢丧失了社会责任心，他论述说：“我以为中国人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中国人所以到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人民群众无权力监督政权，参与政治，从而使专制统治者为所欲为，造成了经常性的政治黑暗，社会腐败。但是“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民众积极参与运动，取得了运动的胜利。傅斯年目睹了这一切，思想有了很大改变，认识到：如果给予教育和启发，民众能够迅速觉悟起来，成为社会改革的主力。而这种民众的觉悟和清醒，是社会进步的先声，因为民众是社会改革的主力。傅斯年进一步论述说：“自 ‘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萌芽露出了，若说这 ‘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 ‘五四’运动所以重视，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决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 ‘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先一步。”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直接的意义是促进了民众的觉悟，并开始了参与社会改革的行动，这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第一步。

同时，傅斯年通过对青年在五四运动中的行为及思想意识进行了考察与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新一代青年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号召青年学习新知识，献身社会，彻底改造社会，为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而奋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傅斯年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这部分青年充分认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兴亡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探索救国的道路，为国家独立和富强而努力奋斗，傅斯年在对五四运动的总结中特别注重这一点。傅斯年曾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对新潮社成员和广大同学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①切实地求学，②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③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9月5日，傅斯年在与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座谈时进一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解释。当芮恩施问及傅斯年等人的志向时，傅斯年回答说：“余等所志不一，然中国今日之学生，简括言之，有一共同之目的，即以学者的态度，悉心研治西洋近代的学艺，借为考究中国现日各问题之资助，求得一解决之方，而谋向上之业，又愿本自己之觉悟、知识、体力，自创一种生活，以此生活为造成新社会之资。我等敢代表大多数学生一言，将来服务中，绝不向不适时无生趣之旧社会投入，愿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务使中国大多数人得一新生活然后成中国民族之康宁，然后可与世界诸民族同浴于同一文化之流。”傅斯年一生虽没有与政治绝缘，但始终没有脱离教育界和学术界，实践了“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的理想和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