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大预科

1913年夏，傅斯年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1898）时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民国初年改名北京大学。虽然初建时以“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费”为办学方针，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纲领，但由于清王朝一直严密控制，竭力要把它办成传统国子监式的封建书院，为封建统治造就人才。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改名为北京大学，但封建势力还占据统治地位，校政腐败，校风混乱，学生成分复杂。许多学生入学不是为学习知识，而是作为升官的阶梯，学生年龄差距相当大，有些甚至是科举中了秀才、举人的，多数学生思想守旧，封建意识浓厚，还有些官僚子弟，生活奢侈腐化，挥金如土，一年要挥霍几千块银元，甚至上学携带仆人侍候自己，平时不认真学习，热衷于吃花酒、打麻将、听京戏、捧名角，社会上的腐败丑恶现象几乎都传染到了学校。傅斯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

当时北京大学的学制分为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三个级别。预科为三年，分甲乙两部。甲部重理，乙部重文。傅斯年国学根基扎实，且有志于文史研究，便欣然选择了乙部。与傅斯年同时入预科乙部学习，后来成名的学者有袁同礼、毛子水、周炳琳、沈雁冰（茅盾）、顾颉刚等人。

北京大学预科与本科当时在课程设置上并不衔接，有相对独立性，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特别重视外语，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看外文原著。傅斯年尽管在天津读书时已经开始学外语，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要在短期内精通，做到流畅、不费力地阅读外文原著，仍有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其他的功课，这使傅斯年必须努力学习，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知识。傅斯年一如既往，刻苦学习。同时，北大这个全国最高学府也为这个求知若渴的少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北大丰富的图书资料、相对优良的学习条件刺激着傅斯年努力拼搏，他如鱼儿入大海，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地游弋。

这个时期的傅斯年又高又胖，典型的山东大汉，然而因为生活条件较差，学习任务繁重，经常是小疾不离身。不过，由于他基础扎实，学习又特别勤奋，因此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的同学毛子水回忆说：“傅先生入乙部，虽身体羸弱，时常闹病，但成绩仍是全部的第一。就我现在所记到而言，当时全校学生中，似乎没有比他天资更好的。”

除了用功读书，傅斯年对课余的学术活动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意识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已经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了。1914年，他与沈沅等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会”，创办了《劝学》杂志，并请严复题写了刊名。其宗旨主要是研究修辞属文，提高文学素养。后来，又在文学会的基础上扩大为“雄辩会”，由提高修辞属文的文学素养，进而提高思辨力，规定“雄辩会”的宗旨为：修缮辞令，发展思想，提高思辨力，锻炼演讲才能。雄辩会分国文、英文两部，每部又分演讲、著述两科，傅斯年被推举为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他积极参与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组织和演讲能力，经过这个时期的锻炼，其办事能力有了一定提高。

1913年，傅斯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时期，正是全国政治动荡、封建势力在北方甚嚣尘上的时期，辛亥革命胜利，其成果被袁世凯窃取。袁氏窃国后，醉心于复辟帝制，重建封建王朝。为制造舆论，再次乞灵于孔子，提倡“读经”、“祀孔”，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下令全国“各书房、各学校教员等编纂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 “即或兼取他家，亦必择其与孔子同源之说”。总之，要把儒家学说定为“国教”，以便作为复辟的舆论工具。在这种反动思想的指导与影响下，一批传统的文人纷纷迎合，成立“孔教会”、 “尊孔会”，尊孔复古的风气大盛，各类学校在封建统治的压力下，纷纷提倡尊孔读经，而重灾区正是北京大学。傅斯年在预科乙部三年中，基本课程都是经学、词章等所谓传统的国学。国学的内容极其广泛，可以说是以经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汇，流派甚多。傅斯年对各种演说都感兴趣，漫无边际地博览，其目的是求通求博，欲览国学之全貌。傅斯年天资聪慧，学习又刻苦认真，所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使傅斯年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以后学习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