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负笈津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傅斯年离开聊城去天津求学。此次天津之行，可视为傅斯年人生的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学业与人生发展的方向。

傅斯年得以赴天津求学，受益于其父亲傅旭安早年结下的一段善缘。傅旭安出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走，跨进一家商店。商店冷冷清清，顾客很少，一个眉清目秀的学徒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通过攀谈，得知此人叫侯延塽，是东平县大羊村人，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由于酷爱读书，经常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傅旭安对侯延塽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经常在学业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光绪二十五年（1899），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由自己负责解决。在傅旭安的严格督导下，侯延塽学业进步很快，3年后适逢光绪壬寅年（1902）乡试，侯延塽一举中举；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于刑部主事。侯延塽重情义，对恩师的提携之恩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特地去龙山书院拜谒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自到恩师墓前祭拜发誓，以培养恩师的两位公子为己任，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知遇之情。

侯延塽比傅斯年大25岁，视傅斯年为子弟。在与傅斯年交谈中，侯延塽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已经读了许多书，国学已有了功底，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少年。当时正值新学潮兴之时，而聊城因运河的衰落已经走完了辉煌的历程，僻处鲁西一隅，对外界接触几乎中断。正因为如此，侯延塽认为傅斯年如长期待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于是，侯延塽产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

侯延塽返京路过天津，同几位朋友——天津《大公报》的经理英敛之、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谈到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力劝侯延塽带傅斯年到天津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于是，侯延塽又从天津返回聊城，向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同意了侯延塽的建议。

有机会到大城市求学，接受新式教育，对求知欲极强的傅斯年来说，自是兴奋异常，很愿意去天津读书。傅斯年随侯延塽到达天津后，因学校尚不到招生时间，傅斯年便暂时住在英敛之家里补习功课，生活费用由侯延塽负担，不足时，其父生前好友吴树堂等人给予接济。次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后，便搬到学校住宿，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傅斯年在天津四年半的求学时间里，系统地接受了近代新式中等教育，对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科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扩展了知识视野。

在天津求学期间，傅斯年节假日经常到英敛之家做客。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早年加入天主教，长期与洋人、传教士接触，思想比较开明，与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维新派人物，如严复、张謇、梁启超等过从甚密，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6月，创办《大公报》并任经理，渐入社会上流。英敛之非常喜欢傅斯年，每次见面，14岁的傅斯年像个小大人似地和英敛之谈论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英敛之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孩子非同一般，见解精辟，眼光独到，看问题深刻而老成。同许多关心、爱护傅斯年的师长们一样，英敛之对他寄予了厚望。英敛之的夫人爱新觉罗·淑仲出身皇族，为人随和，毫无贵妇人的架子，也非常喜欢傅斯年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她和丈夫一样，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给傅斯年讲天主教义，星期天带着他到教堂做礼拜。在英夫人的影响下，傅斯年一生虽未入教，但对教会人士印象不坏，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予帮助，这与他早年结识教会人士有直接的影响。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小傅斯年5岁，晚年曾在台湾大学任教，与傅斯年同事，他曾回忆傅斯年早年在天津读书时的情况说：

傅先生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学。当时学校尚无宿舍，他就住在我家里。那时他年龄十四岁，我才九岁。几个月以后，学校有了宿舍，他就搬进去了。可是每逢假期，他必到我家里看望。……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决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和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一种“敬而畏之”的心理。这种心理，虽然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先母是最喜欢傅大哥的，说他聪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给他讲教义，并在星期日带他进教堂。

傅斯年在天津读书期间受英敛之夫妇影响是短暂的，而对其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侯延塽。侯延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傅斯年。侯延塽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其思想并不保守，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维新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与梁启超等人关系密切。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教诲傅斯年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和社会。傅斯年对侯延塽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的确，侯延塽在傅斯年人生攀登的道路上为之构架了一个阶梯，使之在天津得以系统地接受新式教育，所学课程基本是科学基础知识，特别是能有机会阅读在家乡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和报刊杂志，大大开拓了其知识视野，为其进一步求学深造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无论傅斯年是在天津、北京大学读书，还是出国留学、归国工作，侯延塽都给予了傅斯年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傅斯年也始终以父执事之。傅斯年的同学、同事毛子水在为傅斯年写传时特别指出：“傅先生幼时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养的益处很多。就是他生平乐于帮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样亦不会没有几分影响的。”傅斯年的品格和作风，应该说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侯延塽的影响。侯延塽晚年定居济南从事公共慈善事业，傅斯年经常前去探望。抗日战争期间，侯延塽因老病留在济南，傅斯年寄钱接济，奉养终老。侯延塽与傅斯年父子两代的关系是中国传统仁义道德文化培育的典型范例，侯延塽的品格对傅斯年一生处世为人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