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学渊源
考察聊城的历史,明清时期聊城兴起的几个家族和大批官宦士绅,差不多具有几种共同的特征。《聊城县志》记载:“其人朴愿而茂,虽循习故事,惮于兴革,然无有桀黠渔食,持长吏长短者。租赋不待督,辄先期报竣,最称易治。”世风淳厚是文化发达、社会教化的结果。而淳厚的世风又陶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循吏良士。因此,这个地区“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冠,武风亦极一时之盛”。文化昌盛,其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就高,社会发展也相对健康,具体表现是孕育和培养了几个大的具有书香传统的世家大族。这几个书香世家的传承和发展,不仅代表了聊城当时的世风,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传统社会的缩影,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则凝聚着社会文化的基因,表现了深厚的区域文化的积淀。傅斯年一生的性情和品格就具有这种区域文化的特征。
传统史书将明清时期聊城的世家大族归纳为“八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任、邓、朱、傅、耿、杨诸家,这几家大都兴起于明中期以后,其中任、朱、傅都发迹于清初,杨家则在清中期兴起。几家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初始阶段,致力于研习儒家经典,经科举取得功名,进入仕途,逐步升迁,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第二,恪守儒家信条,以忠孝节义相标榜,忠君、孝亲、敬老、爱幼、和睦家族、友爱乡里。第三,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儒家文化的教育,培养子女,进行封建道统的说教,使子孙代代成为三纲八目的典型,维持家族的名誉、地位、传承。第四,由于几个家族都遵奉儒家文化,世代从科举正途出身,又多是亲民的官吏,所以各家族往往以忠正廉洁、率直敢为相标榜,各个时代都出现了一些忠臣廉吏,孝子贤士,这些人又多在家乡设立条教、制定乡规民约、表率乡里。正是由于这些优良的风俗传承,形成了聊城忠义贤良、勇敢向上的世风,造就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良义士,傅斯年家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家族。
傅斯年在填写个人履历时往往上至曾祖父傅继勋,但是他出生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曾祖父以上对傅斯年的影响都是间接的,直接影响傅斯年个性和品格的是傅斯年的祖父和父母,其中在家学方面影响傅斯年一生品行和思想作风的,主要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
傅淦,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得到贡生资格后,便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傅淦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乐善好施且极富正气,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个典型代表。
关于傅淦的记载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的资料,不过从仅有的几个事件中就能勾勒出其人品和性格。第一件事是一次傅淦外出游离,恰巧遇到两个发配充军的宦官,其中一人因患重病,恳请傅淦救治,傅拒绝曰“生平不为无鸟之人看病”。后来在另外一名宦官苦苦哀求之下,他不得已答应。病愈后,宦官赠他银两,他把银子从门中掷出,并且说:“生平不要无鸟者之钱。”之所以如此,他以为历代弊政,许多是因宦官干政而致,而清代晚期尤甚,因此痛恨宦官。由此可以看出傅淦个性中富于正气的一面。第二件事可以看出傅淦重孝义、豁达的一面。傅淦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析籍分家时,他将祖上的12座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随着人增物耗,以至难以糊口,仍毫无怨言。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违心地出外谋职以养家。此时,曾是其父傅继勋门生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了解到傅淦家的实际困难,来信让傅淦去天津一趟,打算为其谋个差事。傅淦接信后考虑再三,最终决定赴津一行。他到天津去督署见李鸿章时,适值李鸿章有紧急公务,只安排他住安徽会馆,准备处理完公务,第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兴,以为怠慢自己,次日一早便不辞而别。李鸿章第二天去安徽会馆寻他不见,才知已回山东,气得顿足叹气。又有一次,他的门生见傅家一贫如洗,馈赠20元以为接济。适逢傅淦听说邻人无钱嫁女,便悉数将钱送去,而当晚有客来访,傅家已经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了。由此可见傅淦性格孤傲、轻财重义的一面。
据记载,傅淦自傅斯年出生,就不再远出,以含饴弄孙为乐。由于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早逝,“傅淦便直接做了孙子的老师”,对其学问督导甚严,由此打下了傅斯年坚实的国学基础。傅斯年三四岁时,傅淦就开始教其识字,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儿童启蒙读物。傅斯年同乡、同学聂湘溪曾介绍傅斯年祖孙二人生活情况说:“孟真4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到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傅淦对傅斯年早年的教诲,使其一生深受影响。除了传统知识的灌输,傅淦也把传统的伦理观念、文人气节及做人的道理传给了他。傅斯年成年后经常对其弟弟傅斯岩说:“祖父生前所教我们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