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学奠基

胡适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 ‘做人训练所’ 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 ‘三岁定八十’ 是不磨的名言。”在傅斯年的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其祖父、塾师和母亲。

傅斯年幼年是在家庭完全衰败又屡遭变故中度过的，尤其是9岁时父亲去世，一家老弱失去了唯一的壮年亲人，也断绝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其生活更加窘迫。这种变故对傅斯年心理上有影响，但对其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显著，经济生活方面的重荷都由祖父和母亲苦苦支撑，他本人仍在亲人和塾师的督责下，一天到晚苦读诗书，死背儒家经传典籍。这个时期奠定了他少年时期传统国学的功底，以致他成年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对古代典籍的熟悉几乎使所有学生和同事惊羡不已。

傅斯年幼年除在祖父的督导下认真学习儒家典籍之外，六岁开始进入私塾，系统接受了传统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傅斯年不满六岁，傅淦便把他送入了私塾，并且选了当地最好的塾馆。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名叫孙达宸，是一名拔贡，学问很好，教书认真且教学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达40余人。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北街头路东，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距离，步行上学比较方便。在孙氏塾馆读了一段时间后，与傅家有世谊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因朱家离傅家更近，加上两家世交，于是傅斯年与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转入朱家塾馆就读。傅斯年放学回家后，其祖父则在家课读，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昌府和聊城县行政当局实行教育改革，书院一律改为学堂。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结束了长达4年的塾学生活，进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其实换汤不换药，学校名称虽然改变了，但教学内容却没有两样，依然是读经书，作八股。对于当时学堂学习的内容，傅斯年后来回忆说：“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今文为 ‘康梁逆党’，不得用，读经乃全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用八股时，那时学堂读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少年学生上此课时，如做梦一般。”

不论是在塾馆，还是在学堂，傅斯年的年龄都是最小的，而学习却始终是最好的。据他儿时的同窗回忆，傅斯年的记忆力非常好，大家在一起读书，他读到哪里，就能背到哪里，过目不忘，被称为神童。学生当中，朱笠升年龄最大，被称为“大学长”，但功课不是很好，一有问题就向傅斯年请教，时间久了，傅斯年便戏称他是自己的“大徒弟”。

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知识面宽博，善于属文，其作文为其他同学所不及。每次作文，先生出题之后，傅斯年略作思索，便奋笔疾书，常常一挥而就，却可得到先生的赞许。而其他同学看到题目后往往趴在书桌上苦思冥想，半天写不出几句话来，于是有些富家子弟便想投机“作弊”，他们求傅斯年代其作文，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买一个烧饼作为报酬。傅斯年自幼仗义，乐于助人，有时又碍于情面不好推却，写篇作文对他来说也不算难事，所以不管给不给烧饼，他一律慨然应诺。有时，他竟能在完成自己的作文之后，再为两位同学写出内容不相重复的作文。这种儿童把戏，自然难逃教师的慧眼。后来，每发现傅斯年代写文章并了解真相后，教师评讲作文前常戏问傅斯年：傅老大，你这次是不是又换了两个烧饼。傅斯年不好意思回答，只好投之一笑。老师自然只是开导，并不严厉处置。

傅斯年成绩的取得，并不仅靠天资，最关键的还在于他的勤奋。他平时读书有个习惯，就是不懂的字、词等总要立即记下来，以便随时向老师、祖父请教。有时身边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炎热，汗水一浸，弄得衣服上全是墨迹。知子莫若母，他母亲知道傅斯年如此只是为了学问，并非像其他小孩淘气胡闹，也只是似嗔非嗔地责备几句，压根就没有生气，以至几十年后，李夫人还常常把傅斯年的这些趣事如数家珍般地讲给别人听。

傅斯年在学堂虽然成绩优异，然而对自己爱孙寄以厚望的傅淦，总担心傅斯年入“学堂”学不到真学问，继续坚持在课余时间督导傅斯年学习儒家经典。傅斯年天资聪颖，博闻强识，在11岁时已读完了十三经，并且大部分章节能够背诵。傅斯年的学问基础虽然由祖父傅淦奠基，但其母亲的督教之功亦不可没。即使在贫困的家境下，李夫人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一切费用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绝不使兄弟二人失学，并母兼父职，督责甚严，兄弟二人如有过错，马上就会受到责罚。傅斯年一生都很敬畏母亲，即使成名以后，李夫人一旦发怒，傅斯年便长跪不起，等到母亲怒气渐消后，傅斯年才温言劝说解释。成人之后，傅斯年不管是著文还是参与政治，为人处世深受其影响，一生行为“都没有辜负太夫人的培育”。

傅斯年在聊城度过了儿童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这个时代对傅斯年个人而论，是颇为特殊的，许多影响的因素都在起作用。

其一，运河文化的孕育。明清时期聊城的世家大族多数兴起于明中期以后，傅斯年家族则发迹于清初。考其源流，首要原因是京杭大运河聊城段会通河的开通和运河文化的孕育。

自元代会通河通航，聊城便成为黄河与运河的交汇处，尤其是运河将南方的文化融汇后传到北方，与北方的地域文化相结合，大大充实和丰富了聊城区域文化的内容，运河文化在当时具有开放、融汇、功利的特点，尤其是科举文化发达，直接影响了聊城及周边地区，为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化的发达尤其是科考文化超过了北方，科考文化具有政治色彩，关乎士人群体政治生命。科考文化与北方地域文化的融合深刻影响了聊城地区，为聊城地区的文化族群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少年时期生活在聊城的傅斯年曾总结说：“山东西部在当年并不是不济的地方。有一条运河和南北大道，所以当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为当地富庶，一般工人和农民都不肯迁就地求事业，远不如东部人的精神（当时，山东东部的生计艰苦）。譬如就聊城县一地而论，聊城在当地是山东西部三大商埠之一（三埠是济宁、聊城、临清，商务在济南之上），又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 ‘八股文化中心点’，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而多怠性。”由于形成八股文化中心点，使这个地区的士人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和八股文的写作，希望靠此途径获取功名，混上一官半职。虽然傅斯年所总结的是科考文化对聊城地区影响的过程，但是就运河文化对聊城文化族群的形成和发展而言，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儒家文化的熏陶。聊城地处山东西部，从地域文化来说，传统的儒家思想对这个地区的民风、民俗、士人阶层有深刻的影响。其对聊城文化家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多数家族成员除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激励子孙上进、入仕做官维持家族的权势和地位外，还利用儒家的思想理念和礼仪规范指导家族成员行为，同时八大家族之间利用姻亲、师生、世交等方式彼此维护、共荣共辱，很少出现像基层地主那样“一山不容二虎”，彼此称霸，勾心斗角，势力倾轧，形成一强独霸的局面。互相维护，和平共荣既是文化家族的特征，也是八大家族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以傅杨两家为例：傅以渐子孙傅廷辉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开始交往，关系密切，“性情气谊，大略相同，故投契最深，无三日不过从也，如是者二十年”，杨以增将其父与傅廷辉的关系誉为“生死交”，杨以增与傅廷辉的两个儿子傅继勋、傅绳勋是“总解”终生关系密切。后来三人虽任官各地，但姻亲和童年友谊将他们牢牢联系在了一起。所谓姻亲，傅氏兄弟的母亲和杨以增的妻子具是聊城另一文化家族朱氏后裔，后傅绳勋的长女嫁给了杨以增之子杨绍和为妻，傅绳勋和杨以增成为儿女亲家。杨以增道光二十八年（1848）升任江南河州道总督，傅绳勋则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调任江苏巡抚，而傅继勋此时则在安徽任职，先后任徽州、凤阳、太平府、安庆等地知府和安徽布政使。三人同在江苏、安徽地区任职，其乡谊、姻亲、世交等都加深了两大家族的世谊，直到傅氏兄弟的曾孙傅斯年一代，两家还维持非同一般的亲谊关系。据说杨氏海源阁藏书不对外开放，管理严格，一般人难得一观，而傅斯年却可以阅读。据了解内情的人回忆：傅斯年“因为和同城的杨家有亲戚关系，驰名海内的海源阁藏书，可以任他阅览。所以在他未进入北京大学之前，他已经‘读书破万卷’ 了”，说明傅杨两家的世谊延续了一百多年。

傅斯年所处的社会环境接受的家庭品德教育，可以说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儒家文化对世人修养要求的核心理念，如忠孝节义、建功立业、忠君爱国等，对傅斯年思想的形成和一生的节操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