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代文章第一家

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出生在聊城。聊城位于鲁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华北平原上的重镇，此后一直为华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明清时期，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聊城而过，因其北通京师、南连三吴的优越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和纺织品的贸易中心。天下豪商大贾云集，“往来船舶，络绎不绝”, “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滃”，以致城内“贾寓旅舍，几不能容”。各地商人竞相在聊城内兴建会馆公所，开办商号、店铺、作坊，与本地工商业者所建交错布列，鳞次栉比，使聊城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明清两代，聊城一直为黄河北部三大商埠之一，被史家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

发达的交通，繁荣的经济，孕育出昌盛的文化。明代中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吸引着四方鸿儒，数不清的文人骚客，往返其间，游览观光，既传播了学术、交流了信息，又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东昌府进士290人，状元3人，仅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元2人。明清时期的聊城当之无愧地成为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

傅斯年所出身的聊城明清八大家族之一的傅氏，后人称为“阁老傅”。傅氏发迹于明中期，兴盛于清代初年，逐步发展成为聊城的名门望族。据傅氏族谱记载，傅斯年远祖名叫傅回，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省永丰县），明宪宗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傅回任满准备返回故乡，其夫人李氏不愿随行。傅回没有办法，便和四个儿子南归，留下三个儿子侍奉夫人，这三个儿子一人定居冠县，一人定居博平，另外一人名傅祥，定居聊城。对此，《东郡傅氏族谱》中有明确记载：“傅氏其先江西吉安之永丰人，明成化中始祖仕为冠县令，任满归，四子从南，三子留北，有讳祥者，奉母李侨居东昌，李殁城南，祥不忍去，遂占籍焉。”

当时聊城正是经济文化发展上升时期，大运河穿城东而过，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文化都在迅速发展，形成了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傅祥借重聊城的经济优势，靠经商起家。他出身官宦家庭，本人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处于浓重的八股文化环境之中，因此十分重视诗书传家，督责子孙攻读举子之业，学习八股文，每每亲自“口授章句”，并“引古人及郡先达”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建立功业，故而傅氏家族逐渐形成了诗书传家的传统，代代相继。

傅祥五传至傅以渐，终于振兴了傅氏门庭，奠定了傅氏名门望族的基础。傅以渐，字于磬，号星岩，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7岁入塾馆，曾师从于当时名儒孙兴，对义理之学造诣颇深。然而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科场舞弊成风，傅以渐直到35岁仍未考取功名。1644年，江山易姓，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为了搜罗人才，笼络士人，第二年便迫不及待地举行了入关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傅以渐投身科场，乡试中举，次年入京参加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时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授内弘文院修撰，后累次迁升，顺治十一年（1654）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为内国史院大学士。顺治十五年（1658），清仿明制改内三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为内阁，逐步确立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制，授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为示恩宠，顺治帝又封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祖父傅天荣、父亲傅恩敬俱为光禄大夫、少保加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的勋号。自此以后，聊城傅氏便荣冠当世，泽及后代，成为鲁西的名门望族。

傅以渐以后，傅氏成为典型的官宦世家，中举人、进士，为庠生、太学生者多达一百余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傅以渐四传至傅绳勋、傅继勋兄弟，这一时期是傅氏家族又一个辉煌时代。

傅绳勋字接武，号秋坪，一作秋屏，傅以渐的玄孙。傅绳勋的祖父傅永綍在浙江任官多年，以廉洁闻名，去世后家中略无积蓄。傅绳勋的父亲为养家糊口，只得凭父祖辈的关系，去河南做了个从九品的小官。傅绳勋的母亲在家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十分艰难。兄弟二人刻苦自励，学业优秀。傅绳勋很早就考中秀才，进入县学。嘉庆十八年（1813）中举人，次年考取第二甲第四十七名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任工部主事，后升员外郎、郎中，并曾任军机处行走。在任工部主事期间，曾参与编修《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任汉纂修官。道光十一年（1831），傅绳勋出任琼州府（治今海南省琼山府在镇）知府，后改调四川夔州府（治今重庆市奉节县）知府，后历任陕西潼商兵备道、浙江盐运使、广东盐运使，“时潮州府有洋人入城百姓起哄事，奉檄赴潮查办，至则以恩谊结百姓，以德威慑洋人，事得和平了结，粤人感之”。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任陕西按察使。在担任陕西按察使期间，他曾和李星沅审理过一疑案，后被传为美谈，并受到道光皇帝的嘉奖。道光二十八年（1848），傅绳勋时任江宁布政使，参与处理了上海“青浦教案”，并使教案得以平息。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傅绳勋调任江苏巡抚。在组织抗灾方面，傅绳勋在江苏灾区推广“柜田之法”，受到道光皇帝的赞许。因勤劳政事，积劳成疾，傅绳勋多次上书请求致仕，咸丰元年（1851）二月，咸丰皇帝批准了傅绳勋的申请，于是他回到了家乡聊城，多次主讲泺源书院、启文书院，年82岁卒于家。

傅继勋字述之，号玉溪，又号湘屏，傅绳勋胞弟，自幼聪明敏悟，10岁便能作文，而且写一手好字，一般人无法与之相比。道光元年（1821）, 14岁的傅继勋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生员。18岁时考取拔贡。乾隆初年规定，拔贡生选送中央后，必须参加朝考，一、二等拣选录用，三等入国子监肄业，后曾停止拣选。嘉庆七年（1802）又作出规定，各省拔贡五月必须到京，六月参加朝考，其中一、二等于保和殿复试。傅继勋朝考一等，分发安徽，初任庐江县知县，时间约在道光十年（1830）以前。道光十年（1830），任霍山县知县，道光十五年（1835）至十六年（1836），任太湖县知县。此外，他还担任过东流、歙县、合肥、望江、贵池、全椒等县知县。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后，擢升徽州（治今歙县）知府，后来又担任过凤阳知府，道光二十九年（1849）前后，任太平府（治今安徽当涂）知府，不久又调任安庆府知府。傅继勋到任不久，便参与了安徽藩库的清查，因办事得力，受到咸丰皇帝的奖励。可是，时隔不久，傅继勋被卷进了镇压太平军的战争旋涡。傅继勋因上级镇压太平军不力受牵连被免去了安庆知府的官职，仍留在安徽，继续组织力量，与太平军对抗。

当时福济任安徽巡抚，他认为傅继勋行政能力强，在安徽任职20多年，熟悉全省各地情况，于是专折密保他署理安徽布政使，兼办全省粮台。安徽战乱多年，粮饷缺乏，军士饥馑，大大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傅继勋任职后，多方筹办，兵饷转而充足，福济十分倚重他。咸丰八年（1858）六月，福济离任，翁同书继任安徽巡抚。傅继勋不再受重用，提出的建议也不予采纳。傅继勋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多年，九死一生，家人音讯全无，情绪低落之际，未免生退隐回乡之意。是年冬，傅继勋借口患病，辞去职务。当时安庆尚为太平军占据，傅继勋多年与家人失去联系，家人误以为他死于兵难。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全家老少正在他的亡灵牌位前焚香祷告，傅继勋黯然回到家中。此后，他闭门家居八年，于同治五年（1866）去世。

傅继勋有七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傅淦，便是傅斯年的祖父。然而，从此傅家也走完了官运亨通的辉煌历程而趋于衰落。傅斯年出生时，其家道进一步衰落。虽其相府宅第还巍峨壮观，其院落尚相当齐整，标志门第显赫的“相府”与“状元及第”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二重门上的御笔“圣朝元老”横书金匾、门框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依然引人注目，然而表面的气派已经无法遮掩其日趋衰败的景象，一切正如《红楼梦》所说的那样，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已。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字佰隽，号晓麓，生于同治五年（1866），自幼勤学好问，光绪二十年（1894）乡试中举，因家庭经济窘迫，遂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靠其束脩养家糊口。傅旭安知识渊博，对学生教诲有方，而且极力扶掖生活贫苦的学生，使其不因家贫而辍学，因此得到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光绪三十年（1904），傅旭安病殁于任所，终年39岁，傅斯年时年9岁，其弟傅斯岩不满1岁。傅旭安的去世，使其一家失去了支柱，也断绝了生活财源，其夫人李氏顾不上悲伤，毅然挑起了全家的重担。

李夫人闺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贤孝识大体。丈夫过世后，李夫人既要奉养年事已高的公婆，又要抚育幼年双子，其艰辛可想而知。好在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对朋友学生待之以诚，去世后，朋友学生对傅家极为关心。他们共同凑了一些钱，托其两个学生周祖澜、范玉波代存生息，维持傅家生计。弟子们感念老师恩德，每年春节前，都会派一个代表来聊城，给师母送一些春节所需的食物用品，并在聊城的商号里为傅家存一些银两以贴补来年家用。傅旭安生前友人柳堂在《复东平范实斋（中秋）等书》中曾记载：“前奉手示，知晓麓山长已归道山，涕泣之余，为郁郁不乐者累日，似此家贫、亲老、子幼，何以为生，欲代谋一善后之策而力有未逮，顷闻诸执事与夏公子溥斋同筹巨款，发当生息，有此一举，使山长老亲幼子不至冻馁，山长死已瞑目矣。山长诚有造于贵州士子，而士子之所以报之者亦厚矣哉。山长九泉能毋冥感耶。弟与山长交非泛泛，谨遵嘱，寄去赙仪百金，即祈附入生息款内，虽为数无多，集腋成裘，未始无补。”傅斯年一家五口，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能坐吃山空。尽管李夫人精打细算，百般节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难以维持。有时万不得已，李夫人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以解燃眉之急。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到了后来，房屋破旧损坏，也没钱修补。一到下雨的时候，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

傅斯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学习的。家境的贫寒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养成了他关心、同情社会下层的品德；同时，也激励着这个聪明、要强的少年奋发读书，终成一代学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