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业2.0：电气化与美利坚逆袭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电气发明。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在进一步完善电学理论的同时，科学家们开始研制发电机。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Siemens）制成发电机，1870年比利时人格拉姆（Gelam）发明电动机，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电动机的发明，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随后，电灯、电车、电钻、电焊机等电气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信手段的发明，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类跨入了工业2.0时代。电灯的发明和电力系统的应用，使美国开启了电气化时代，成了电力工业的故乡。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美国完成了“逆袭”，很快取代了英法的领先地位，以领头羊的姿态走在了全球前列。

一 美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

（一）源自英国的发展动力

英国经济的腾飞与欧洲大陆佛兰德尔地区毛纺织业的繁荣密不可分。正是由于佛兰德尔对羊毛的旺盛需求，刺激了英国养羊业及与之匹配的圈地运动的发生。事实上，美国也是如此。道格拉斯·诺斯就认为美国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英国而不是美国自身。诺斯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内战前的一段时期。诺斯认为，从1815年开始至美国内战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英国对美国的棉花的需求。

那一年，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滑铁卢正进行着一场殊死战争。战争一开始，法兰西帝国大皇帝拿破仑显然一如既往地瞧不上这个国家，因为在他看来英国根本就是一个“小店主”之国。但是这位法国英雄却没有想到，无论自己用多么强大的力量，采取什么严格的封锁措施，也难以阻挡“小店主”之国的产品涌入它要去的地方。拿破仑更不愿承认，即便是自己的军队与英国人面对面作战时，法国人身上穿的军服，也都是来自英国。事实上，在战争中，英国为参战国提供了军服、枪炮和其他产品，而整个欧洲正是这些产品的消费者。由于棉织品远比毛织品更轻、更易于打理，且更为便宜，相比较于毛织品而言，棉织品无疑是一种销售范围很广、需求量更大的商品，自此棉织品全面取代毛织品，成为当时英国的主导产业。当这场战争以拿破仑的失败告终时，英国便成了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产业大国，与巨大的市场需求相伴而来的是巨大的原料需求。作为其前殖民地的美国，无疑是其最大的原料基地。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福克纳的相关研究支撑了上述观点。在其《美国经济史》一书里，福克纳曾做过非常精彩的描述：“毫无疑问，在美洲共和国成立后头半个世纪的农业史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棉花的兴起。”在美国棉花之所以兴起的问题上，福克纳也将其归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1775年时，棉花的制造在英国被列为最低贱的国内工艺，那时，所产的棉花几乎完全是供应国内的消费。1797年时，却在大不列颠的一切工业中占了领先的地位。1809年时，为80万人提供了就业。由于制造的迅速和成本的低廉，就降低了价格和创造了人对它的需求。当时，已经可以加工任何大量的棉花，问题在于如何能获得这些原棉。”

在英国移民定居于美洲的头两个世纪里，经济生活主要是农业性的。当时的农业是以欧洲带来的简单的生产技术为基础，再加上当地印第安人的一些土法去进行，除了主要位于南部的几个较大的农场外，农业的基础是建筑在小农庄之上的。虽然各个农业单位并不能自给自足，但是，除少数几种商业性的农产品外，市场的交易量都很小。在这样一个面临着劳动力和资金短缺的简单农业基础之上，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量也不多。

更重要的是，受制于宗主国英国的刻意打压——在殖民时代，美国长期充当的是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制成品销售基地的角色。从根本上说，英国政府不愿意也不允许自己的殖民地拥有自己的工业和发达的经济。一位美国学者就曾说过：“英国人关于殖民地的概念就是‘殖民地应该为着宗主国的利益而存在，生产宗主国所需要的东西，向宗主国提供可以出售其产品的市场。'”当时英国对北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贸易顺差和大量赚取贵金属货币。例如，英国为限制和打击北美殖民地的家庭毛纺业，就曾出台《毛呢法》禁止殖民地的毛纺品在产地外销售，并向殖民地倾销纺织品。此外，英国还大量掠夺北美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虽然有时英国也会颁布一些条例，看似对北美殖民地较为“仁慈”和有利，但基本上都是为了鼓励和发展同英国经济利益有关的工业部门，这样当然不利于北美合理经济结构的建立。一位曾游历美洲的瑞典旅行家就这样写道：“为了宗主国的贸易和富强，英国便禁止各殖民地开设那些会跟英国竞争的手工工场，除了少数规定的地方外，各殖民地不得在不列颠领土之外贸易，外国人也不得和美洲各殖民地贸易。”

正是在宗主国这样的高压下，当时的美国，除了家庭工业和小工厂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直到其脱离英国，独立建国后，它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全国约有95%的人口居住于农村。但也正是这种“殖民地应该为着宗主国的利益而存在，生产宗主国所需要的东西”的定位，导致其国际贸易较大。其中，从南部地区出口的烟草就是主要的出口商品。

面对这种现实国情，独立之初，美国的开国国父们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主张排挤农业，全力发展工业。而以杰斐逊为首的一派则认为，基于美国的国情，必须依靠农业。杰斐逊的主张，后来实际上成了美国早期发展经济的一个指导原则。

可是当时的美国，却深陷烟草田正逐渐耗竭的危机中——土地只要种上三年烟草，就会异常贫瘠。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急需一种新的农作物来替代烟草，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一方面是自己有改种作物的现实压力，另一方面是英国的工厂主们在嚷着要棉花这种原料，这样一来美国人想种棉花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当时美国却被一道“瓶颈”卡住了。这一“瓶颈”并不来自英国，虽然当时因为两次美英战争，英美两国正处于敌对状态。但同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国人非常清楚，原来的祖宗之国英国不会再为难他们。因为“如果在三年内没有棉花的供应会发生怎样的结果，用不着去描述人们的猜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除了南部之外，英格兰会带着整个的文明世界一齐跌跤的。不！英国人不敢向棉花开战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列强敢于向棉花开战。棉花就是帝王”。美国人非常清楚，此时的英国非常需要他们。

当时真正困扰美国人的是一道工艺技术的难题，清除棉籽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那些为美国南部所依赖的短纤维高山地区棉花，只能十分费力地慢慢捡净。据说，当时一个黑奴平均下来每天只能捡净一磅棉花而已。

不是避而远之，而是迎难而上，巨大的市场需求驱使着美国的企业家、发明家绞尽脑汁去发明和创造，好突破这一“瓶颈”。最后，一位机械天才——康涅狄格州的埃利·惠特尼解决了这一世界难题。1793年，惠特尼发明了一种轧棉机，它的形式简单但构造却非常精巧，包括一个圆筒里面装有从金属片里凸出的齿柱。这个机器可以做到让圆筒吸进棉花纤维的同时，却可以让棉籽滤留下来。就是这样一个机器，如果用手操作，每天可以捡净棉花50磅，而如果改为水力，则每天可以捡净10000磅。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器捡的比传统方法更为干净。

惠特尼的这一发明，对美国此后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首先表现为棉花种植得以迅速推广，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不断地在增加。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开始，1800年以后，棉花的种植就传播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的东南部，并且越过了山脉而进入田纳西。当人们认识到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肥沃的冲积平原比高山地区更适宜栽种棉花之后，那些有远见的种植者就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些地带。为了获取土地，他们将之前到来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驱赶到了得克萨斯。事实上，棉花和烟草一样，很快就会让土地耗竭，于是棉花种植主们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这样一来，在棉花的刺激下，美国掀起了第一波“西进拓殖潮”。大量无人居住的土地的存在，以及疆界的不断移动，是使美国与西欧的基本经济情况形成分野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西进潮为东部大批不安定的人提供了出路，为从欧洲来的大量移民提供了安身之所。为对外贸易决定了内容和方向，也决定了美国工业的类型和位置。

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很快棉花就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商品作物，也是全国唯一的最大宗的出口货物。在轧棉机发明后1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的棉花生产量就从550万磅增加到800万磅。6年后，也就是1800年，又增加到3500万磅。到了1820年，美国的棉花产量已增加至16000万磅。到1860年，更是增加到192070万磅之巨。而在这些年间，出口棉花的价值也由1810年的6675.80万美元，增加至1860年的33357.60万美元。它在出口贸易发明所占的重要位置，说明它是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

更重要的是，美国北部也深受影响。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新兴的纺织工业受到了鼓励。而中西部地区如俄亥俄河以北的农民，也为他们的猪肉、玉米、面粉和威士忌酒找到了市场。诺斯就是这么认为的。诺斯整理出来的数据显示，美国内战前的20年间，棉花大约占美国出口总值的1/2。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人的需求直接影响着美国经济的周期变动——当英国经济处于扩张周期，而逐渐抬高了原棉的价格，并最终刺激美国的棉花种植户。这时，棉花种植户则会向东北部地区的厂商采购更多的工业品，从西北部得到更多的食品供给，这样一来整个美国经济会处于一片繁荣之中。而一旦英国经济处于紧缩周期，那么伴随着原料需求下降而来的是，美国的棉花种植户不得不减少棉花种植面积，而改种粮食作物，这样一来就势必减少对西北地区的粮食需求。同样，由于收入减少，则势必会减少对东北部工业品的需求。这样一来，美国经济也便处于全面的紧缩状态。

受英国影响，带动发展的还有食品产业。第一次工业革命正使得英国乃至整个西欧变成了具有工业文明的城市——更多的人离开农业岗位而进入工业岗位，这种变化又形成了巨大的食品需求。这种情况，在1840年英国《粮食法案》废除后尤其是如此。该法案的废除，为美国的食品进入大不列颠铺平了道路。

受此刺激，中北部各州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粮食生产区。美国有别于英国，这是一个旧有土壤耗竭就可得到大量新土地的国度——美国考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结合本国的特点，没有采取剥夺小农的圈地运动来发展资本主义农业，而是采取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实行移民垦殖，以此向西开拓疆土的办法，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鼓励在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农业。这一扩张领土移民垦殖的“西进运动”，由于允许殖民者大量占有“自由”土地，使得美国农场的规模一般大于欧洲各国。据统计，1850—1890年，美国的农村平均每个拥有土地161.5英亩。占农场总数10%的大农场更是每个平均拥有土地700英亩。而反观同期的英国，其农场的平均规模为63英亩，德国为33.5英亩，法国则更少，只有25英亩。

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度，缺的不是土地而是足够的劳动力。为了克服地多人少的困局，也为适应资本主义大农场发展的需要，美国掀起了一股农具改革的热潮。在1830—1850年，新式的钢犁代替了老旧的木犁——记住，1830年之前，木犁仍是美国这个当时农业国的主要工具，像轧棉机一样，播种机、收割机、打谷机、脱粒机和干草机也被美国人次第地发明了出来。到1860年时，美国农业机器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以收割机为例，其收割一英亩燕麦只需时21分钟。而打谷机能抵12个劳动力的工作效能，这一生产率远优于英国和法国的机器。南北战争之后，又开展科学种地：改良土壤，引进良种，使用化肥，防治病虫害，并发明了包括蒸汽动力拖拉机在内的各种农业机器。由于提高了农业生产力，19世纪美国农业总产量增长了7倍多。在19世纪初，在美国，一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往往仅够糊口。1860年时已提高到足够满足4.5个人的需求。再到1890年时已能满足于7.67个人的需求。人均粮食产量为2000斤左右。

与中北部不同，中西部其他地区则主要出产肉食。1825年之前，这个地区所能出口的少量食品乃是生羊肉、生猪肉。当时交通不便，且保鲜技术有限，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和俄亥俄州各地的农民，每年不得不将大群的牛和猪顺着公路赶到费拉德尔菲亚和巴尔的摩，然后再通过水路或陆路，辗转运往各地，再择近屠宰。除此之外，对于肉食只有腌和熏的方法可以加以保存。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该地区的商人从英国引进了罐装技术，很快，肉食装罐便成为阿勒格尼山以西各地区的一项工业，特别是辛辛那提。在1860年之前，辛辛那提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虽然从那时开始，随着“西进运动”的深入，中心在继续西迁。芝加哥由于面积的扩大，且有着优越的运输条件，再加上它接近饲养生猪的各州，因此很快就实现了赶超战略，而跃居领先的地位。在肉食工业的带动下，在这些地区，皮革用品、肥皂等与肉食相关的副产品也得到了快速的兴起和发展。全球闻名的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就于1837年创立于辛辛那提，其最初的业务就是制造肥皂。这也为辛辛那提和芝加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西进战略倒逼交通运输的革新

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美国人不断地西移、西移、西移，这就使得运输事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人民与政府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正如最初沿海的移民有赖于海洋运输去欧洲贩卖原料换取制成品的情况一样，以后成群而至的移民，也依靠河流、公路、运河和铁路去出售他们的产品。而像当时美国这样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言，所运出的商品多半是容量巨大且易于腐烂的，因此，运输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特别是那些新拓殖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方面有赖于交通运输，就是其能否存在亦取决于交通运输——他们所需的日用品能否运输过来。也正是因为此，最初新开拓的殖民地通常是位于有海港的地区或河道的两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河道两岸最好的土地都已经被人所占领，这样一来新到的移民就不得不朝着远离河道的内陆拓展了。这时陆路运输的需求就此形成了。

美国开国之初，沿海各主要城市都依靠非常简陋的道路把它们连接起来，这些道路，春季泥泞不堪，夏季灰土飞扬，冬季盖满了厚雪，行走十分不便。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供西迁的移民和皮毛商人货车行走的小路罢了。

到了18世纪90年代，由于人们向西部的迅速迁移和欧洲战争所引起美国商业空前繁荣与对外贸易的增长，美国掀起了改善陆路交通运输的高潮。带头发动修筑更好道路运动的，乃是一些私人，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司去修建收费的公路。美国第一条这种大路由费拉德尔菲亚通往兰开斯特，修筑的时间是1792—1794年，费用为45.50万美元。整条路全都铺有碎石，盖有细砂，因此在气候最坏的时节也从没有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这条公路是修筑于人口稠密区的，所以一开始便十分获利。

由于“费兰公路”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在美国全境掀起了狂热的筑路潮。在此后30多年里，各州发出了上千份筑路许可证。其中，建成的公路有数千英里。而随着收费公路修筑潮而来的是，收费桥梁也被推动了。这种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推动的投资潮，大大地改善了美国的交通运输情况。

收费公路虽然有效地改善了美国的交通运输状况，但仍然没有解决整个的问题。运输成本仍然太高。根据麦克马斯特的统计，当时一般商品的运输成本，折合每吨一百英里十美元。而同时期，从欧洲运来的货物，每吨的运输成本不过2英镑而已。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美国采用的是金银复本位制，按照当时颁布的铸币法案，一美元折合1.6038克纯金。而英国则于1816年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按照该法案，1英镑被定义为1/4盎司黄金少一点，即含7.32238克纯金。十美元对两英镑，按照当时国际通用的黄金折算，最后，在美国国内，每一百英里的运输成本居然比欧洲到美国的运输成本还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源于道路的粗劣，还在于收费公路的收费太过昂贵。以新英格兰为例，每一货车每两英里收一角二分半。

为了改善运输环境，人们在得到州政府的参与之后，也开始要求得到联邦政府的协助。正是由于联邦政府的介入，康博兰公路得以建成。这条公路经由弗吉尼亚西部的惠林，一直向西，通过俄亥俄的曾兹维尔，印第安纳州的里士满，直到伊利诺伊州的文达利亚，1833年又修到哥伦布，1852年再修到凡达利亚。直到铁路建成之时，这条长达八百三十英里的全国公路仍然是通向西部地区的主要干道之一。当时，路上常有多达24匹马拉的车子结对地行走。有时甚至晚上也可以看到盖着白色帆布，满载着商品的马车经过。此外，还有马队、驴队、牛群和猪群行走在上面。为此有人形容到，这条公路当时“热闹得像大城市里的一条大街，而不是一条经过乡村地区的公路。”

康博兰公路不仅为移民事业提供了一条大道，也降低了巴尔的摩与俄亥俄之间的交通运输成本，并且给它所经过的地区带来了繁荣。同时，由于“大西部邮车”也加速了东部和西部之间的交通，随之而来的还有互相竞争的各家运输公司的快车。这就使得运输的速率增加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

但纵使如此，公路运输的局限性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事实上斯密就曾指出过：“一辆宽轮运货马车，由两个人驾驭、八匹马拉，用大约6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将近四吨重的货物。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一艘由六个人或八个人驾驶的轮船，常常可以在伦敦和里斯两个港口之间来回运送200吨重的货物。可见，借助水运，在相同的时间内，六个人或八个人可以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由一百个人驾驭、四百匹马拉动的五十辆宽轮运货马车所能运送的同样多的货物。”斯密进而得出结论：“通过水运，为每一种产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这是单凭陆地运输办不到的。”

不知道当时的英国人是不是因为读了斯密的著作的缘故，总之，他们再次将目光从陆地运输转向了水运。然而自然水道往往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位置也常不够理想，人工运河便随着成为重要选项。1795年英格兰的布里奇沃特公爵修建的运河获得成功，随后掀起了一股模仿的热潮。在18世纪的后40年里，大不列颠有1300万英镑的资金投入其中。美国的反应比较晚，但是最后却更加疯狂。伊利运河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物。

该运河全长364英里，是连接哈德逊和伊利湖的一项伟大工程。项目由1817年开工，1825年竣工。这是一项颇具回报的投资，在伊利运河全部完成之前，它就已经取得了100万美元的收入。巨额的回报引来了无数的模仿者。旧的项目重新开张，新的项目也开始考虑。尤其是大规模资本开始投入。到1834年，包括伊利运河、宾夕法尼亚主线运河的建设，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开工，还有东部的私人运河。在这个时期建造了总计2000英里的运河。

运河的开凿和使用，最大的成绩表现在运输成本的下降上。在运河之前，吨英里的费用，即使是最好的收费公路也超过10美分，接近20美分。运河使每吨英里的费用，包括所收的过路费，下降到2.3美分。到19世纪50年代，大宗货物的平均成本为每吨英里1美分，而在无烟煤运河区甚至更少。增加货物容量是运河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1835—1859年，每条船的吨位大约从38吨增加至143吨，增加了近3倍。而降低运输成本的主要原因却在于大量涌现的运河之间的相互竞争，各运河为保持运输市场份额，降低了收费。此外，将蒸汽机作为动力引入，也大大提高了水运的效率——更为快捷。

相比于马车这样的陆路运输，水运的确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它的缺陷也同样非常明显——地理上的不可变动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于建设运河。也正是这种缺陷，很快它便受到了一种全新的运输方法的全面挑战。在制造轮船成功的同时，工程师们就想到也可以用蒸汽机引擎去推动有轮子的车子。1804年，奥利佛·伊文思就试着在他的轮船上装上了轮子，驾驶着这条船走过了费拉德尔菲亚的大街。也是同一年，一个名叫德里维斯克的英国矿山技师，首先利用瓦特的蒸汽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这是一台单一汽缸蒸汽机，能牵引5节车厢，它的时速为5—6公里。而真正的蒸汽机车即火车是由乔治·斯蒂芬森发明的。这种车因为当时使用煤炭或木柴做燃料，所以人们都叫它“火车”，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817年，斯蒂芬森决定在由自己他主持修建的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线上完全用蒸汽机车承担运输任务。但是，保守的铁路拥有者却对蒸汽机车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提出，在铁路边上固定牵引机，用拖缆来牵引火车。斯蒂芬森为了让人们充分相信火车的性能，制造出了性能良好的“火箭号”机车。当“火箭”在这条铁路上以时速15英里的速度拉着一列13吨重的火车前进时，这种卓越表现终于让怀疑者改变了态度，人们很快就看出了铁路的优点远胜于运河。

其优点主要表现在：（1）铁路的建筑费用比较低廉；（2）用铁路运输要迅速得多；（3）铁路不受季节的限制，纵使枯水季节它也同样可以运行；（4）它不太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人们可以将它铺设到全国任何地方，全国各地随时都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我们知道，当时美国人拓殖的移动方向是由东向西。但美国国内的河流与中国不同，中国多是从西向东，而美国的河流走向多半是由北向南。铁路很快就弥补了河流走向的局限——新建的铁路可以直接深入西部。这就大大地缩减了东西部之间的距离。

早于19世纪30年代，一些企业家们开始建造一些铁路线，以便把内陆的原材料运往海港。到19世纪中后期时，整个美国可谓是铁路的时代。特别是1869—1893年，美国先后建成了5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干线：1869年5月10日，联合太平洋铁路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普鲁蒙托里角接轨，正式宣告了被誉为世界铁路史上一大奇迹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动脉建成。其中，中央太平洋铁路乃由旧金山向东，自萨克拉门托东延；而联合太平洋铁路则自芝加哥向西，自艾奥瓦的康斯西尔布拉夫西延；1881年建成的圣菲、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和大西洋太平洋铁路；1883年建成的自西雅图到明尼苏达的德卢斯的北方太平洋铁路；1883年建成的由圣地亚哥到路易斯安那的施里夫波特南方太平洋铁路；还有1893年建成的自奥勒冈的波特兰到北达科他的格兰德福克斯的大北铁路。

正是得益于铁路，西部的产物获得了运输的便利。随着更多产物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销往国外，西部人的财富也随之增长，其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如此又刺激了东部的制造业的发展。此外，正是在铁路这一有效率的交通方式的促进下，原先大西洋沿岸的居民可抵达更为广阔的内地。富饶的内地地区拥有肥沃的土地，它正融合到一个地区性、专业化的整体之中。

“铁路的出现，节省了成本，从而获得了高于利率的社会收益。此类直接收益是19世纪交通运输革命中最易量化的。早于19世纪50年代末，铁路在GN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约4%，超过了前期运河的水平。由于铁路建设在19世纪50年代繁荣之前，一直平缓进行，因此其收益存在着滞后性。尽管如此，铁路的前期利润仍实现了15%的隐含投资回报率。即使政府在1860年以后不向铁路系统提供旨在于保持其营利性的补助，铁路系统也足以保证其利润。如果将测算延长至1890年，由于后期持续投资产生的可观利润，铁路业的收益率将上涨至18%。除了可喜的收益率外，铁路的另一大贡献在于绝对利润规模。整个19世纪铁路因绝对建设规模获得了可观收益并保持领先地位。由于铁路部门的产出和增长都高于总体经济水平，相对于总成本来说，1890年铁路业所节约的成本已经超过了1859年的水平。”

到19世纪90年代，一个庞大的铁路网把美国各区域联系为一个整体。随着如此廉价和快速的交通运输网的出现，一种空前之多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统一国内市场出现了。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能够依靠铁路，快速发运和接收商品。这是对于国内市场而言，而关于海外市场，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美国在农业上的这种革命，加上美国人所发明的革新的运输工业，使它们运往欧洲的小麦价格非常低廉，以致任何欧洲的农场主都不能和它竞争。”当然，这绝非唯一影响。

（三）铁路、股份制与华尔街

对于美国的铁路革命，马克思曾做过这样的评论，在美国，“不仅是因为它（铁路）终于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巨大的股份公司的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起点。总之，它的资本的集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

“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最有可能首次出现在16世纪的荷兰。作为一个法律架构，“公司”最先是用来履行特殊的公共目的，如市政当局或者海外贸易公司。其最早的形态是以合伙人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态的公司，只要能够为有限期限内的商业活动筹措资金，它就能运转得很好。但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项目的扩大和复杂化，使得像铁路这样的行业，其所需的资本数目远远超出了一大群富有合伙人的财力。为了适应新的变化，支持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新经济实体，一种名为股份公司的新制度安排也就应运而生了。

相对于合伙制企业，这种形态的公司，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永续性和有限责任。永续性方面，于传统合伙制公司而言，当一位或更多老合伙人死亡或希望解散合伙企业时，那么，也就意味着这家企业即将消亡。但与这种制度不同的是，股份制公司不会随着创始人的去世而消失，股份公司的永续性阻止了商业的被迫清盘。有限责任方面，所谓的有限责任是指股票所有者的风险仅以他在该公司的投资额为限，而与其个人财富无关。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没有无限的个人风险，就使人们作为投资者能够更加自由、更为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而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则又为天才的管理者创造了爬上公司高层的机会，并导致公司规模的扩大。

此外，由股票交易所运营的二级市场，允许公司股票和债券持有者，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将其持有的股票和债券变现。这种创新也为铁路的融资缔造了方便之门。

我们知道铁路的建设周期一般比较长，往往需要数年，乃至十数年才能建设完成，才能投入运行，因此其所需的资金量远非企业自身力所能及的。股份制公司制度和证券交易市场便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铁路公司通过这个市场，卖出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来予以融资。这种信用创造融资法运行得不坏，到1897年，单铁路业的净资本就达到了916807.20万美元，对那个时代而言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数字。也正是这一运动，在熊彼特看来，却孕育了现代华尔街。

二 铁路、软实力与工业化

（一）被铁路拖出来的工业化

当然，铁路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显然还不止于此。沃尔特·罗斯托就认为，“对于经济起飞而言，或许至关重要的是铁路的发展带动了现代煤炭、钢铁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许多国家现代基础工业部门的增长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兴修尤其是维护重要大型铁路系统的需求。”列宁则也认为“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重要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总结”。

有学者测算过铁路中铁轨、设备及维修对于铁的总需求量。这些研究表明，19世纪50年代之前，铁路的贡献很小。1840—1850年，铁路消耗的全部铁量仅占美国国内生铁产量的7%，到了1856—1860年，这一比例则开始上升。相对的增长结果更能说明问题，19世纪40年代，铁路的需求变化吸收了供给增长的17%。而50年代，这一数字则超过了100%。到1860年，轧制的铁轨占全部轧制铁产品的40%以上。铁轨厂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工厂，并且发挥着技术带头人的作用。相比较于内战后，战前的这波繁荣还仅仅只是前奏而已。1867—1891年，铁轨包揽了全年50%以上的酸性转炉钢产量。同样，设备及维护也供不应求，铁路对钢铁工业的影响可见一斑。

除钢铁外，罗斯托固执地认为，美国的机械制造业也是铁路发展的产物。只是与逐渐满足铁轨需求的钢铁生产者不同，美国的机械生产者很快就满足了铁路的全部机车、车厢的要求。1839年，美国的450辆机车中，仅117辆是从英国进口的，而且其中78辆是在1836年之前下的订单。

但菲什洛却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机械产品具有多样性，因此铁路派生出来的机械需求对机械制造业的贡献远不及其对钢铁工业的贡献重要。机械工业要迎合众多顾客，往往应顾客需求而生产。技术体现了工业发展中精密性需求，因此机械产品日益多样化。他举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1859年，机车的产值为486.69万美元，但全年美国的机械工业总产值却高达5200万美元。也就是说，铁路创造的需求不足机械工业的10%。

反倒是精密铁路维护设备的发展对机械制造业有着更大的影响。虽然南部生产的机车数量有限，但该地区的大型铁路均设有大型工厂，从事旧金属再生产、机车翻新，甚至酸性转炉钢的生产。而在西部，任一机械厂的铁路维修部门都在发挥着它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底特律、克利夫兰等城市，铁路维修厂都是设施最为完善、规模最为庞大的企业。

铁路方面，为了克服可能出现的铁路维护问题，各家铁路公司纷纷建立了相应的研发机构。同时，为降低维护成本，在总结前期开发经验的基础上，从1860年之后，各铁路公司更是安装了标准化的设备，在新的开发项目中更是贯彻了工业精神。

有了机车就必然形成能源驱动。因此，第三个受到铁路深刻影响的行业是煤炭业。在收费公路和运河时代，由于借助的都是诸如畜力、风力和水力，因此，当时的交通工具并不太需要燃料，就是汽船也只消耗很少的煤炭，但铁路却很不同。虽然在内战之前，由于美国铁路网本身有限，其对煤炭的影响也非常有限。但到19世纪末期，情况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880年开始，铁路机车就消耗了20%的煤炭产出。随着铁路网的扩大，对煤炭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随着铁路的延伸，更多的工厂也随着建立了起来，这些工厂也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为了满足这种旺盛的需求，势必影响着煤炭的开矿技术和煤炭业的结构。

铁路的影响似乎远不止于此。正如熊彼特所认为的：“其他任何事情都取决于道路，它们要么是道路创造的，要么是以道路为条件。”正是由于铁路，激发了大量其他产业。除增加了煤、钢铁、机械和以石化工业为基础的润滑油与燃料的使用外，还有成百项创新涌现，既有大的也有小的。商业则以跳跃式的速度向前发展，一大批新商品涌向全国市场。此外，由于铁路的缘故，还在整个美国创造了各种规模的新社区，从小的交叉点到巨大的新工业中心。为此，托马斯·麦克劳满怀诗意地写道：“芝加哥是铁路的一个孩子，奥马哈市、沃思堡市、丹佛和其他成千上万个小城镇也是如此。”

（二）不容忽视的软实力

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这一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就如何来衡量一国的软实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报告认为：“国家软实力的强弱，一个问题就可以反映出来，那就是除了祖国之外，你最希望生活在哪里？”因为这一问题，可以综合反映出一国在经济、知识、文化等领域对外界产生的影响。

进一步的问题是，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又到底存在着怎么一种相互的关系呢？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了一个命题，他认为“硬实力决定软实力，或者说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事实是，亨廷顿的这一观点是颇值得商榷的。

无可否认，自20世纪初以来，大量移民涌入美国（软实力），我们可将其归结为得益于美国经济和军事的崛起（硬实力）。但不要忘记的是，大量的外国移民涌入美国不只发生于这以后，事实上，这种趋势在美国独立之初就表现出来了。

打败英国殖民政府后，1789年，年轻而人口还不是很多的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当时其前景仍不明朗。但纵使如此，独立战争的胜利仍然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新国家的关注，美国享有了贫困者的安居乐土的盛誉。正是在这一盛誉下，大量的欧洲人开始涌入这个年轻的国度。

1860年发布的美国《第八届人口调查》，根据“1819年以前资料不完全的研究”所提出的初步报告做过估计，从1790—1800年，有五万名欧洲人来到了美国，从1800—1810年来到的人数约为7万人，1810—1820年年末，这一数据约为11.4万，到1832年后，这个数值开始迅猛增长，每年大约有6万人前往美国，到了1837年，增长的数字更是跳高至7.9万人。虽然，1838年由于美国经济危机，这一数值有所下降，但到1842年时，该数字更是突破了10万大关。到1854年时，由于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这一偶然因素，导致该年更是有多达43万人涌入美国。之后由于内战的原因，一度对移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由于战时所颁布的“宅地法案”再度吸引了很多欧洲人前往美国。1860年时，在美国的出生于外国的移民人数达到400万之多。而该年，全美总人口不过3100万。也就是说，排除移民二代、三代、四代不计，单纯的移民一代就高达13%。

这种人口的大量涌入，有两大现象颇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是，1860年之前，涌入美国的移民中，半数以上来自英国。要知道，1859年时美国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仍然高达64%。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当时的美国仍只是个不入流、无足轻重的农业国。而反观英国，这个当年世界的头号霸主，此时正是其全盛时期。在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看来，美国的平原只不过是英国人的玉米地，芝加哥是他们的粮仓。如果亨廷顿的“硬实力决定软实力，或者说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这一观点正确的话，那么这种人口的流向应该是美国人向英国移动才对，但正如上述数据说明的，事实却是恰好相反。

第二个现象是，这些移民者并非都是慌乱穷困，在祖国难以维持生计，而不得不逃往异国的谋生者。其中还有很多商人、机械师、熟练产业工人和矿工。福克纳根据1860年《第八届人口调查》报告做了一份统计，统计显示，1860年时生活于美国的那400万移民中：

（1）商人231852人。这其中就包括来自英格兰的摩根家族、爱尔兰的梅隆家族、德意志的库恩-罗比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法兰西的杜邦家族。这些移民的到来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1848年的大革命，使大量欧洲移民移居美国，随之而来的是滚滚而来的资本。因为在革命爆发时期移民的，多是资产阶级。这些移民总会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资本，他们又经常收到欧洲亲友的汇款和帮助，客观地成为美国吸收欧洲资本的桥梁。据统计，1839年美国共引进外资1.5亿美元，1854年达到2.22亿美元，1860年外资总数约4亿美元。这无疑成为美国工业的最具活力的新鲜血液。

（2）机械师为407524人。有美国的“制造业之父”之称的塞缪尔·斯莱特就是这些移民的典型。斯莱特（1768—1835年），生于英国德比郡。14岁起学习纺织，掌握了纺织制造的全部知识。联合王国此时是全世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它领先于世界众国前的主要因素。为了保持这种优势，英国人对工业技术如同国家机密一样，保守不泄透。为了防止科学技术外泄，1765—1789年，英国政府通过了若干法律，禁止纺织与机器方面的熟练工人迁出，也不许纺织机、图样或模型出口。但纵使如此，仍然无法阻止人们的脚步。1789年11月，塞缪尔就带着他充满于脑海的先进工业技术，不顾联合王国对熟练工人外迁的禁令，打扮成了个农场雇工，乘上了赴美国纽约的客船。1793年，塞缪尔凭借记忆，成功地复制了阿克莱特纺纱机，并拿着这些机器，于当年年底，在帕塔吉特与人合伙开设了一家全新的纺织工厂。这也是美国工厂制度的开始。英国新式纺纱机的仿制成功，使美国的棉纺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成为打响美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枪。几年以后，塞缪尔的兄弟约翰也从英国来到美国，并带来了关于克隆普顿（1753—1827年）发明的“缪尔纺纱机”的相关知识。

正是这些工程技术移民的到来，也将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从其他国家带到美国，形成了一种自然的、不花任何代价的技术引进。美国学者马尔温德·琼斯就曾指出：“美国的每一个基础工业——纺织、采矿、钢铁工业，都是靠英国工匠、工人、经理带来的技术。”这就避免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弯路，从而使美国在更新更高的科技基础上开展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3）矿工39967人，工人872317人。这些移民对美国的价值同样重要。因为正是他们的涌入，无疑为美国进行第二次产业革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除此之外，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进而导致的都市化的兴起，也为美国本身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那么，问题来了，摩根、梅隆及斯莱特兄弟为什么宁愿离开繁荣的祖国，而只身前往落后不堪的美国呢？等级制度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从政、经商甚至教书的，无一例外都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家世”背景的贵族阶级。正是这种制度，作为平民出身的摩根、梅隆和斯莱特兄弟们意识到，只要在英国乃至欧洲，他们的事业就注定要受到挫折。

而反观美国，固然没有欧洲人常常引以为荣、沾沾自喜的繁盛的封建时代，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其特殊的国情对封建制度更是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北美殖民地人烟稀少，严重缺乏劳动力，人们可以从这块土地迁移到那块土地，不可能通过封建关系把他们世世代代固定在土地上。也正是基于此，使得他们确信“一切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因此，在美国无严格的阶级划分，这里没有一成不变的农民群众，也没有抱成一团的贵族阶级，人们是自由的。在这个国度，青年人即使是水手出身，也照样可以提升当船长。这样的社会气氛促使一部分有抱负的人积极地开拓进取，因为他们懂得这个社会注重的不是血统而是能力。更重要的是，独立战争更是将英国扶植的那点脆弱的封建关系，彻底地给它予以了清除。正是因此，这是一个受封建势力和观念干扰最少的国度。它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没有封建残余的、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所以，当列宁在谈到美国的民主制度时，也不得不承认：“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匹的。”

此外，美国的落后状态也使新式工厂更易建立。在英国，生产的各阶段被划分得一清二楚，各有各的行当、行规、体制，且不可越雷池一步。英国不是没有想过简化生产，可在当时冲破保守的思想和体制比改进生产工序更艰难。而美国则是将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地方。只要能促进生产，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美国人的观念。除此之外，可信的理由可能还包括，美国政府对私人企业利润的保护。

正是受到上述文化、价值观念和制度的感召，摩根、梅隆和斯莱特兄弟们才会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的祖国，前往美国——那个当时在物质上甚至还有点蛮荒的国度。

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美国政局恢复稳定，这种趋势越发明显。1860—1900年，外来移民共14006万，其中单年移民人数超过50万的，有1881年的66.9万，1883年的60.3万，1891年的56万人。在19世纪70年代，每1000个美国人中，二代土生白人及黑人只有562人，属于一代土生白人及外国出生的白人共有436人，即占43.6%。19世纪最后20年间，外来移民中男性占75%，其中83%的移民年龄在14—45岁。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移民多来自英国等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最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也最高，因此，来自这一地区的移民多为工人，都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相关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观点：1870年，在采矿部门工人中，移民占63.3%；冶铁和炼钢工业部门工人中，移民占43.4%；铁路工人中，移民占38.6%；纺织工业部门中，移民占37.6%。也正是这种职业结构，此时的移民出现另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更多地朝着城镇集中。1900年时，人口规模超过2500人以上的城镇中，外来移民就占到总人口数的66.3%。

如此一来，美国通过软实力——与生俱来的文化和价值感召力，就将工业革命爆发所需的基础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都轻松解决了。除此之外，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进而导致的都市化的兴起，也为美国本身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为此，马克思在1882年就指出：“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农业的生产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得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列宁在谈到西欧人移民的影响时也说：“美国在输入工人的国家占首位”，他们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是绝对必需的”。

（三）培育人才、提倡科学、保护专利

虽然，在软实力的感召下，美国吸引了全球各地特别是西欧发达国家的大量人才，但它仍然将国内人才的培养放在了一个异常重要的位置。独立之初，本来百废待兴，但美国政府却明确提出“教育决定一切”，以此激励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邦联政府在1781—1789年，制定条例、规划学区，拨给土地作为办学基金，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的同时，鼓励私人和教会办学。

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已开始着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了。首先，增加教育投资，实行公立与私立办学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加快教育的发展。其次，加强基础教育，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制，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为国家工业产业化培养得心应手的劳动技术大军。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1862年，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Morrill Land-Grant Act），这于美国高等教育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该法案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参议院和众议院人数的多少分配给各州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各州则将这类土地的出售或投资所得，在5年内至少建立一所“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业有关的知识”的学院，这类学校又被称为赠地大学。根据法案第40条，这些大学的宗旨在于教授农学、军事战术和机械工艺，不排斥古典教育，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使得劳工阶级子弟能获得实用的大学教育。爱荷华州是第一个批准《莫雷尔法案》的州，爱荷华州立大学成为第一所指定的赠地大学。第一个新成立的赠地大学是堪萨斯州立大学，成立于1863年2月16日。最古老的赠地大学是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成立于1766年。成立于1855年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被称为赠地大学先驱，是其后赠地大学效仿的对象。《莫雷尔法案》奠定现今美国高等教育基础，知名公私立大学如宾州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渡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阿拉巴马大学等都受惠于此制度而成立。赠地大学的发展为美国职业技术，尤其是农工业职业技术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它对美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得益于上述措施，到1900年，全美已有4.5万名工程师，当年在校大学生也达到了23万余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有31.4个大学生，而德国每万人口中为8.3个，法国为7.6个，英国则只有6个，均大大落后于美国。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美国科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此一时期，各种学术团体纷纷建立，范围涵括土木、采矿、冶金、机械电力、化学……这些学术团体纷纷出版学术文集，刊印研究成果，从此美国科学研究由科学家个人自由研究活动时期，进入有组织的集体研究的新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成立了农业部和国家科学院，建立科学实验室，开展对农业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政府还为各州大学提供科学实验基金，许多大学成为全国和各州的科学研究和生产技术指导中心，对推动新技术革命起了关键的作用。私人公司也毫不示弱，纷纷设立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以此来革新生产技术。这些举措，无疑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变革。

除此之外，被人们普遍视为推动美国科学技术进步与变革的重要举措的是专利保护。这是一项被美国政府视为与教育事业同等重要的大事，美国第一届国会便通过了《专利法案》。法案规定，发明者享有其著作或发明产品的专利权，发明者在一定时间（一般规定为十七年）内可利用或出售自己的著作版权和发明权而获得经济收益。受法案的刺激，一时间广大科技人员、机械师、技工……都加入到了创造发明的浪潮中，因此使美国成为一个科学技术进步最快的国家。

三 “落后之国”的全面逆袭

这其中，有一个叫乔治·威斯汀豪斯的年轻人，于1868年发明了铁路空气制动，使机车行驶更快捷也更安全。凭着这项专利，这位年轻人后来成立了大名鼎鼎的西屋公司。另一个叫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的苏格兰裔美国人，则拿着他获得的世界上第一台可用的电话机的专利权，创建了贝尔电话公司。还有一个叫托马斯·爱迪生的年轻人则发明了电灯，他后来也用这个专利创办了通用电气公司。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发明。为此，有人问：“爱迪生先生，你是如何看待电的？”爱迪生的回答是：“今晚，美国总统正在我的灯下阅读，医院正在电灯的照亮下进行手术，全世界有数百万的人在电灯下读书和生活，这非常重要。”

伴随着电灯的广泛使用，不仅点亮了人们的生活，也造成对电力的需求大增，于是有了法国人马·德普勒关于远距离送电技术的发明。爱迪生则在此基础上，建成了第一座火力发电站，将输电线路结成了网络。这是一项非凡的发明，取得了电力技术的突破之后，美国的科学技术从此彻底摆脱了对西欧的依赖，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自第一座电站的建成到1917年，美国全国仅公用电站就有4364座，总发电量438亿度，美国电力工业产业跃居世界第一位。大型火力和水力发电站的建立，不但为照明提供了光源，而且为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和能源。1914—1927年在制造业中使用的电力由占动力总量的39%提高到78%，电力迅速取代蒸汽动力在工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电气技术的兴起，第二次产业革命全面爆发。

事实上，这场革命仍是在英国开始萌发的。1820年，丹麦物理学家、化学家汉斯·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他的这一发现很快就受到科学界的普遍关注。1821年，英国《哲学年鉴》的主编约请煤矿安全灯的发明者、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撰写一篇文章，评述自奥斯特的发现以来电磁学实验的理论发展概况。但他却把这一工作交给了法拉第。法拉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电磁现象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并开始转向电磁学的研究。经过近10年的不断实验，到1831年法拉第终于用实验揭开了电磁感应定律。法拉第的这个发现扫清了探索电磁本质道路上的拦路虎，开通了在电池之外大量产生电流的新道路。根据这个实验，1831年10月28日法拉第发明了圆盘发电机。这个圆盘发电机，结构虽然简单，但它却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一个发电机。现代世界上产生电力的发电机就是从它开始的。

同时，英国的传统产业（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由英国称霸的产业，如纺织、炼铁等）优势并未丧失，只不过，固守优势近乎本能，英国也不能免俗。既然现有的纺织品和煤炭、钢铁工业已经能让英国资本家们迅速赚钱，自然不会像美、德那样把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向新兴产业。对手快步地走向产业革命2.0，而你却优哉游哉慢慢吞吞地走向产业革命1.5，英国的绝对优势日渐丧失也就不可避免。而与美国同时起步的德国，受制于国土和人口，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且其外部环境也较美国更为复杂。这样一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权便从英国和德国人手中转移到了美国人手里。

美国主导的这场革命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马克思就曾感慨道：“现在，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当然是美国。”“在英国需要整整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恩格斯则于1882年时更是大胆预言道：“美国在20年之后，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

事实上，恩格斯的预言仍然保守了。依靠雄厚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产业基础，美国人比恩格斯的预言提前了8年，于1894年，全面超过了在此前两个世纪里一直走在前面的欧洲强国。这一年，美国的工业产业总产值是英国的2倍，相当于欧洲各国总和的一半，已然跃居世界之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这一年，距离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仅仅118年，距离这片新大陆被发现也只有400年。

更为重要的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更为快速和持久。例如，大约1770—1913年，英国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2%。而美国则是4.1%。正是英国和美国增长率的差异，后来对两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74年，英国的名义GNP几乎是美国的3倍；1840年仅仅只是美国的1.5倍了。然而到1913年，整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实际GDP只占美国实际GDP的41%。“一战”开始之前，美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国，年总产值大于欧洲三强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

1915年，列宁在研究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以后，不得不感叹道：“无论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或者就已经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来说，无论就十分多样化的自然条件而使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土地面积的广大来说，或者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