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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业1.0：蒸汽化与不列颠辉煌

马克思考察英国经济发展时，曾专门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蒸汽机的作用：“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机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机械化时代的标志，加速了工业革命、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因为随着蒸汽机毫不留情地取代手工操作，传统的手工工场模式再也无法满足需要，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管理，提高效率，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成为最主要组织形式，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恬静生活被打破。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人类社会跨入了全新的工业1.0时代，英国亦由此铸就了全球经济大国的百年辉煌。

一 机器革命时期的英格兰前夜

（一）失败之国的人口逆袭

正如约翰·盖伊所描述的，于1485年亨利七世成为英格兰国王都铎王朝正式建立之前，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与其隔海相望的法国相比，当时的英国可谓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之国。这主要表现为这个国家的社会闭塞、经济发展极度缓慢上。在封建社会，无论是东方世界抑或是西方世界，人口的增长都是评价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亚当·斯密就曾明确地指出：“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在这方面，当时英国表现无疑是非常糟糕的。

在黑死病流行前夕，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内的英国的总人口数大约为四五百万。到1377年前，由于瘟疫不断，英国的人口快速下降到250万。此后则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根据赖内和斯科菲尔德合著的《1541年至1871年的英国人口史》所掌握的数据显示，直到1541年时，英格兰的总人口数亦不过277万而已，虽然这一时期英格兰的人口得到快速增长。但即使如此，到1551年时，这个数值仍然不过区区301万而已。其人口总数仍只相当于当时法国总人口数1700万的18%，西班牙总人口数900万的33%，意大利总人口数1100万的27%，德意志总人口数1200万的25%。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的战争，特别是1337—1453年英国和法国为领土扩张和王位争夺而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场断断续续时间长度达116年的战争，以及黑死病这一疫病的双重打击下，英国的经济都大受创伤。当然，将这种局面的出现全部归因为战争，显然也有失客观。原因很简单，这场战争的另一方——法国与英国一样，同样受着战争和黑死病的双重打击，但为什么法国却仍能从容应对呢？恰当的理由或许是这一时期里英国历代统治者的无能，及由此造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这点于黑死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与同时期的法国、德意志、瑞典和一些意大利城邦国家相比，其在治愈黑死病的侵害方面表现得尤其糟糕。

简而言之，这时的英国人口稀少、经济萧条，真可谓民疲国穷。不要说于整个世界，单是对于西欧而言，当时的它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无足轻重。

都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亨利八世的统治，于英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由此之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开始出现较为快速的增长。到1601年时，英格兰的总人口数已经达到了410万。与此同时，作为除英格兰之外的当时英国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威尔士，其人口数也从1500年的21万左右上升至1603年的38万。再过近80年，即1680年时，英国的总人口数达到了490万。虽然这时的英国与欧洲其他大国相比，人口仍然稀少，仍只是当时法国总人口数2190万的22%，意大利、德意志总人口数1200万的40.8%。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的是，于1551—1680年这130年时间里，英国人口发展虽然缓慢，但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而言仍然是最快的。

当时英国人口增长了60%以上，而西欧头号大国法国的人口却只增长了29%，意大利增长了9%，德意志则不增不减基本持平，而西班牙则不但不增长，反倒减少了6%。欧洲大陆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莫过于荷兰，但其增长率也只是54%。当时整个西欧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18%，英国的增长速度超过西欧平均速度的三倍多。

这种缓慢增长的态势一直维持到18世纪中期。1751年于英国的人口史而言无疑是又一个重要节点，这之后英国的人口增长开始起飞。1751年时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内的英国，其总人口数为614万。仅仅10年时间，到1761年时这一数值立马上升至656.9万。又过10年，这一数值已上升至707.2万。到1821年时，英国全国总人口已达到1210.6万。也就是说，于1751—1821年这短短70年里，英国人口增长了几乎1倍。反观同期的欧洲其他国家，于1750—1800年，昔日大国法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仅为19%。意大利稍高，但也只达到26%而已。而荷兰则更低，其人口增速仅仅达到10%。就是于整个世界，这50年里其增速亦不过21%。

此后，这种增长速度仍然得到了保持。1831年，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内的传统英国地区总人口数为1389.7万，1841年为1591万，1851年为1792.8万，1861年为2006.6万，1871年为2271万，1901年为3252.8万。如果再将新合并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加在一起，那么整个联合王国人口的增长，1831年为2402.9万，1841年为2673.1万，1851年为2739.1万，1861年为2892.7万，1871年为3148.5万，1901年则达4145.9万。再反观同期的欧洲其他国家，1820年，荷兰的总人口为200万，到1900年时，该国总人口增长至510万。意大利，1820年时为1840万，1900年时为3250万。西班牙，1820年时为1400万，1900年时为3250万。法国，1820年时为3050万，到1900年时，该数值为3850万。在这种于当时不仅在英国人口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人口史上也是罕见的增速面前，英国在总人口数方面彻底逆袭。

伴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是劳动力和社会需求的同步增长，这无疑刺激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过程。除此之外，诚如盖伊所说的，人口的增长还促进了英国城市和贸易的复兴与发展，引起了住房革命。更重要的是，“使得英国人尤其是首都伦敦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有力地促进了英国人民的新的、激动人心的世界观的形成，尤其是促进了从宗教改革思想和加尔文宗教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的发展。”

人口的快速增长，无不与农业技术的革命及由此形成的食物的增加密不可分，英国也不例外。

（二）圈地运动与农业革命

英国农业革命又与其土地制度的变革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以研究美国民主而闻名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英国行记》一书里就曾指出，“英国人仍然深受老一套教条的束缚，其实这些东西最不容易引起争议，也就是说大地产制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托克维尔的观点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研究的有力支持。

麦迪森比较了中国和欧洲从公元1世纪到18世纪的经济走势后发现：以1990年美元估价的人均GDP，在1世纪到10世纪，欧洲为550美元，中国只有450美元。这种位势直到宋朝建立时才发生明显改变，当时中国仍维持在450美元，而欧洲则下降到422美元。300多年后即公元1300年，欧洲经济结束长期停滞状态，表现出增长态势，但同期的中国表现更为强劲，当时欧洲的人均GDP提高至576美元，中国则高于600美元。这种位势直到康乾盛世时期的1700年时，才再次发生位移。当时的中国经济仍维持在1300年时的水平，但此时的欧洲人均GDP则提高至924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呢？事实上，这种现象的背后跟土地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经济自由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公元5世纪，欧洲步入中世纪，在这一时期大片未耕土地被个别家族吞并，且在长子继承法下，排除了将这些土地重新分割的可能。动乱年代，大领主们忙于捍卫领地，或盘算着扩大自己的管辖权和势力范围，没有闲暇去顾及土地的耕作和改良。大领主下面占有土地的人全都是可以随意被大领主退佃的佃户，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这种制度，阻止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不能拥有财产的人而言，正如亚当·斯密所说“除了吃得尽可能多，劳动得尽可能少之外，再没有其他利益可言”。没有劳动积极性，没有竞争，社会增长自然会停滞不前，这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典型特征。中世纪的英国也不例外。在一个农业社会，低水平的产出，决定了其可承载的人口必然有限。

这一切随着一场运动的到来而逐步改变，这场运动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从圈地的内容来看，这场运动又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条田的自愿置换为主要内容的圈地阶段，第二阶段是以抢占公地为主要内容的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对其他小土地主、农民土地的兼并为主要内容的阶段。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阶段。要提到这场运动，则不得不要追溯到日耳曼人入侵英格兰说起。占领英国后，作为占领者的日耳曼人自然地也将它的很多理念带入了这个国度，譬如：公平。基于平等原则的考量，日耳曼人对当时英国的土地予以了重新分配。我们知道土地有肥有瘦、有远有近、有干有湿，可谓是各个不同。正是因此，日耳曼人为了公平起见，于是给每个人一小块肥的、一小块瘦的，一小块远的、一小块近的，一块干的、一块湿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几块小土地，且散落于各处，而不是连在一起，这样分散的小块土地，被称为条田。这种制度固然有利于公平，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分散的土地显然不利于个人耕种，也不利于大量机械设备的推广和应用。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就曾指出，这种土地制度“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正是这种制度导致当时英国的生产力的落后、农业产业效率的低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3世纪时人们开始通过互相协商对换或买卖的方式，以便于土地的集中，这就是最早的圈地运动。当时的圈地完全是自发自愿的。

第二阶段是对公荒地的圈占。包括英国在内的当时的欧洲，与我国周朝时期的体制是相近的。那时候的英国，领主占有他管辖区域内的土地，除了各级领主自己经营的土地外，其他土地给农民租种，成为农民的份地。这两种土地之外还有一些公用地和森林沼泽等荒地，这些公地和荒地法律上当然也是领主的，但实际上是公用的或无主的。当大块的土地紧缺时，大家就打上了这些公地和荒地的主意，领主或佃农都有圈占为己用的行为，在土地不缺的地方，这种占用也相安无事，但是在一些土地紧缺的地方，就不能随意占了，佃农和领主们就要互相协议，比如领主要占一块，就给佃农一些补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数就这样通过协议，在王室和领主的法律框架内圈占了，但也有少数补偿不到位或者不补偿就强占的，引起了暴力冲突。这一时期的圈地运动颇有春秋战国时期废井田开阡陌的神韵。随着土地的集中，大土地主也越发肯在他的土地上进行投入，这些投入包括耕地的改良，更能提高生产率的农具的发明创造、品种的培育，以及管理和作业方式、方法的改进。结果是，从1750年开始，各大农场的粮食产量明显有了大幅提高。艾伦据此认为：“这也就反映出圈地建立大型农场对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在议会主导下的圈地运动遂一发不可收拾。”

第三阶段则始于15世纪。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但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贸易的扩大，与英国只有一海之隔的欧洲大陆西北角的佛兰德尔地区毛纺织业突然繁盛起来，并形成了当时西欧的工业中心。由于佛兰德尔地区毛纺织业的繁盛，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这时，西欧大陆自身的羊毛产量已远不足以应对这种需求，于是羊毛订单就像雪片一样飞向了作为传统养羊大国的英国，这就使英国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这时的英国，除了要满足国内的需要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求。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而养羊则需要大片成片的土地。在该阶段的初期，贵族们延续了第二阶段的路径，仍以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为目标。他们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当这些土地仍然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以此将这些土地变成养羊的牧场。

最初，这些受剥夺的农村居民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和流浪者。但随着养羊贵族原始资本和纺织技术积累的完成，那些随之逐步资本家化的英国贵族们，开始不满足于单纯的羊毛这一原材料的生产和出口，为了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他们开始逐步涉足毛纺织，虽然那时还只能算得是工场手工业而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壮大，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于是，这些人口便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并重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他们中的一些人带着从土地转让中获得的一些微薄的资本，投身于工业生产，从而加入了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队伍。更多的人则违心地摆脱陈旧的传统习气，为了生存不得不受雇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东西可提供。从而形成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大军。更为重要的是，“圈地运动使得小农转化为了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的建立和扩大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必要前提。”

（三）英西海战与商业霸权的确立

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一大批农业资本家和新贵族产生了。他们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充满了朝气和冒险精神，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正是得益于他们，推进了英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并进而为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圈地给工业提供了必需的自由劳动力，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开拓了国内市场，英国的工场手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给英国提出了需要更为广阔市场和更多商品需求供应地的内在要求。克莱门特·亚当斯（Clement Adams）就曾这样写道：“我们的商人发现英国的日用品和小商品在本国的城市和乡镇中只有很小的需求，在我们周围，这些曾经对我们来说很陌生而新奇并且渴望得到的小商品，现在却司空见惯到我们经常会忽略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价格在下降。虽然我们出口时自付运费到外国的港口，但是进口时所有的外国商品都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而且商品的价格也有相当大幅度的提升，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勇敢的伦敦市民决心进行一场新奇而又充满危险的神秘探险。”托马斯·爱德（Thomas Edge）也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开拓出新的市场，而单靠业已饱和的国内市场，“这个王国的经济必然会停滞不前，且还将逐渐衰退”。

由于新航路的发现，当时整个世界格局已然改变：商业贸易开始由原来的地区性演变为全球性，由原来的陆路转为海路。欧洲的商贸中心也由原来的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伴随着这个全球市场出现的是，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也变得更为广泛和更为残酷。于当时而言，一国要想夺得商业霸权、获得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和产品供应地，就必须争夺殖民霸权，而要想维护其殖民霸权就必须获得海上霸权。也就是说，在当时谁赢得了海洋，也就意味着谁就赢得了全球市场。

近代最先进行新航路发现，争夺和建立商业霸权、殖民霸权和海上霸权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了解决两国的争端，1493年5月4日，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以基督教代理人的身份，拿起地球仪，像切苹果一样，以子午线为界将整个世界所有尚未发现的民族、国家、岛屿和海洋划给了这两个国家。其中，葡萄牙将独霸东半球而西班牙则独霸西半球。然而令教皇颇为沮丧的是，这条子午线并未使西班牙与葡萄牙的争霸停止。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财富，正经由不断地发现和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和国家而不可思议地增长着，这种财富效应严重地激起了荷兰人、法国人，当然还有英国人的欲望。在这个国度，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府，都想借由发展海洋贸易来获取财富开拓市场。但他们也非常清楚，一旦他们介入海上贸易则无异于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那里虎口夺食。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与对手之间实力的差距。于当时的英国而言，北方是唯一可以让他们自由出入的地方，原因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势力尚未到达过这些地区，也因此在这里英国同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政治纠纷的畏惧。为了避开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正面冲突，1553年，英国人维罗毕和钱德勒率领探险队伍朝北向东挺进，他们试图探出一条可以通往东方的航路，以此摆脱葡萄牙人的影响开拓出一条通往东方的财富之路：在开创出一个新的和直接的黄金、香料的供应地的同时，还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市场。最后，船队却懵懵懂懂地闯进了莫斯科，随后组建了莫斯科公司，并派驻代理展开跨国贸易。然而令英国人失望的是，俄罗斯人与东方国家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条畅通的东西方国际商业贸易的通道，而北方航路也有其自身的让人想止步的困难，那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包括不宜居住的气候，漫长的冬季，尤其是冰雪和薄雾使让人兴奋的航海充满生命的冒险。更进一步说，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向北航行是任何人都不想实行的。因此，这一航路被他们视为了一个人类不能贸易的地方。这就使得英国人不得不重新折回大西洋。此时，葡萄牙已为西班牙所吞并，整个世界海上贸易实质上已被西班牙所独占。英国人的折回，使得其与西班牙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英国人更认定，商业上的敌人必然也是政治上的对手。英西之间的海上争霸由此拉开序幕。

1562年，霍尔金斯率领船队来到西部非洲。他带领全副武装的英国人深入非洲内陆，像抓捕动物一样，抓走了大批黑人。霍尔金斯将这些被抓捕来的黑人带到新大陆，以高价出售给那些殖民地缺乏劳动力的农场主。因为这个，霍尔金斯发了一笔横财。在回国时，他又运回一整船的甜酒，这样一来他又在英国卖了个好价钱。当时英国的统治者伊丽莎白一世看到这种生意有利可图，于是不惜重金入股。在女王的鼓励和支持下，霍尔金斯更加有恃无恐。英国人开创的贩奴贸易，对西班牙海外贸易霸权构成了挑战。西班牙的统治者坚决反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商贸往来。为此，于1567年它甚至对英国贩奴船发动了袭击。作为报复，英国人不仅没收了西班牙运送饷银的船只，还开始了有组织地针对西班牙人的海盗掠夺。据统计，英国的海盗劫掠，使得西班牙每年的损失超过300万杜卡特。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终于于1588年达到了顶点。

1588年7月7日，大西洋的海流与此前任何一个夏季一样，波涛汹涌。这一天，130艘战船、8000名水手和两万名士兵从西班牙起航，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拥有一个显赫的名号——无敌舰队。强大的西班牙帝国在它的护卫下，已经称霸了半个多世纪。无敌舰队此行的目的是控制英吉利海峡，教训那个不知天高地厚屡屡挑战其利益的英国。面对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西班牙，英国人心里其实也没有底。一开始伊丽莎白一世试图通过谈判来化解危机，但遭到了西班牙人的断然拒绝。因为在西班牙人看来，依靠人多、船大的优势，他们完全有能力将那些由海盗们临时拼凑而成的英国舰队一举歼灭。但没有想到，英国舰队虽然规模小，但它拥有更先进的火炮，再加上海盗们惯有的灵活机动的特点，在战争当中反而占据了优势。几天激战之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打得一半沉入海底，一半逃回了伊比利时。英国在这场海战中的胜利，是一次以弱胜强的胜利，它让长期处在欧洲主流文明之外的英国，第一次以强国的姿态向欧洲大陆发出了声音，并迅速取代昔日霸主西班牙进入世界海洋霸权和商业霸权的中心。随着霸权的确立，也就意味着英国人获得了更多适合英国人需求的商品的供应地，也为英国产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样一来，各种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二 拿来主义、煤炭与高工资模式

（一）拿来主义的技术模仿

从事后推论来看我们都知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正因为它的崛起，迫使整个世界不得不追随着它的步伐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引领了当时世界的潮流，打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度，却是一个十足的“拿来主义者”。英国的崛起之路并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创造，而是大胆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成果之路。

正如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里所做的记述，就连英国人捕制青鱼这种技能都是从荷兰人那里学来的，而捕鲸则是从比斯开湾沿岸居民那里学来的。当大批的新教徒技工被腓力二世与路易十四分别从比利时与法国逐出后，英国人更是如获至宝，将这些流亡者奉若上宾。也正是得益于英国人的这种恭敬，这些流亡者的才智和手艺使得英国在工艺上、工业资本上获得了无可计量的增益。英国精细呢绒的制造，麻布、玻璃、纸张、帽子、绸缎、钟表等工业技术上的改进，以及一部分五金工业的建立，都是靠这些人而获得实现的。在李斯特看来，“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岛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予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小心周到。任何一种工业，靠勤奋、技术和节约，不久总有所成就，总是有利可图的。譬如，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即公元17世纪初叶，英国所制毛织品的绝大部分总是在未加工状态下运到大洋彼岸的佛兰德尔，然后在那里加以染色、整理的。但英国人正是凭借上述精神，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二任国王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其呢绒加工技术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境地，从此国外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就几乎不再输入英国，而英国输出的毛织品则全部是经过染色并精细加工的。

这一产业优势的确立，使得英国得以将汉萨同盟逐出俄罗斯、瑞典、挪威和丹麦市场，使它在与地中海东部各国及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中获得了其中最丰富的果实。事实上，正是凭着这种拿来主义精神，除从佛兰德尔习得的毛纺织业获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样的成就之外，英国人在玻璃制造、地毯织造和染色等领域也表现得同样的出类拔萃。长久以来威尼斯在玻璃制造技术上拥有毋庸置疑的技术垄断地位，但随着玻璃制造技术传入英国，没有多久，昔日的霸主不得不甘拜下风。同样，地毯织造与染色的技术长期为波斯人所垄断，但随着地毯织造和染色技术传入英国，没有多久波斯人也终于不得不告放弃。对手一个个地被击败，意味着的是更多的订单，这样一来以手工工场为支撑的生产能力变得捉襟见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也写道：“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能再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羊毛工业只是英国各业中的一个主干，以其为核心，促进了汇聚在它周围的一个涉及面非常庞大、行业非常广泛的产业群的发展。譬如下游的航海业、造船业，譬如上游的纺织机械设备制造业、能源开采业……也就是说，英国人通过拿来主义将羊毛工业打造成了英国工商业得以积极发展的基础。

（二）作为廉价能源的煤炭

当然，仅仅只是完善的羊毛产业并不足以解释英国的产业革命，原因很简单，在通过拿来主义将羊毛产业引入英国之前，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佛兰德尔地区的羊毛工业就已经非常繁荣发达了，它同样也刺激着该地区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但为什么佛兰德尔地区却并没有因此而爆发产业革命呢？《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一书作者、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所给出的解释是，在产业革命爆发这事上，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乃是能源。事实上早于1738年，也就是产业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学者梯奎特（Ticquet）就曾指出：“煤炭是支撑英国人创造财富和成就繁荣的最强有力的后盾之一，而且也是推动英国制造业日趋兴盛的重要保障。”杰文（Jevon）显然也持有这一观点，在其1865年出版的巨著——《煤炭问题》一书里，他也认为“英国工业之所以能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靠的就是取之不竭的煤炭资源”。到1932年时，约翰·内夫在其经典名著《英国煤炭工业的兴起》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杰文的上述观点。而威尔金森（Wilkinson）于1973年出版的著作中更是明确指出，如果从生态史的角度追寻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这并不困难。在他看来，引发变革的最早的一项激励因素来自能源短缺造成的困境。集中表现在，于当时充当燃料的木材的产量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在一个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资源的消耗量因人口的增长而不断增加，而既有经济体制则力图通过自身的持续扩张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资源消耗量。最终，煤炭成了解救上述困境的灵丹妙药，也为工业革命登场创造了条件。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Pomeranz）在他的那本著名的著作《大分流》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英国洲能够在19世纪迅速超过中国的原因需要从煤炭这一外生的因素中寻找答案。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结论是那么的高度一致，那就是英国之所以能够充当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英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在当时这是英国独有的一项自然禀赋。

上述结论似有过于绝对的嫌疑，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里曾强调的：“绝大多数历史事件，从战争到革命，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汇集，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有效地开发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的确是推动近代早期英国走向成功的诸多要素之一。

中世纪经济维持正常运转所依靠的动力主要是畜力、人力、水力和风力。木材主要是用来为日常生活和部分手工业加工工序提供热量的燃料。虽然在当时，所有大型煤田都已能出产煤炭，但产量都不大，以至于还无法在当时的能源供应结构中占据较大份额。在当时，受耗煤量较大的两个行业——石灰烧制业和打铁业的推动，煤炭已经可以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和交易，不过只是针对这两个特定行业而言的，因为只有这两个行业能够较好地适应煤炭的产销形势。欧洲其他国家的煤炭产销形势与英国也大同小异，虽然所有的露天煤田都能够生产煤炭，但产量也都不算大。

这种情况到16世纪中叶发生了巨变。于1560—1800年这240年间，英国的煤炭产量增长了66倍。其中新增的产量当中约有一半出自诺森巴兰和达勒姆两地的矿井。这两处煤矿出产的煤炭绝大多数都运往伦敦销售。当时的伦敦正处于快速成长时期，对各类燃料的消耗量巨大。除英国外，当时欧洲另一个工业重镇——佛兰德尔地区的煤炭产量也大幅增长。到1800年前后，其年产量达到了20万吨的规模。但这一规模仅仅只相当于英国全年煤炭开采量的13%而已。至于其他地区，其煤炭的开采量很少有超过中世纪时的水平的。

由于英国的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且开采技术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于是就出现了燃料价格低得出奇的现象。在煤炭被广泛使用的头30年时间里，其售价通常仅及柴火价格的一半。到了1650年以后，由于木材燃料的价格日益高涨，煤炭在价格方面的优势越发明显。在18世纪的英国，无论在哪一片矿区，井口的煤炭售价一般均为每吨4—5先令，这相对于每释放1 MBTU热能，所需仅仅为0.75克白银。与巴黎、北京每MBTU热能的能源（主要为木材）消耗需花费8克白银相比，可以说实在是低廉得很。由此引发一个问题，那就是依靠廉价能源的供应来维持自身发展的经济体制对于孕育工业革命而言确实很重要吗？艾伦的观点是，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煤炭资源丰富对于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至关重要，因为这将使英国获得一种价格低廉的能源，而且这种廉价的能源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取之不竭。更重要的是，在改进煤炭开采和运输技术的过程中，比如蒸汽机和铁路运输车辆等新发明得以相继登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些技术的提高，也使得冶金工业技术得以长足发展，于是便与煤炭工业一起共同构成了支撑机械工业茁壮成长的基础，机械工业的发展则又推动了各类制造业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产能得以大增，海量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最终促使世界经济在19世纪实现了一体化。

（三）高工资模式

与低廉的煤炭价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人高昂的工资。当我们翻开狄更斯等人的著作，映入眼帘的都是关于那个时代社会苦难的控诉，说明在小说家们的印象中，那时的民众生活水平极端低下。但这是不是事实呢？被誉为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著名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1660—1731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在1726年出版的《正经英国工匠的真实写照》一书里，他这样写道：

“在英国从事制造业生产的那些工人经常可以吃到肉，喝上糖水，他们的住宿条件相当不错，日常伙食标准也很高，这些都是欧洲其他国家的穷苦劳动者望尘莫及的；干同样的活，英国工人的薪酬水平比其他国家的工人高，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实力花更多的钱去品尝美味佳肴，穿着高档服饰，这些景象令外国人羡慕不已。”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譬如伊甸（Eden）在其179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记录了一个生活于伊令（Ealing）、年约40岁的园艺工人的家庭生活状态。这位园艺工人的家庭情况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他已娶妻并育有4个年幼的孩子。由于可以同时做好几份工作，这位园艺工人每天大约可挣30便士，这一数目于18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伦敦工人的标准工资水平。凭借着每天赚取的30便士，这个家庭可以承受如下开支：每天消费掉1/4个白面包、半磅肉、几盎司奶油、1品脱啤酒、少量茶叶和蔗糖；此外，这个家庭还可以适时购买新鞋、新衣服，并供较大的两个孩子上学。冬天他们还能买得起煤炭来生火取暖。甚至有实力租一套带花园的房子，当然花园还可以为这个家庭提供必要的蔬菜，甚至还可以在里面饲养一些家禽，来丰富餐桌上食物的品种。

那么，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居民的生活状态又是怎么一种状况呢？据说荷兰还不错。德·芙李斯和范·德·沃德系统地研究了孤儿院的膳食结构的演变史，因为他们坚信孤儿院的膳食结构能够代表全社会整体的饮食消费水平。他们的研究发现，从16世纪到18世纪，孤儿院用于孤儿伙食消费的开支大部分用来购买黑麦面包、肉类等食品和啤酒。在18世纪，每一名孤儿年均消耗140公斤的面包，另外还要吃掉20公斤的肉食及14公斤的奶油。

英国的老对手法国，其人民显然就没这么好日子了。赫富顿通过对诸多关于18世纪法国工人和农民日常膳食结构的研究专著的查阅，发现在这些工人和农民的膳食结构当中，食物的种类屈指可数，至少95%都是谷物类食品。这些谷物要么被做成面包，要么加水熬成汤或粥来饮用。于当时的法国人而言，除非他们可以幸运地饲养一些属于自己的牲畜，否则很难吃到肉。也正是因为身处这样一种环境中，法国人罹患营养不良类病症的比例出奇的高。意大利人的处境则可能比法国人更为糟糕。

博学的亚当·斯密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国富论》一书里，他也曾描述过此类现象：“目前，英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似乎算高的，足以应付全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而且经常还会绰绰有余。”事实上，于当时的英国而言，商人和金融家固然积累了大量财富，地方城市商人的财富也堪比大都市商人的财富，但史家也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产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下层社会的收入比此前和此后都高。正如A．麦金尼斯所言：“不仅是中上层人们钱袋里的钱叮叮当当作响，大多数工匠和劳工也富裕了。”韦瑟里尔综合金（King）和马西（Massie）的估计认为，在17世纪末期，要维持中等家庭生活水平最低收入是每年40英镑。而此时中间阶层家庭的收入每年通常是40—200英镑，因此英国有一半家庭属于中间阶层。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17世纪末期，劳工阶层已经参与到消费市场中，他们购买的消费品范围广泛，从陶盘到黄铜蒸煮罐，从针织袜到亚麻被单。他们可能不买镜子或昂贵的餐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在消费社会之外。在这一时期，虽然农产品价格低廉，农场收入减少，但这也使得食品价格下降，同时，工业品价格也在下降。这样，在1650—1750年消费品价格加权指数几乎为一条水平线，而实际工资在上升。如建筑工人的货币工资在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之间增加了45%—50%。科尔曼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罗伯特·艾伦的支持。罗伯特·艾伦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收集处理，发现从1650年开始，英国的工人工资开始大幅增长，到18世纪，伦敦不仅是全世界工人工资最高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其工资远比其他国家要高出许多。阿姆斯特丹当时属于较为富裕的城市，其工人的日均工资折合白银9克，这一数字远高于维也纳、佛罗伦萨、德里和北京，但纵使如此，这座城市的工人的工资仍然只是伦敦工人工资的一半而已。具体参见图1-1。

也正是给予这些数据，艾伦得出如下结论：（1）按照当时的汇率水平进行折算，英国人的工资水平在当时位居世界最高等级；（2）相对于英国人在购买日用消费品的开销而言，他们的工资也显得很高。据此，他认为英国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高工资经济模式。激增的人口、高工资经济模式，使英国人的消费已不再是一种对基本需求的满足，而是超越了物质享受的层面而成为一种身份诠释方式和提高社会地位的行为。英国人特别是中间阶层在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炫耀性消费能力十分强劲，开始追求时尚，讲究品位，攀比和模仿成风。自17世纪末以来拥有新财富的中间阶层已逐渐成为消费主体，他们通过消费能力来模仿和挑战贵族的优势地位。韦瑟里尔认为，中间阶层甚至在17世纪就是新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最大市场消费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19世纪“中产阶级”的先驱。桑巴特也指出：“早在18世纪，一些我们可称之为中产阶级风格的东西就在英国形成了，而且平民因素慢慢进入当时的社会生活。”在17世纪晚期，伦敦中间阶层在任何时候至少拥有三套套装，以便定时更换，还配有成套的带扣、纽扣、帽子、假发、丝带、花边和其他饰品。到18世纪，人们的衣装更加讲究。笛福提到，当时的时髦男人穿着10—20先令一码的亚麻布做成的衬衫，每天换两次内衣。而过去，人们穿用价钱便宜一半的平纹荷兰亚麻布制成的衬衫已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一周最多换两次衣服。女人们不但追求服装的时尚，而且通过珠宝饰物来炫富和体现身份。也就是说，此时的英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消费社会。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也在日益扩大。成熟的国内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叠加，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手工工场为支撑的生产能力也就日益变得捉襟见肘。为了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几乎整个英国都被动员了起来。一位英国工厂主从他在伦敦的经理人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无论你能生产多少产品，好的次的我们都要。”“你必须想办法发明。”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驱使着企业家、发明家绞尽脑汁去开发机械化生产技术，一方面以此来降低相对昂贵的劳动成本，另一方面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

三 被蒸汽机驱动的“日不落帝国”

（一）创新发明潮与蒸汽机时代

市场上如黑洞般的迫切需求，首先出现在纺织业，因为这个行业的产品与普通人的生活最密切相关。为了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工匠们的聪明才智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新的发明一个接着一个。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飞梭实际上是安装在滑槽里带有小轮的梭子，滑槽两端装上弹簧，使梭子可以极快地来回穿行。这个飞梭是干什么用的呢？织布布面可以大大加宽。以前用普通的梭子，得有两个人配合，现在使用飞梭，一个人就能完成织布工作，而且能织比以前更宽的布。所以飞梭的发明使得织布的速度大大加快。这一发明提高了织布效率，但这个时候棉纱又变得供不应求了，这个时候人们迫切要求发明一种机器，来提高纺纱的速度，以此提供更多的棉纱。

1764—1765年，这种机器终于面世。事情要从1764年里的一天说起。英国兰开郡有个名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纺织工兼木工，有天晚上他回家开门时，不小心一脚踢翻了他妻子正在使用的纺纱机，当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把纺纱机扶正。但是当他弯下腰来的时候，却突然愣住了，原来他看到那被踢倒的纺纱机还在转，只是原先横着的纱锭变成直立的了。他猛然想到：如果把几个纱锭都竖着排列，用一个纺轮带动，不就可以一下子纺出更多的纱了吗？哈格里夫斯非常兴奋，马上试着干，第二天他就造出用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竖直纱锭的新纺纱机，功效一下子提高了八倍。机器制成后，他便以自己女儿珍妮的名字来命名这种纺纱机，这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珍妮机”（Spinning Jenny）。由于当年他没能申请到专利，因此只能自己生产“珍妮机”来赚钱。“珍妮机”不但效率高，而且纺出的纱质量也比较好，因此哈格里夫斯的生意不错，“珍妮机”也渐渐流传开来了。但他不满足于此，还在努力地改进着“珍妮机”。1768年，改进版的“珍妮机”让哈格里夫斯获得了专利。到了1784年，“珍妮机”已增加到八十个纱锭。四年后英国已有两万台“珍妮机”了。

就在“珍妮机”于1768年获得发明专利的次年，也即1769年，理发师出身的理查德·阿克莱特在海斯纺纱机的基础上予以改进发明了卷轴纺纱机，并以发明者资格取得为期14年的专利。这种纺纱机以水力为动力，不必用人操作，而且纺出的纱坚韧而结实，它一举解决了生产纯棉布的技术问题。但是这种纺纱机体积很大，必须搭建高大的厂房，又必须建在河流旁边，并有大量工人集中操作。于是，1771年，他与人合伙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创办近代最早的机器纺纱厂，建立起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厂；十年后工人增加到六百名。纺织业就这样逐渐从手工业作坊过渡到工厂大工业，到1800年，英国已有这样的工厂三百家。

就在詹姆斯·哈格里夫斯潜心研发他的“珍妮机”的时候，另一个詹姆斯也没闲着，这个詹姆斯就是大名鼎鼎的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一位在格拉斯哥大学开设了一家小修理店的老板。1762年，这位小修理铺的老板在其朋友罗宾逊教授的引导下，开始了对蒸汽机的实验。虽然直到当时，他还从未亲眼见到过一台可以运转的蒸汽机，但是这位天才却开始建造自己的蒸汽机模型了。转机来自1763年，在这一年里瓦特得知格拉斯哥大学有一台纽科门蒸汽机（Newcomen steam engine），但正在伦敦修理。为了见识这台机器，他大胆地请求学校取回这台蒸汽机，并表示自己来对其进行修理。让人为之惊叹的是，这种要求格拉斯哥大学居然同意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他的鼓捣下，这台蒸汽机居然可以工作了，只是由于机器本身设计局限的缘故，其效率还是那么低下。

经过大量实验，瓦特发现这台机器之所以效率低下，根本原因在于其活塞每推动一次，汽缸里的蒸汽都要先冷凝，然后再加热进行下一次推动，从而使得蒸汽80%的热量都耗费在维持汽缸的温度上面。这个难题直到1765年才取得关键性的进展——他将冷凝器与汽缸分离开来，使得汽缸温度可以持续维持在注入的蒸汽的温度，并在此基础上很快建造了一个可以运转的模型。但要想建造一台实际的蒸汽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要困难在于活塞与汽缸的加工制造工艺上。当时的工艺水平下钢铁工人更像是铁匠而不是机械师，所以制造的结果很不满意，直到他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的出现。博尔顿是伯明翰一间铸造厂的老板，与这位合伙人的合作，使得瓦特得到了更好的设备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加工制造工艺方面。终于在1776年，第一批新型蒸汽机制造成功并应用于实际生产。这批蒸汽机由于还只能提供往复直线运动而主要应用于抽水泵上。博尔顿显然不满足于此，他强烈要求瓦特继续研究，以使蒸汽机的直线往复运动转化为圆周运动，以便使得蒸汽机能为绝大多数机器提供动力。这一难题直到1781年，为瓦特公司的雇员威廉·默多克（William Murdoch）所攻克。默多克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太阳与行星”的曲柄齿轮传动系统，并以瓦特的名义成功申请了专利，这一发明极大地扩展了蒸汽机的应用（见图1-2）。之后的6年里，瓦特又对蒸汽机作了一系列改进并取得了一系列专利：发明了双向汽缸，使得蒸汽能够从两端进出从而可以推动活塞双向运动，而不是以前那样只能单向推动；使用节气阀门与离心节速器来控制气压与蒸汽机的运转；发明了一种气压示工器来指示蒸汽状况；发明了三连杆组保证汽缸推杆与气泵的直线运动。由于担心爆炸的危险以及泄漏问题，瓦特的早期蒸汽机都是使用低压蒸汽，后来才引进了高压蒸汽。所有这些革新结合到一起，使得瓦特的新型蒸汽机的效率是过去的纽科门蒸汽机的5倍。

瓦特改进、发明的蒸汽机是对近代科学和生产的巨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它导致了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蒸汽机广泛应用到纺织、冶金、采煤、交通等部门去。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了蒸汽时代。

（二）被蒸汽机驱动的工业革命

在蒸汽机的推动下，到19世纪中期，英国，这个昔日微不足道的欧洲岛国，往昔那种田园诗般的风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世界。乡村建起了灰暗的厂房，城镇竖起了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的轰响，高炉前迸射着铁水的光亮（见图1-3）。

到1850年时，这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产量也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2/3；棉布的产量也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工业化进程，也改变了英国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时间第一次被精确到以秒为单位，而用蒸汽机驱动的火车和汽船开始逐步地取代畜力的马车和风力的帆船——1814年，世界上第一个蒸汽火车头在英国诞生；1830年，蒸汽机车开始在世界上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铁路上奔跑。被蒸汽机驱动着前进的英国，让普鲁士的国王羡慕不已：“不列颠的经济地位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巨大的产能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广阔市场，而那无可挑剔的产品品质，更让英国人自信，它可以像当年在俄罗斯、瑞典、挪威和丹麦市场击败汉萨同盟一样，击败任何竞争对手。也正是基于此，于英国人而言，取消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对进出口商品不加干涉和限制，使商品自由进出口的贸易政策无疑是最符合其利益的。

遗憾的是，当时迎接英国人的要么是法国式的贸易保护，要么是中国式的闭关锁国。为了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用武力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打开了大门，这让它找到一个又一个新市场的同时，也迅速地扩张成为一个“太阳不落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贸易圈逐渐形成。1865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他所著的《煤炭问题》（The Coal Question: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一书中这样写道：“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的南部，现在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的地区。”

无可否认，正是这场革命，在蒸汽机的驱动下，使得西方殖民掠夺加强，殖民地人民更加贫困、艰难，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也正是这场革命，导致物质的大量富余和人民的相对贫困，使社会矛盾加剧，革命思潮汹涌；也正是这场革命，使得二氧化碳、氟利昂、一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也正是这场革命，使得大量动物濒临或已经灭绝，生物链遭到破坏。但我们也应看到的是，也正是这场革命，我们才得以进入到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也正是这场革命引起了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使得使用机器为主的工厂制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场；正是这场革命带来了城市化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正是这场革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场革命导致了生产力的飞跃；正是这场革命密切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正是这场革命，客观上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猛烈冲击着传统封建社会的旧制度、旧思想。

“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当时就是英国一个国家能够对抗整个世界。工业革命，还使英国走进了现代化的大门，使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这也就迫使整个世界追随着英国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引领了当时世界的潮流，打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

面对隆隆作响的蒸汽机，隔海相望的欧洲列强们以不同的态度谱写了自己不同的命运。曾经的霸主法国不甘落后，曾以高于英伦岛数倍的薪金，同时雇用了数以万计的英国技工。而德国则不仅开创了以国家力量培训新技术人才的先河，更曾有组织地针对英国，盗取其技术图纸和原件，为人类国家竞争史创造了“工业间谍”这一词汇。而凭借着哥伦布的成就，一度拥有人类一半以上黄金和白银的西班牙，此刻正躺在富足中迷醉。虽然与英国近在咫尺，但却直到大洋彼岸的美国铺筑商业铁路20年后，才磨磨蹭蹭地在巴塞罗那铺下第一根铁轨。正如《互联网时代》的编导们所认为的：“瓦特的蒸汽机作为一项划时代的新技术，是试金石、是镜子，它甄别了人类所有生存集团参与竞争的品质，也映照出态度不同的国家，此后数百年的兴衰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