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工业3.0：信息化与美利坚复兴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获得了重大突破，标志着工业发展进入了3.0时代。这场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3.0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并且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其中，美国的信息优势奠定了美国在世界信息化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美国在信息技术、信息政策、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等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一 美国经济黄金时代的大国危机

（一）丰裕之国和亨利·卢斯的美国世纪

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这个昔日落后的农业国，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20世纪前后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过去的两大竞争对手——西欧和日本严重削弱。于1941年美国正式参战之前，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还只是1000亿美元而已。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该年的人均GNP已增加至了2000亿。再过一年，也就是1946年，美国人的年均收入为1262美元，而昔日的世界霸主英国，其国民的年均收入为653美元。事实上相比较于其他国家，英国的这一指标仍然是非常可观的了，要知道，在这一年里，更多的国家，如印度，其国民的年均收入也许只有不到50美元。当时，这个国家虽然只拥有全世界6%的人口和土地面积，但却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量的2/3，外贸出口额的1/3，黄金储备的3/4。正是这个国家，生产了资本主义世界1/3的小麦，1/2的棉花，70%的玉米。也正是这个国家，开采了全世界62%的煤和石油，冶炼了61%的钢，生产了48%的电力和84%的汽车。还是这个国家，拥有着全世界84%的民用飞机，85%的冰箱和洗衣机。面对美国人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英国人难免有些羡慕有些嫉妒也有些恨。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欧内斯特·贝文就不无感慨地说道：“今天美国正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掌握着约30%的世界财富，而今天，美国人则掌握着大约50%的世界财富。”

而面对战后的重建，美国人遇到了有史以来难得的发财致富的机会。从1945年到1950年，美国私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增加了33%，达到近160亿美元（在今天看来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不要忘记的是，1945年美国的GNP才不过2000亿美元）。其中，以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为首的十家巨型公司是这一轮投资潮的“领头羊”——单美孚石油公司为中东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的发展就投入了10亿美元之多。而可口可乐公司也加快了它海外扩张的步伐，以至于有人提出“全世界正在可口可乐殖民地化”。《读者文摘》似乎亦不甘落后，在1950年时，它已用11种文字，在14个国家印刷，在61个国家销售……对它们的扩张，华尔街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1950年，美国银行在海外拥有95家分行，到1970年时这一数字剧增至536家。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美国人坚信它们已经找到了一套有别于前人的且行之有效的经济治理模式——凯恩斯主义，即庞大的政府预算和政府广泛干预私人决策的经济治理机制。这种机制和相应的政策，在最初，在缓和社会矛盾、推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减轻危机的破坏力、推进生产发展等方面，确实起到过相当大的作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非常低，而生产力又在其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战争时期每年提高大约7%，1945年以后又跃升至每年提高近10%。受益于此，在产出继续增长的同时，美国工厂工人的数量自1940年后期而始，实际上一直处于减少的状态。于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开始转向了更高产业形态的服务业。

无论是纵向比较抑或是横向比较，对于国家都取得了伟大成就，美国的文人们开始不淡定了，亨利·卢斯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亨利·卢斯，1898年4月3日，生于中国山东蓬莱，其父亨利·温斯特·卢斯是一个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小亨利幼年在中国山东烟台读书。192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23年和校友布里顿·哈登（1898—1929年）共同创办著名的《时代》新闻周刊，卢斯善于利用历史资料和收集现实材料，使《时代》刊登的文章比报纸和广播更具有可读性。哈登独特的写作风格与活泼的版面编排也有助于《时代》很快成为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期刊之一。1929年哈登去世。卢斯兼任总编辑后，开始出版《时代》周刊国外版。其后，以《时代》为核心，陆续出版了《财富》（1930）、《幸福》、《生活》（1936）、《体育画报》（1954）等著名期刊，1932年买下《建筑论坛》，组成了美国最大的出版托拉斯企业——时代出版公司。他特别喜欢赚钱，他逼迫自己拼命地工作，把自己的意志投入更广阔的领域，努力工作，以此来赚取更多的金钱。但真正能吸引卢斯的并非金钱而是权力。事实上，他非常简朴，他从不参加如网球、高尔夫球之类的活动，也不寻欢作乐。从不注重衣着，食物也就是为了补充能量。他赚钱的目的，只是为了博得他人的尊敬和权力。更重要的是，他善于辞令，其出版物的社论常反映其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立场，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此，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评价过，他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七个人之一。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影响力至少与美国国务卿相当。正是这位美国出版界最有权势的人物，在谈及为什么世界应该——而且将由美国来领导时，他认为，“首先……美国的产业生产了更多的食品，更多的房屋，更多的医生……更多的娱乐……”对此，这位大人物不无自豪地宣称，世界已经进入美国世纪。正是源自他对美国发展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认识和愿望，他甚至一度打算将《财富》杂志改名为《强国》（Power）。

（二）“伟大社会”建设

当一个国家从富裕不断地走向更为富裕，从强大不断地走向更为强大，从成功不断地走向更为成功时，更大的雄心也就自然地被激发出来。在巨大的成就面前，美国人显然已不再满足于富裕和强大，他们希望自己做得更好。对此，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于1964年时，就公开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

谈到“伟大社会”的建设，就不得不提及一位美国人——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这位“新保守主义者”概念的首倡者，当代最博学、最有洞察力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因为，正是他的一本书，推动了这一计划的实施。早于1962年，这本题为《另一个美国》的书出版。在这本书里，哈林顿认为世界上除了有个为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即其自诩的“丰裕社会”外，还存在另一个美国——他们过去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哈林顿通过文件资料说明，美国存在一个400万人至5000万人的“经济地下世界”，这个世界的成员是“那些被从土地上赶走而在城市生活悲惨的群体、老年人……和面对一堵歧视高墙的少数民族”。哈林顿还说明了这个世界何以成了“隐形国度”——它存在于鲜有州际公路抵达的地方、很少为郊区通勤旅客所见、政治上软弱无能。在他看来，现有法规忽视了穷人，他甚至认为目前这个国家不是为了悲观绝望者而是为了已有能力自助的人们建立的。作为解决之道，他认为，美国应该对贫困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反击，他给出的具体的政策建议有：（1）国会应该通过扩大社会保障法和最低工资法；（2）提供医疗保健措施；（3）提供新住宅措施；（4）消除种族歧视……以此使福利真正惠及穷人。

这本书一经出版，马上获得两位肯尼迪的首肯。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我认识的人中，哈林顿是最让美国人感到不爽的人。对许多人来说，‘丰裕社会’这一成就已经够了不起的了。但对迈克尔来说，这只是个开始——因为他越是看到美国的问题，他就越是努力为改正这一切而奋斗。”不知道是不是受弟弟爱德华的影响，约翰·肯尼迪，也就是那个大家所熟悉的肯尼迪总统，也读了《另一个美国》这本书，并且改变了肯尼迪总统对美国贫困问题的认识，迈克尔的这本书使他意识到了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而决心发起一场反贫困战争。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时间去指挥这样一场战争了。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陪同下到得克萨斯州首府达拉斯城访问。12时30分，肯尼迪乘坐一辆敞篷汽车游街拜会市民，当所乘汽车行至美茵街（Main Street）的拐弯处时，被埋伏于此的枪手李·奥斯瓦尔德所击杀。随着那一声枪响，肯尼迪的向贫困作战的计划与他的“新边疆”战略——民权法案、减税建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贴——都只能留给他的副总统约翰逊去完成了。

继任之初，约翰逊便陷入了冥思苦想中，因为他需要找到一个新奇的政治口号以此来团结人民作为奋斗目标。在他之前的几位民主党籍总统都曾提出过激励民心的施政口号，譬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推行“新政”以提供失业救济与复苏经济为施政纲领，哈里·S．杜鲁门以“公平施政”为施政纲领，而他的前任肯尼迪则以“新边疆”作为其施政纲领。那么，用什么来作为自己的施政口号呢？深受英国费边主义影响的约翰逊，时常从英国费边主义者那里汲取养分，英国政治思想家、费边主义者格雷厄姆·沃拉斯就是他的精神导师。一天在阅读中，沃拉斯的一本题为《伟大社会》的书引起了他足够的兴趣，他觉得这个标题颇有新意，于是便使用它作为自己的施政口号。

约翰逊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提出“伟大社会”这一概念是在1964年3月7日一次对学生的演讲中。演讲在艾森斯市的俄亥俄大学举办。在演讲中，约翰逊提到：“……我们将共同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依靠大家的勇气、同情心和追求，共同建设一个社会，在这里没有儿童会挨饿，没有少年会失学……”而约翰逊正式提出他关于“伟大社会”的具体构想，则是于1964年5月22日，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在演讲中，这位沃拉斯的信徒首次明确提出，美国有意于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这将是一个没有孩子挨饿、每个学童都有学上的社会，一个战胜了种族主义和不公正这两大古老恶魔的社会，最重要的是，这将是一个国家能创造公正、提供机会的社会。”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给出的措施是：“我们会收集一些世界上最精辟的见解和最可靠的知识，并从中找出答案。我计划成立专门的工作组，以准备一系列会议——关于城市、自然美景、教育质量和迫在眉睫的挑战。我们通过研究，向伟大社会进发。”而约翰逊正式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施政纲领，则是在1965年1月所发表的国情咨文。约翰逊雄心勃勃，想在任内比其他民主党前任做出更大的成就。所以，随后他立马向国会提出有关教育、医疗、环境保护、住房、反贫困和民权等方面的83个特别立法建议。

约翰逊的这些计划是如此的深得人心，良好的经济局面和减税计划，让他深得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赞赏；他向贫穷开战，又使他深受底层阶级的拥护。可以说，1964—1967年，那是一个足以让约翰逊的对手们都羡慕和嫉妒恨的年代，一位共和党的领导就不无感慨地说：“我记不得有哪位总统能同时利用繁荣和贫穷为他服务。”正是得益于此，1964年，约翰逊在普选中超过对手的差额达到22.6%，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居于第5位（次于1920年美国总统选举、1924年美国总统选举、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和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约翰逊本人在国民普选中获得61.1%的支持，是1820年以来美国总统候选人获得的最高的普选比例。大选的结果使约翰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在参议院100个议席中，民主党占了67席。在众议院435个席位中更是占了295席。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占有明显的优势，这为约翰逊政府推行其施政计划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众议院民主党所得的295席中有71席为新议员，而这些议员许多是得益于约翰逊的压倒性优势所取得的。因此，他们对约翰逊是怀有感恩之心的，也因此他们常发自内心地争相与白宫合作。另外，约翰逊的南方背景——他出生、早年也生活于得克萨斯州——为他加分不少。

也正是因此，在许多时候，总统根本就不用游说和动员，他的主张就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国会里民主党的议员自不必说了，就是那些共和党的议员，在汹汹民意面前，也只得采取顺势而为的态度。由此，林登·约翰逊在使人接受他的立法提案方面，成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为成功的一位总统。

到第89届国会（1965—1966年）闭会时，“伟大社会”的115项立法，已有90项获得通过。这“比本世纪内任何一个总统在任何一届国会所提出的都要多”。也正是因此，这届国会，被总统竞选时他的对手、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称为“静电复印机国会”——约翰逊要什么，就通过什么。据说，其中很多法案，如《民权法案》，甚至一字不易，便直接获得了通过。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扩大了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责任，其福利范围和对象比原先更广泛，主要表现在有关就业、医疗、教育、生活和住房、城市发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机构的设置和政策的实施上。例如，正是利用1964年通过的《经济机会法》，约翰逊着手成立了经济机会局，在该局的统筹下，实施了一系列反贫穷计划：

（1）成立就业团，该团主要职责：为16—21岁的贫困青年提供宿舍，举办训练。

（2）成立美国志愿服务队，征募志工前往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工作和支教。

（3）鼓励低收入家庭半工半读，完成其大学学业。

（4）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日托和其他资助项目。

……

对于他的“伟大社会”运动，约翰逊显然是自我感觉非常之好的。他声明，伟大社会“建立在全体人民富裕和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它要去结束贫困和种族不公正”。在相应政策推行一段时间后，美国确实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忘记的成就。为此，约翰逊不无自豪地对外宣称：“咱们国家没有穷人的时候到了，咱们国家所有男女有权得到他们能接受的教育的时候到了，贫民窟从美国城市中消失的时候到了，美国绚丽多彩的时候到了，人民在上帝的支配下发挥着自己最大潜能的时候到了，和平的时候到了，而且将永远延续下去。”

（三）从“伟大社会”滑入“失落之国”

但表象绝不代表事实，“伟大社会”运动的思想促成者，《另一个美国》的作者迈克尔·哈林顿就认为，约翰逊的反贫困的主动精神固然值得点赞，但在他看来，约翰逊所做的，仍不过是场小战斗而不是一场战争，“而且无论怎么说，贫困还是占了上风”。事实是，美国的麻烦远远不止于此。

显然，约翰逊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他的这项庞大的政策背后是，必须要有庞大的财政收入作为支撑的。当时美国经济周期正处于扩张阶段，“伟大社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计出台的。也正是因此，其各项福利计划的标准都定得很高。在当时，虽然联邦的财政收入增长快速，但是州和地方政府却面临着技术和资源的不足。于是约翰逊决定，通过授权计划的方式，将联邦的相应资源，输送到州和地方政府。而这些拨款往往非常惊人，比如1965财政年度，卫生、教育、落后地区发展经费三项合计为81亿美元，到1966财政年度已增长至114亿美元。到1969年时，美国的整个社会福利开支已经上升到1271.49亿美元，这一数字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1%。

就在约翰逊执政时期繁荣景象的下面，美国的国力却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悄悄地衰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效率的恶化：生产率由上升转为下降。与此同时，工资福利水平却在不断提高，以至于1968年单位劳动成本上升4%，1969—1970年上升6%，1970年后工资上升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时，因约翰逊所发动的越南战争的升级和他的“伟大社会”的建设，导致社会开支猛增，使政府的财政赤字于1968年曾创纪录地达到252亿美元，而到1971年6月底美国的财政年度结束时，仍高达232亿美元。正是这位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社会”的政客，用着他的雄心一步步地将美国带入了深深的泥淖。

于20世纪60年代末起美国开始陷入全面的危机中，当时的美国可谓是内焦外困。在政治方面，反战运动愈演愈烈，在外交上，美国亦可谓四面楚歌，苏联则是步步紧逼。经济方面，居高不下的通胀和低迷的经济更是让其为之焦头烂额。

1969年，尼克松上任，为了缓解约翰逊危机——财政和外贸的双赤字，政府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同时美联储也提高了利率。但是，政策实施不到半年，失业率便急速飙升，而同期GDP却出现大幅下滑。

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实行为期3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同年10月，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但这一次，反对的意见开始强烈起来。而且人们很快就发现，为实施工资、价格管制而成立的工资委员会和物价委员会实际上根本不起作用。

因担心工会可能从监督机构中撤出代表，工资委员会一再做出让步：先是宣布认可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并确定每年工资增加的标准线为5.5%，后又同意煤矿工人增加15%的工资。

物价委员会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开始，它就批准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全国1500家大型的公司中有1/3提出了提价申请，而被批准与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结果，1972年物价在管制的条件下仍然上涨3.2%，失业率也保持在5%的水平上。

1973年，尼克松因食品价格猛涨和“水门事件”的困扰，于6月不顾一切地再次实施价格冻结。结果是灾难性的：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也。美国人第一次在和平时期遇到了短缺。这种举措虽然令通货膨胀率得到了暂时的控制，但是，这种抑制型的通货膨胀无法持续，最后不得不取消了控制抑制。这时，美国政府转而采取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来控制物价。虽然如此，自1973年第三季度至1974年第三季度，粮食、石油、鱼粉等必需品价格还是在不断猛涨。

屋漏偏逢连夜雨。1973年10月，中东地区爆发新一轮的战争。石油出口国组织为报复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决定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油价随即急速升至每桶12美元，升幅达4倍之多。

由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美元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二战”结束时，美国曾是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占当时世界总量80%以上的黄金储备，因而能够确立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安排下，美元成为一种“硬通货”在全世界流通。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和德、日等国的重新崛起，美国贸易顺差不断减少。到1971年5月贸易顺差消失，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随后赤字不断扩大，美国的黄金储备也不断下降。大量流入欧洲的美元开始贬值，成为不受欢迎的货币。美国政府再也无力支持美元/黄金的固定汇率。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种断然的措施：全面停止用黄金兑付美元。这个被称为“尼克松冲击”的举动，使一向生活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美国国民深感震惊；同时也使战后初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顷刻间瓦解，西方经济失去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

在油价飙升推动通货膨胀近乎失控的情况下，再加上美元贬值，美国的物价更是扶摇直上，1974年的CPI上涨幅度达到创历史性的12%这一高点。

1974年，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福特继任。福特总统上台初期宣布通货膨胀为美国的头号大敌。福特对付通货膨胀的方法，是发起一场意图赶走通货膨胀的运动，他把印有WIN（Whip, Infation, Now的缩写）字样的徽章贴在各种商品上。他还号召国民多种粮食，节约能源；呼吁主妇们勤俭持家，希望通过抑制需求的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

虽然福特对付通胀的手段并不高明，但是一些超出他掌握的宏观因素帮助了他。他掌权时候，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由于经济的衰退而逐步下降；随着中东局势渐趋稳定，能源价格也随之回落；越战中的最后一批美国士兵撤出，军费开支也随之下降。而且，福特是一名坚定的财政保守主义者，他屡屡动用否决权，否决了一些他不喜欢的财政支出议案。通货膨胀的势头似乎得到了控制，但这些并不能够完全改变美国滞胀的实质。

油价虽然逐步下降，但通货膨胀继续恶化的势头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事实上，核心通货膨胀率并没用因为油价的下跌而随之下降；反而是在能源价格下降的同时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这说明，通货膨胀已经从能源和粮食部分，传导到了经济其他部门。并且，面对高企的油价，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自然失业率也不断提高，在福特上台后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一度蹿升到9%的高位，这也成了1975年的特大新闻。

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使福特政府改变了初衷。在国会的压力下，美联储于1975年年初开始放松银根。直到福特卸任为止，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时紧时松，疲于应付，经济也一直呈现出高失业、高通胀的“双高”特征。

为了降低失业率，卡特政府在1977年执政后，开始实行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77—1979年3年间M1的增长创战后最高纪录。这导致1979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率上升至12.7%。另外，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其后石油大幅减产令油价再度急升。在成本推动和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下，美国的通胀率又再次达到10%以上水平，失业率也一直在6%—8%居高不下。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美国无论是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军事领域，美国纵然倾尽全力，但仍然被越南——那个弹丸小国所打败。对于美国人而言，越南战争根本就是一个悲剧，一个巨大的悲剧。连当初把美国带入越南战争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隔30年后反思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彻底错了！”正是这场战争，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美国不仅失去了对越南、对柬埔寨、对老挝的控制，更由此造成美国与它的盟国间的冲突。此前越南的侵略者法国，这时却反过来对美国大加批评。1968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就公开指出越南战争是“一个伟大国家蹂躏一个小国”的“可憎”的战争。“冷战”时的对手苏联则趁机大举反攻，使美国处处被动。

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在麦克纳马拉的家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战争期间，这位战争的策划者的孩子，带头走上了街头，高喊着反战的口号，他的妻子甚至企图割腕自杀。民主党内部也是如此，将美国带入越南战争的是民主党的约翰逊总统，而反战最激烈的也是民主党人，民主党陷入不可弥合的分裂中：在1968年大选年，在预选中反战派代表人物尤金·麦卡锡和罗伯特·肯尼迪就出来挑战在职总统约翰逊，而民意测验显示约翰逊的支持率低于他的两位同僚，最后，约翰逊在众叛亲离中只得宣布不寻求连任，一心想成为像罗斯福那样的伟大总统的约翰逊最后郁郁而终。事实上，这种战争所引发的认同危机，至今仍在延续，它所带来的创伤至今也还没有愈合。参与结束越战谈判的基辛格就指出，这场战争导致的“最严重、创伤最深者乃是美国社会的凝聚力给断送了”。尼克松也认为这场“战争造成的分裂局面强烈地震撼了国家的基础”。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美国更可谓是个失败之国，尤其是与日本相比更是如此。与得天独厚的美国不同，日本是个彻底的得天不厚之国：国土面积狭窄，人多地少矛盾非常尖锐，全国可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6，且还经常面临着如地震这样的自然灾难。而资源更是极度匮乏，诸如石油、铁砂、煤炭等矿产资源更是完全有赖于进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击败并被军事接管。在战争中，日本的物质财富损失率高达36%，战后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20美元。不仅远低于当时美国的1262美元、英国的653美元，甚至还低于印度的45美元。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1952年时其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法的1/3。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其国民生产总值已是英、法两国的总和，或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当时的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没有超过美国，但在人均收入方面，日本已经超过美国。尽管当时的日本在政治和文化上还不是世界强国，但日本的各种制度，在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效率，无疑是世界第一的。总之，日本人像18世纪后期的英国人、19世纪后期的美国人一样，缔造了又一个新的经济神话。且在许多领域，已经超过了一直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国。为此，世界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就公开宣称，日本才是世界第一。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哈维则更是认为，当时的日本与霸主时代的英国人一样，他说：“英国人曾占有过我们的灵与肉。她曾对美国进行过和平的征服，她18世纪用枪炮未能做到的事，却在19世纪用金本位做到了。而现在的日本人就如19世纪的英国人那样，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日本1941年在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未能通过军事来击败美国，而现在正在对美国进行和平占领。”他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人会占有美国人的灵与肉。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保罗·肯尼迪，这位以《大国兴衰》一书而闻名世界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书中陈述道：“从1945年到1950年，美国达到了英国在鼎盛时期所经历过的经济繁荣。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是英国的6倍、苏联的3倍和日本的10倍，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2倍、苏联的3倍，几乎是日本的7倍。美国将大把大把的钱撒向世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然而今天呢？日本人已经全面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接着他便自问道：“经过25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那么，从今天（写作该章时）开始的25年后，日本会不会步美国的后尘呢？”作者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在保罗·肯尼迪看来，虽然美国当时在经济上，甚或在军事上仍然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但世界大国的地位却在衰落是不争的事实，相对而言，甚至这种衰落的势头比它的对手苏联还来得更快些。在他看来，当时的美国就类同于1600年左右的西班牙帝国或1900年左右的大英帝国。为此，肯尼迪教授直言道：“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受着历史学家极为熟悉的以往列强兴衰的风险。”

二 计算机产业：拯救美国的“功夫熊猫”

故事得从一个现在已不太为人所知的人说起。这个人于1941年9月，出生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他早年曾经参军，后来又先后当过农民和外科医生，但他一直在关注计算机的发展。高中时，开始对电子学产生兴趣。1968年，他从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位。毕业后，他便在自己家的车库里创办了一个新公司——微型仪器和遥感系统公司，即MITS。开始时，公司的业务是火箭模型电子产品，后来转去生产掌上电子计算器。当得州仪器开始大量抛售价格低廉的同类产品时，MITS几乎要破产。生意失败后，他将眼光瞄准当时远未普及的计算机——一台真正的、全面运转的（个人）计算机——具有和当时的多用途微型计算机一样的功能。他的“终极设备”——他自编的称呼——一旦完成，将立刻引起轰动，因为市场上没有任何类似产品。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于1974年，他推出了性能强大、价格适中的MITS Altair 8800个人电脑。次年，他又推出首台个人计算机“阿尔泰”。这一新品的推出，让当年还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童年伙伴保罗·艾伦（Paul Allen）兴奋不已，他们知道他们的机会来了。当他们在《大众电子》杂志上看到“阿尔泰”的广告后，就毅然地于1976年年底注册了“微软”（Microsoft即微型软件的英文缩写）这一商标。这个人就是被人们称为世界“PC之父”、当今“电脑时代先驱”的亨利·爱德华·罗伯茨。

微软在创立之初，并没有开展任何实际业务。反倒是于1977年1月，盖茨从哈佛大学辍学，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因为罗伯茨的MITS公司的总部就设立在那。罗伯茨给了盖茨一份编写程序的工作，工资标准是每小时10美元。根据微软公司大事记显示，因为创始人在阿尔伯克基落脚的缘故，这家公司的总部也就跟着创始人的皮包，迁到了这里。微软公司的真正转机发生于1980年8月28日，正是这一日，盖茨与IBM签订合同，同意为IBM的PC机开发操作系统。随后他以5万美元价格购买了一款名QDOS的操作系统，对其稍加改进后，将该产品更名为DOS，然后将其授权给IBM使用。1982年，在上市销售的第一年期间，盖茨向50家硬件制造商授权使用MS-DOS操作系统。1983年11月10日，Windows操作系统首次登台亮相。该产品是MS -DOS操作系统的演进版，并提供了图形用户界面。至此，我们今天所知的微软公司就此成型。

就在盖茨与艾伦注册微软的这年，另一个美国青年也开始了他商业人士的征程，这个人就是与盖茨和艾伦齐名的史蒂夫·乔布斯。1955年2月24日，乔布斯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刚刚出世就被父母遗弃了。幸运的是，保罗·乔布斯和克拉拉·乔布斯——一对好心的夫妻领养了他。乔布斯生活在美国“硅谷”附近，邻居都是惠普公司的职员。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乔布斯从小迷恋电子学。一个惠普的工程师看他如此痴迷，就推荐他参加惠普公司的“发现者俱乐部”，这是个专门为年轻工程师举办的聚会，每星期二晚上在公司的餐厅中举行。在一次聚会中，乔布斯第一次见到了电脑，他开始对计算机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等到他上初中时，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与后来的合伙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相识了。当时，沃兹尼亚克是学校电子俱乐部的会长，也对电子有很大的兴趣，基于共同的爱好，两人一见如故。19岁那年，因为经济的缘故，乔布斯不得不休学，成为雅达利电视游戏机公司的一名职员。为了节省开支，他借住在沃兹尼亚克家的车库。在这段时间里，乔布斯一边上班，一边与沃兹尼亚克一道，在车库里琢磨电脑。他们梦想能够拥有一台自己的计算机，可是当时市面上卖的都是商用的，且体积庞大，极其昂贵，于是他们准备自己开发。1976年在旧金山威斯康星计算机产品展销会上买到了6502芯片，带着6502芯片，两个年轻人在乔布斯家的车库里装好了第一台电脑。乔布斯为筹集批量生产的资金，卖掉了自己的大众牌小汽车，同时沃兹尼亚克也卖掉了他的惠普65型计算器。就这样，他们有了1300美元。1976年4月1日，乔布斯、沃兹尼亚克及龙·韦恩签署了一份合同，决定成立一家电脑公司。这就是日后的苹果公司。

公司成立之初就运气不错。1976年7月，零售商保罗·特雷尔（Paul Jay Terrell）来到了乔布斯的车库，当看完乔布斯演示完电脑后，决定订购50台整机，这是做成的第一笔生意。之后“苹果”公司开始了小批量生产。但对于公司而言，真正的转机来自1976年10月。这是个于乔布斯、于苹果而言都是好运的月份，正是在这个月，马尔库拉前来拜访沃兹和他们的车库工场。马尔库拉虽然是个电气工程师，但却非常擅长推销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被这些全无商业经验的年轻人的激情所感染，于是主动帮助苹果公司制订了一份详尽的商业计划，并给他们提供了一笔高达69万美元的贷款。正是有了这份商业计划和这笔宝贵资金，苹果公司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公司成立一周年之际，苹果公司便在美国第一次计算机展览会展示了他们的最新产品——苹果Ⅱ号的样机。3年后，即1980年12月12日，苹果公司股票公开上市，在不到一个小时内，460万股全被抢购一空，当日以每股29美元收市。按该日收盘价计算，苹果公司高层产生了4名亿万富翁和40名以上的百万富翁。

在这些先驱的带动下，美国掀起了一股青年创业潮：

1984年，迈克尔·戴尔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戴尔公司。这是一家以生产、设计、销售家用以及办公室电脑而闻名，同时也涉足高端电脑市场，生产与销售服务器、数据储存设备、网络设备的公司。

1983年，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贸易展览会上，史蒂夫·凯斯认识一个重要的人物——控制视频公司的创始人比尔·梅斯特。这家公司能通过电话线将游戏软件传到电脑上。但不幸的是，两年后这家公司却因业绩不佳而倒闭，凯斯却看好公司的前景，于是决定与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金赛联手重新创业，他们设立了一家名为“量子”的计算机信息数据公司，主要为计算机用户提供在线信息服务。10年后，这家公司正式更名为美国在线公司。

1994年，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杨致远与他的朋友大卫·费罗在美国创立了雅虎。这是一家美国著名的互联网门户网站，也是20世纪末互联网奇迹的创造者之一。其服务包括搜索引擎、电邮、新闻等，业务遍及24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超过5亿的独立用户提供多元化的网络服务。同时也是一家全球性的因特网通讯、商贸及媒体公司。

1995年7月，杰夫·贝佐斯创立了一家公司，最早这家公司叫Cadabra，性质是基本的网络书店。然而具有远见的贝佐斯看到了网络的潜力和特色，当实体的大型书店提供20万本书时，网络书店能够提供比20万本书更多的选择给读者。因此贝佐斯将Cadabra以地球上孕育最多种生物的亚马逊河重新命名。如今，这家公司已成为全球商品品种最多的网上零售商和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企业。

1996年，拉里·佩奇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在攻读计算机理学博士学位期间，他遇到了谢尔盖·布林。由于兴趣、研究方向都颇为接近，于是佩奇和布林开始合作研究一名为“BackRub”的搜索引擎。到1998年上半年逐步完善这项技术后，两人合作运行Google搜索，并以PageRank为基础给网页排名，同时两人也开始为这项技术寻找合作伙伴。他们找到雅虎的创始人之一戴维·菲洛，菲洛认为他们的技术确实很可靠，但建议他们自己建立一个搜索引擎公司发展业务，发展起来后再考虑合作。他们的一位教师，也是SUN微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安迪·别赫托希姆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很大帮助。别赫托希姆确是个很有远见的人，在看完他们的演示后，立马开了张10万美元的支票帮助成立Google公司。之后两人又从家人、朋友那里到处借钱，筹得100万美元作为最初投资。1998年9月7日，Google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曼罗帕克正式成立。如今，Google已被人们公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无数的用户。

2004年2月，还在哈佛大学主修计算机和心理学的二年级学生扎克伯格突发奇想，要建立一个网站作为哈佛大学学生交流的平台。只用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扎克伯格就建立起了这个名为Facebook的网站。意想不到的是，网站刚一开通就大为轰动，几个星期内，哈佛一半以上的大学部学生都登记加入会员，主动提供他们最私密的个人数据，如姓名、住址、兴趣爱好和照片等。学生们利用这个免费平台掌握朋友的最新动态、和朋友聊天、搜寻新朋友。很快，该网站就扩展到美国主要的大学校园，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北美地区的年轻人都对这个网站饶有兴趣，如今，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校园同样风靡。

……

据媒体报道，自1990年以来，美国每年都有100多万家新企业诞生。这些创业者们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商业价值，当今美国财富中超过95%是在1980年后创造出来的。而在这些创业的企业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有的创业企业多属于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

有关数据也支撑了这点：自1990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4万多家软件公司和300家芯片公司。1996年美国全年新增产值的2/3是由微软这样的企业创造的，1994年至1996年，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达27%，远远高于房地产业的14%和汽车产业的4%。为此，1998年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各国的政府首脑和经济专家一致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景气，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随着计算机技术等高新技术在社会生产领域和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使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越来越知识化或智能化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知识密集型的经济特色越来越显著了。为此，有论者就认为，电子计算机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更加深刻而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它将把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推向以自动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不能相比的。由此可见，美国最终之所以没有衰退，而是扭转局面再次崛起，跟其再次掌握住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导权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轮工业革命又爆发于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呢？

三 工业3.0：美国持续主导下的工业革命

我们在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于美国时，就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的软实力，得益于这种软实力，大量的发明家、技工、商人和熟练的产业工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基础。更为要紧的是，美国与当年的英国颇为不同，那就是美国崛起后，其软实力不但没有就此被削弱，反倒越发得到了加强。关于这一点，韩和元在其所著的《我们没有阿凡达：中国软实力危机》一书里做过如下论述：

奥巴马总统的首任首席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罗姆曾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这是一篇令其一战成名的论文。在这篇题为《大萧条缘何终结》的论文里，她提到，从1933年到1941年，美国货币流通量激增，名义利率虽然一直为零，但实际利率却从30年代初的正15个帕跌至负10个帕，这说明当时的通胀率相当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美联储主动增加货币流通量，而是因为当时大量的欧洲黄金为避战而涌入美国。大量的资金涌入，这本身就说明美国的软实力已经很强了。同样，伴随着资金而来的还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大量的欧洲知识分子、科技精英。

事实上，早于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横行的时候，美国其实也一直并不受那些受难知识分子待见的。譬如，托克维尔，虽然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大加赞美，但在他看来，美国到底是一个缺乏学术研究传统的国度，这个国家基础科学领域更是极端薄弱。而在那些德国流亡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眼里，美国更是无异于一个暴发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德国知识精英对美国价值观是充满怀疑和抵触的。为此，早期，知识难民们主要逃往英国、丹麦、土耳其等欧洲国家，他们幻想着要不了多久纳粹风暴就会过去，那么他们就可以回国了。但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1939年欧洲局势急速恶化，特别是1940年，丹麦、法国和比利时先后被德国占领，就是曾不可一世的英国，此刻也变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在德军的枪声中，这些知识难民们，彻底地沦为了难民。这种崭新的身份让他们有点尴尬、焦躁，乃至绝望。就在知识难民出现时，罗斯福政府就德国发生的迫害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事件多次公开予以谴责，并公然表示美国欢迎那些受迫害的人士前往美国工作和生活。在入境管理方面，与对普通难民的严格控制不同，要是有文化的知识难民，就可优化入境。美国的这种宽容政策，终于打动了在英国、法国、丹麦流亡的学者，他们再次迁徙，会同沦陷国的知识分子一起投奔美国而去。从而让整个欧洲的知识宝库一举迁移到了美国。这些知识难民的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说明美国的软实力，盖因当时免受战火肆虐的国家除了美国外，还有加拿大及整个拉丁美洲，为什么这些人并不移入其他国家就已部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而这些就知识分子入境人数情况，美国学者莫里斯·戴维根据移民归化局的数据，估算出共有22842—25535人，其中在美国仍然继续从事原来工作的大约为15000—17000人。

难民迁移没有市场规划，也就是说，这种供给并不是根据接受国的实际需求产生的。相反，战乱时期，接受国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需求，比如美国，甚至还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知识分子失业团体。但纵使如此，美国仍然表现出莫大的魄力，毅然接受了这许多的知识分子。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知识难民生命的珍视，对其才能的重视。这一政策不仅传播了激动人心的庇护所观念，也为美国赢得了空前的尊重和威望，这对美国软实力的进一步加强无疑是有着巨大促进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欧洲智力库的抢救及时，在经历百年向欧洲科学界学习和看齐之后，在欧洲知识界大劫难之后，美国却出乎意料地成了世界的科学中心。原子物理学派、奥地利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各门各派，都纷纷在美国落户生根。你滴水之恩我当涌泉相报，于是，他们聚集的知识能量就在美国空前释放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恩里科·费米、登月行动阿波罗计划的主管冯·布劳恩、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等这些改变美国也影响世界的科学家，实际上全部来自美国之外的国家。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全世界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从战争中捞了这么多的好处。而且，罗斯福的政策得到了他的继任者的继承。罗斯福去世后，历届美国政府先后通过了《1952年移民法》《1965年移民法》《1990年移民法》，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移民政策为人才战略服务的战略。对此，Google公司就曾公开表示：“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对海外移民政策的开放，也许我们到现在还不一定能够诞生，因为我们的创始人布林就是来自苏联的移民。”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美国的因祸得福。在第二次产业革命萌芽、发展阶段，英国的传统产业，即第一次产业革命中令英国称霸世界的产业，如纺织、炼铁等行业的竞争优势并未丧失。既有的纺织品和煤炭钢铁工业已经能让英国资本家们迅速赚钱，自然不会像美、德那样把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向新兴产业。国家的创新动能不足。也正是因此，在这个竞争激烈、不进则退的时候，虽然英国没有止步不前，但在跑得更快的竞争对手面前，它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而美国则恰好相反，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及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政府在外交和内政上接连失误，导致美国于60年代末起开始陷入全面的危机中。就在这种危机中，其原有的产业优势迅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所取代。于20世纪70年代，虽然日本的钢铁产量差不多同美国并驾齐驱，但其工厂的效率却比美国更高、更具现代化。1978年世界上22座大型高炉之中，日本就占了14座，而美国连7座都不到。现代化、高效率的日本钢铁工业，在美国以及其他市场上，使美国瞠乎其后。不独钢铁产业如此，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收音机、录音机、立体音响设备等产品的质量都不如美国，一转眼却席卷整个世界。在船舶制造方面，美国一贯不敌欧洲，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新造船舶的价格，比欧洲低20%—30%，迫使欧洲各国不得不采取限制进口日本船舶数量的措施。但纵使如此，其产量比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总和还要多，约占世界造船总吨数的一半。此外，日本的汽车占领了美国的市场，日本的摩托车则将英国人给赶跑了，钟表行业的龙头棍，也被日本人从瑞士人那里给抢到了手……既然美国在其传统优势产业即其赖以称霸全球的那些行业，如钢铁、电气、汽车行业的竞争优势全然丧失，既然这些行业已经不能让美国的资本家们赚钱，自然就不可能像当年英国一样，优哉游哉地应对国际竞争变局。从《日本第一》《大国兴衰》的畅销就可见，当时美国上下，事实上都表现出一种国际地位不保的焦虑中。也正是这种焦虑使得美国自下而上都意识到，要想摆脱困境，除了创新，美国别无他途。这样一来，美国人便将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向了新兴产业。

除此之外，当时的美国遇到的对手的实力都比较弱，也应是它侥幸取得第三次产业革命主导权的因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整个欧洲的知识精英们全部赶到了美国，这且不论。事实上，战后在外交和内政上接连失误的不仅是美国，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我们且以昔日霸主英国为例，正如撒切尔夫人指出的：“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工业的至尊地位，面临着先是美国、后是德国的竞争而渐渐动摇，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使得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一朝醒来的英国，不只是遭两大军事强国榨干，还受长期的财经贫血症之苦。战后工党政府当选，建立了一种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干涉主义结合的政府风格，欲重振江山。在总体经济方面采取凯恩斯财政扩张的政策，个体经济方面则让地区和工业依各种标准取得政府补助；并借直接取得所有权，或间接利用法令约束私人企业依照政府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使企业国有化。”当时，整个英国完全处于一种集中管理的状态。撒切尔夫人认为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政府措施，导致了英国经济活力的丧失和国力的衰退——英国一再地被美、日、德、法，甚至意大利所赶超。当时的情形正如《英国经济》一书所描述的：“从整个战后时期来看，英国经济是越来越困难了，最早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英国，也最早走向了没落。”

德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与美国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也陷入了滞胀的深渊。为应对通胀，德国勃兰特政府推出了取消税收优惠、增加燃油税和提高贴现率等举措来予以应对，但无济于事。继任的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张，推出复活总体需求的景气促进计划：通过贷款平衡和支持联邦政府扩大投资，补贴私人投资，专门制订促进建筑业、交通、环保能源的投资计划，改革所得税体系，降低中低阶层税收，提高育儿津贴等福利补贴；其经济政策徘徊于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需求）和供给指向型（减税以活跃投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希望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合作来减弱布雷顿体系崩溃的冲击、稳定汇率和构建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但是，由于持续危机造成民众消费欲望低迷，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建筑等行业结构问题突出，以及发达国家同陷危机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德国的滞胀和失业，还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剧增，使总体调节政策归于失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低速增长和持续攀升的失业（突破200万人）及公共债务问题仍然困扰着德国。

而苏联和其东欧附庸则更不在话下。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里所指出的：“苏联的哲学断言，世界事务在技术和新的生产手段推动下，是处于辩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而且必然会引起各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变革。但苏联一贯的独裁和管理主义作风，党的领导上层依仗特权，限制信息的自由交流，以及缺乏鼓励个人发挥性的制度，这一切都使它在面临爆发性的高精技术的到来时，处于准备不足、难以应付的地位。而这种未来已在日本和加利福尼亚出现了”。

那么，被保罗高度看好的日本也倒下了呢？韩和元在《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里将其归因为“日本本身的比如自满傲慢的国家心理怕是要负更大责任”。日本是个岛国，对外界事物一直高度重视。1963年，日本信息产业的规模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1968年占20%。然而尽管20世界80年代日本对信息科学的认识较70年代有了巨大进步，但对信息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信息科学的研究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以至于当90年代以互联网为巨大推动力催动信息化浪潮滚滚而来时，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反应同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及社会信息化程度十分不符。1992年6月，互联网协会世界大会在日本神户举行，但这时的日本社会主要关心的仍是内部计算机的联网，对互联网的话题很少有人涉及。1993年11月，美国媒体发表了日美信息化程度比较报告，报告指出，在数字技术革命时代，日本仍热衷于模拟技术的开发，使日本信息技术大大落后于美国。在日美科技竞争中，那种日本无时不在的现象彻底消失。在信息化方面，日本更不是美国的对手。也就是说，日本根本就没有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最核心的东西。而这跟其狭窄的视界有着莫大的关系。的确，无论是就军事抑或企业经营而言，日本在战术层面都可以说是一丝不乱、精益求精。但如同李宗仁所说，日本却是一个志大才疏之国，究其原因就在于民族眼光短浅，尤其不惯于大处着眼。这也直接导致了它在全景观大体上都不可靠。是一个典型的只重战术而不重战略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