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协调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思考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二 国际经济协调运作依据

那么,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为什么需要开展和坚持这种国际协调运作呢?对此,各国都必须不断深化相关认识,大力弘扬国际经济协调理念,并把它们贯彻落实在自己的对外经济运作之中。应当看到,这样做既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又来自不少经济现象的客观需求。

(一)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的基本依据

概要而言,我国需要开展国际经济协调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基本理由。由于它们已经较为人们所知晓和了解,这里只作简要的提示。

1.深受公认经济理论的有力支撑

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原理早就告诉人们,合作性竞争明显优于非合作性竞争。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国际经济活动中间,追求零和博弈的竞争型式,以“冷战”思维处置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往往会搞得两败俱伤,显然不符合彼此的基本经济利益。相反,用合作“多赢”的精神对待国际经贸舞台上的种种矛盾与纠纷,力图实现共同增加各自经贸利益的目标,才是一种正确和有效的根本之道。国内外学者关于各国经济依存不对称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削弱或否定本书阐述的正确性。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关系,不会改变国际经济协调这个根本方向,只是导致这种国际协调的具体内容与方式的若干变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经济的非对称依存》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里,詹宏毅对此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尤其是该书剖析相互依存关系出现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和强调从不对称依存角度重新认识国际经济组织(WTO和IMF),更具较显著的启迪意义。(分别参见该书第101—106页和第177—182页)。可惜的是,这两方面的阐发好像还不够充分和深入,令人读后萌生意犹未尽之感。另外,没有全面地深入地论述这种不对称性产生的诸种经济效应,可能也是一种学术缺憾,毕竟它是凸显这个论题研究价值的重大理论内容。

2.顺应世界经贸基本格局的正确作为

各国在经济上互相联系与彼此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大多数开放国家的经济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有些还达到了相当紧密的程度。坦率地说,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如我国每年实际出口到美国的数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近40%,我国外汇储备的1/3强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等。道理很简单,中美这两个大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已经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如果它们之间出现激烈且频繁的经济冲突,那么一定是两败俱伤,谁都成不了赢家。因此,一切有意无意损害中美正常经贸关系的所言所行,都是笔者坚决反对的。在这种新的格局下,它们实际上并不希望关系密切国家的经济状况产生大的麻烦或困难,因为对方出现经济疲软或衰退一定会冲击甚至重创自己的经济增长。反之,如果它们动辄以一种对抗好斗姿态来处理彼此间的经济摩擦与纠纷,则一定会落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谁都不可能是赢家。这就决定了,彼此唯有采取合作协调的立场,才能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和贸易利益在笔者看来,认真读一读美国著名学者C.弗雷德·伯格斯坦主编的《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一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十分有利于人们坚守国际经济协调的基本理念和战略方向。例如,该书第四章专门阐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最后一节(第六节)还以“对美国政策的启示”为题进行了引申,提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观点,如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对全球经济和美国而言似乎主要代表了一个机会而非挑战;中国对美国巨额且还在增长的贸易顺差主要反映的不是中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尽管中国出口所占份额越来越高,其未来许多年的比较优势可能仍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自己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人民币升值无疑将减缓美国有些产业就业的下滑,同时只能略微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美国和其他高收入经济体应该努力维持对中国产品开放市场;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应该加强中国在以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合作为宗旨的国际机构中的作用;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可能会继续迅速扩大等。(参见该书第135—139页)一共寥寥5页的篇幅,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持平之论,且充溢着一种浓重的国际经济协调色彩,委实非常值得嘉许。这从一个侧面告示人们,国际经济协调作为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基本理念,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同样会有众多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因而这种经济运作是有现实基础的。

3.得到我国对外经贸实践的反复验证

我国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始终坚持以国际经济协调精神处置对外经贸活动,获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经济突破,为我国创造外贸奇迹奠定了扎实的根基。从改革开放之初与美国互相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到排除种种重大障碍加入WTO,再到近年来围绕各种贸易壁垒同发达国家的斗智斗勇,其中每一项辉煌成就的取得,莫不同出色的国际经济协调运作紧密相连。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弘扬这种国际协调精神,是我国不断赢得对外经贸成就的重要法宝。

(二)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的其他理由

至于一国开展国际经济协调运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来自诸多具体的经济需求。这里仅简略列举数种。

1.争取外部和平环境的需要

一国要大力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体制的广泛开放,而它们必须得到一个和平外部环境的支撑才可能得以实现。可是,和平外部环境的取得,需要具备众多的主客观条件。其中,秉持合作“双赢”的适时理念,营造友好互助的良好氛围,以协商沟通、求同存异的方式解决贸易纠纷,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试想,自己就不具备国际经济协调精神,既没有合作“双赢”的基本理念,又不努力追求彼此友好交往的积极氛围,更经常用一种好斗或对抗的姿态去处置国际经贸规范事务,那么,你还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去要求他人提供和平的外部环境?简言之,一国要争取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首先自己就得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协调精神,能够包容大度地面对各种困难与挑战。

2.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

随着自身经济的迅猛崛起,中国面临一个需要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新课题。我国一直高度警惕各种“捧杀”中国的行为,自己也绝对不愿“托大”,坚决不做与自己经济地位与实力不相匹配的蠢事。但是,既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位居世界第二,那么,相较以前须更多地关注全球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恐怕已经难辞其咎了。这样,中国就需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首先是那些影响力大的国家友好合作,自觉地共同应对和平与发展所面临的各项挑战。在这样新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中国,必须用一种更加包容的胸怀和更加真诚的合作态度,以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包括各种冲突。于是,当自己与其他国家出现了一些贸易纠纷的时候,能够抛却合作“双赢”的理念和积极协调运作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对抗或好斗的姿态去激化矛盾和制造困难吗?其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3.战胜共同经济挑战的需要

从全球经济的实际状况来看,一些共同的经济挑战使各国不得不搁置分歧和停止争吵,实行相当积极或一定程度的合作协调,以实现共同希冀的经济目标。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有着消灭贫困和发展经济的共同目标,面临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等共同发展难题,出现资源利用率低、市场机制功能不充足、法规不健全、政府职能不清晰等共同制度弊端。总之,它们面对着众多共同的经济挑战。显然,大家互相支持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至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则面临着另一种类型的共同挑战,即更多的共同经济麻烦。例如,彼此经济依赖程度相对很高,多少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贸易巨大不平衡带来诸多烦恼,导致双方经常产生这样那样的纠纷和冲突,如其中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就已近10年;围绕国际经济制度创新问题,双方分歧尖锐且后果严重;等等。处置这一切棘手的经济困难,唯有合作与协调才能够找到解决它们的钥匙。反之,任何一方采取对抗和僵硬的姿态,只可能两败俱伤,谁都成为不了真正的赢家。一句话,大力强化合作与协调,才是战胜一切共同经济挑战的法宝。但是,有些美国学者未必对以政策协调为主要方面的国际经济协调活动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例如,赫伯特·斯坦在其《美国总统经济史》一书里就认为:“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对国际协调的尝试还是令人失望的。这并不是否定努力的积极意义,但这确实说明国际协调在何种条件下取得何种效果还没有得到现实的定义。很可能国际协调问题会随着对国际经济中不平衡的关注的减弱而退隐幕后。”(引自该书第30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情势下,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一国对外经贸大发展的当然条件。对于极大多数国家来说,接纳新成员融入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不是为了寻找或增加“麻烦的制造者”,而是为了寻找和增添紧密联系与友好合作的经贸伙伴。对于融入者自己而言,积极融入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不是为了寻找一块挑起争斗和激化对抗的新阵地,而是为了开创一个利于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的新天地。这样,一国要真正融入当今的国际经济体系,唯一的途径便是学会如何与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或国家进行协商与合作,包括找到相互适应的方式和策略,以及应对彼此贸易纠纷的适当姿态和恰当方式。毫无疑问,这些自然离不开国际经济协调的基本精神和相关做法。

5.维护国际经贸规范的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遵循和维护国际经贸规范是顺利开展各国对外经贸运作的重要前提条件。就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规则而言,“互利”就是一条重要主线。以往发达国家之所以在GATT体系和WTO体系里面能够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除了自身经济实力强大的缘故,还在于它们之间拥有比较有效和完善的协调机制。例如,它们常常通过一些机构(如经合组织)和会议(如七国集团会议)进行沟通、磋商与协调,用同一个声音表明有关国际经济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以保持强大的影响力。现在,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显著变化。发展中国家之间唯有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才可能增强它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它们的共同经济利益。事实上,它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价值目标与标准,完全有可能实现这种国际协调。比方说,77国集团加中国的模式就可以成为这种国际经济协调的有用平台。

(三)关于若干误解的简要阐释

不能不看到,围绕国际经济协调这个主题,人们往往还有着这样那样的误解或偏见。这就有必要作些提纲挈领式的阐释,以适当澄清一些常见的误读。

其一,把国际经济协调看作一国开展对外经贸谈判的事情。确实,国际经贸谈判是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方式,有时候表面看来还是一种最主要的方式。所以,有些国外学者有时候也会用“国际经济谈判”一词当作国际经济协调的代名词。但是,事实上国际经济协调有不少具体方式。如前所述,本书就着重论述了六种协调方式。显然,它们大多数方式所涉的内容都不仅仅是谈判桌上就能够解决的。

其二,把国际经济协调看作是一国对于其涉外经贸政策的调整与合作。毫无疑问,围绕经贸问题的国际协调自然会大量涉及有关经贸政策的调整与变革。正因为如此,不少国内外学者讨论国际经济协调这个主题时,都把重点放在了政策协调上。然而,把国际经济协调仅仅或主要看成为政策协调,却可能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思路偏差。一方面,大量表现为政策协调的内容,实际上反映的是体制、机制、伦理等方面的变革,只不过用政策变动的形式加以表现。另一方面,究其实质,国际经济协调最核心的部分恰恰是制度协调,它们有些方面是不通过政策变动来体现的。

其三,把国际经济协调看作一国对于经济博弈对手的妥协与让步。必须看到,妥协与让步是国际经济协调运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常常是其主要的表现内容。不充分肯定和实践这个论断,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协调运作。但是,在分析思路上仅仅至于此,则多少折射出其中的欠缺和疏漏。首先,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是对当时经济博弈格局审时度势、灵活转圜的一种结果,而不能视之为让步而让步。其次,这种妥协与让步都是在服从战略大局下的具体步骤,并不能走上随心所欲或谋划不周的斜路。再次,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妥协与让步意在获取其他方面的重要利益。最后,妥协与让步不能触犯自己应守的底线。换言之,只有坚持上述思路的妥协与让步,才是一项成功的协调运作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其四,把国际经济协调看作是一国出于策略考虑的权宜性手段。诚然,策略性的协调行为是国际经济协调非常重要和经常使用的一大手段。但是,把国际协调主要当作国际经贸活动中的权宜性手段,则可能是一种相当有问题的误读。这种看法存在两方面的严重偏差。从分析思路上看,它大大贬低了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地位,无形中否定着其为基本经济理念和根本决策思路的重要性。从具体实践上看,它等于否认了其为对外经济机制之内核和涉外经贸策略之基石的重大地位。试想,既然是一种权宜性措施,它自然只是一种时而需要时而弃用的措施而已。

其五,认为国际经济协调只有在双方都具强烈意愿时才有实际意义。应当看到,在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紧密的经济格局下,每个明智的政府都懂得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并不会贸然拒绝这样的运作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一般都有开展协调运作的真诚意愿。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对方对于某些问题的具体协调完全可能缺乏应有的积极性。此时,一国实施进攻型协调运作就十分要紧。通过积极创造条件、及时抓住时机、充分展示利得等环节的充分发挥,激发和调动对方的协调积极性,从而依旧可以同对方展开成功的经济协调以获取很大的利益。所以,上述态度还是显得比较消极。

或者有人士可能进一步产生这样的疑问:面对某些发达国家来势汹汹的遏制与包围,我国还是强调国际经济协调,是不是显得软弱无能呢?

必须强调指出,当我国面临某些发达国家所展开的政治钳制、军事包围和意识形态围攻时,再进行这种国际经济协调运作会不会遭遇困难和障碍?回答是:当然会遭遇一定甚至严重的干扰。那么,还应该坚持这种国际经济协调运作吗?回答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这种国际经济协调运作。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国际经济协调运作,才能获得一个相对良好平和的国际经济环境,才能行之有效地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卓有成效地确保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只有不断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才能大大提高我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军事防御力量,从而最终粉碎那种企图遏制和削弱我国发展的国际阴谋。

因此,对于诸如此类针对我国的政治遏制、军事包围和意识形态围攻,有时还有西方传媒的偏见和胡搅,我国务必采取理智而恰当的应对态势。一方面,我国自然需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并辅之以必不可少的应对准备,包括增强我国军事实力和开展必要的国际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加以落实和体现,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则是坚定不移地以国际经济协调精神总揽一切。

还必须提醒的是,千万不能再采用僵硬的思维定式或偏颇的分析思路,去看待和解读所谓的遏制行为。美国用以对付中国的不少手段,有些是出自经济目的的“遏制”措施,有些是基于策略应用的权宜之举,有些是人们不当地误认为“遏制措施”。可见,把它们统统上升为战略层面的遏制手段,模糊着自己的视线和思路,失却了不少本可让国际经济协调运作大显身手的机会和空间,进而带来众多利益的不必要损害。这无疑是非常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