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学界对我国古代马政的研究开始的还是较早的，也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其研究方向仍是以唐代以后（包括唐代）为主，这固然是因为唐代以前的史料有限，难以一探究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唐代以后马政系统已比较完善，行政设置、马匹管理等都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与此相比对先秦、秦汉时期马政的研究，论文、专著则相对较少，目前主要的论著有：

谢成侠所著《中国养马史》，介绍了我国养马业的历史发展，叙述了从殷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的养马业情况，详细地讨论了中国马种的起源，古代的产马地和马种的品质，古代养马技术的成就，以及历代马政机关的沿革。其中“秦汉的养马业”一章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史料为基础，介绍了秦汉王朝的马政机关，养马业对汉帝国的国防意义，汉朝边境各族的养马业，西域良马及苜蓿的输入和驿站的起源及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此书是谢氏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马政史》之基础上增补而成，此二书可谓是研究中国马政史的入门指导，但书中内容，对传统文献史料的考订用力少些，大多仍沿用史籍中的旧说。

陈直先生的《汉代的马政》，从汉代马政政策和机构设置论证西汉政府对马政的重视，认为当时不仅中央专门设有马政机构，各诸侯国也类于中央，并且根据文献记载和古器物中的印章和封泥所体现的地方马政官员的各种名称说明马政机构不断增加，日益细密。王裕昌、宋琪的《汉代马政与养马高峰》则从军事发展、政治需要、传驿需求三方面入手论述了西汉马政高度发展的背景，并认为东汉官营马业较西汉大为衰落，东汉末年战乱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养马高峰的结束。米寿祺的《先秦至两汉马政述略》，主要根据传统历史文献资料论述了先秦至东汉时期的马政发展变化。作者认为我国的马政自商、周以后，到两汉达到高潮，两汉的马政从诸多方面为以后历代提供了模式和经验，如太仆逐步演变为太仆寺，西北地区成为传统的官马牧地等。黄敬愚的《简牍所见西汉马政》一文利用汉代简牍资料论证了西汉政府对马厩有着较为严格的管理，对厩马食粟有统一的规定。作者认为，马匹对游牧民族是一种财富象征，而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汉民族来说，西汉时众多的马匹是国家沉重的负担。饲养马匹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因此就决定了养马业随农业的波动而波动的发展趋势。文中还提到虽然汉武帝对马匹极为重视，通过天马来改良马的品种，但效果并不明显。汉代的养马机构除了长安及长安附近的马厩外，还有各传置的马厩，边郡的牧马苑，这三种养马机构所养马匹功能上各不相同，互为补充。文会堂的《“马政”源流考》介绍了中国古代马政的渊源及在各时期的发展变迁。文章最后总结了中国古代马政的特点，一是统治者高度重视，二是管理方法高度集中。沈明得之博士论文《汉代马政研究》在研究两汉牧师苑的基础上，又分别论述了汉太仆之渊源及汉代马政的发展概况。

部分学者对养马场所——苑厩也有一定程度的讨论，《〈云梦龙岗秦简〉所见之秦代苑政》一文中，笔者根据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出土的简牍，结合传统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秦代的苑政做了考察，文章认为秦代垣为苑之必备者，其作用之一就是圈养禽兽，有的苑外还设有一条隔离地带——耎。苑中所养除各种珍禽异兽外，还有各种畜类、林木类、谷物类等。秦代对禁苑管理严格，文中对管理禁苑人员和机构的设置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刘云辉《简论秦代厩苑制度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对秦代的厩苑制度进行了有益探讨，作者根据上焦村出土的马厩刻辞认为，秦代御厩为六个，汉承秦制，虽然后来有所变化，但也曾有过六厩之制度，除天子御厩制度外，地方亦设有各种厩。另外作者还分别论述了厩与苑、厩与皂之区别及相互间的关系。

余华青在《秦汉边郡牧师苑的兴衰及其影响》中认为秦汉时期的苑分为皇家御苑和牧师苑两种，其性质不同。随后考察了牧师苑的渊源及牧师苑制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状况，提出汉代对牧师苑实行太仆——牧师令——牧师苑三级管理的制度，作者认为所谓“边郡六牧师苑令”就是在边郡六郡每郡设一牧师苑令，每一郡下辖有数量不等的牧师苑，由牧师苑令管理。但遗憾的是文章未再对牧师苑的分布情况做深入探讨。另外文中还论述了从先秦到东汉时期牧师苑的发展变化及其作用、影响。陈芳受此文启发，在其硕士论文《秦汉牧苑考》中对秦汉时期的牧苑管理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分析，颇有新意。该文认为，秦之牧苑设于各个县内，规模较小。汉代则分布于凉、并一带，规模庞大。秦之管理机构为中央——县——公马牛苑三级，牧苑的总负责人为苑啬夫；汉代机构设置方面的观点则同余说，分为中央太仆——六牧师苑令——三十六牧师苑，六牧师苑令分布于河西六郡，而三十六牧师苑则分布于凉州地区，一牧师苑令辖有多所牧师苑。文章认为秦代公马牛苑按行政区域不同分为两种不同的管理办法，一种是由县一级行政单位直接管理，另一种则属于内史所辖的京师各县马牛苑，由内史直接管理。文中引《内史杂》“苑啬夫不存，县为置守，如厩律”，认为内史所辖京师各县的牧苑和皇室禁苑的苑啬夫不在，由当地之县依《厩律》安排代理其职务的临时啬夫。

雍际春在《西汉牧苑考》一文中考证了西汉牧师苑的分布。《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云有六牧师苑，《汉书·地理志》载有五处，失载一处。雍文认为失载的牧师苑为安定郡内的呼池苑，在今甘肃省华亭县境内。与上述余说不同，雍文认为“六牧师苑”是《汉官仪》所载“牧师诸苑三十六所”中规模较大、设置和管理亦较完备的核心牧马场所，其余诸苑当是西汉马政兴盛时因地制宜，根据需要在适于畜牧的西北边地所增置的，其规模和级别可能较小。“六牧师苑”与其余诸苑共同构成了西汉马政的完整体系。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也提及位于西北边境的特种官署（牧师苑）。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出版的周晓陆、路东之所著《秦封泥集》中涉及相当数量的秦代厩苑封泥，为马政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还有一些学者从畜牧业角度出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贺润坤《从云梦秦简〈日书〉看秦国的六畜饲养业》，主要根据新出土简牍资料云梦秦简《日书》对秦国的畜牧业进行了介绍，作者根据《日书》中《马》篇的内容认为秦国民间和政府对祭祀马神相当重视，当时的相马技术也达到了一定水平。高敏先生《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一文从秦汉时期畜牧业分布状况、主管机构、生产技术与饲养方法的发展、畜牧业的经营方式等角度入手详细论述了秦汉畜牧业发展的特征，既而再从秦汉时畜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政府对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的过分控制等方面论证了秦汉畜牧业的局限。

余华青、张廷皓《秦汉时期的畜牧业》一文详细论述了秦汉时期畜牧业发展的情况，认为这时的畜牧业经营组织主要分为大牧主经营、豪强田庄经营、一般农家经营和官府经营，官府经营组织又分为边郡牧师苑、皇室苑厩、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厩。文章分析了秦汉时期畜牧业发展的政治、经济等原因及当时具体的方针政策，并指出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发展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点，这种不平衡性对社会经济及后世畜牧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钊的《先秦时期的畜牧业》也论述了先秦畜牧业的发展，提及先秦马匹的驯养。

从养马业角度入手的文章有：宋涛的《我国古代的养马业》，文章对我国古代养马业的情况做了比较完整的概述，部分内容提及秦汉时期养马业的发展状况。马行亮、黄富城的《先秦养马业刍议》主要根据先秦著作及部分简牍资料，分析了先秦时期养马业的状况，指出先秦时我国养马技术发达，且已具备了专门的管理体系。陈志恩《相马术源流和古代养马文明》一文首先从汉字形态追溯相马源流，说明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马的重要作用，其次介绍了先秦秦汉时期的相马技术，再次论证马在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作用。

养马技术方面的相关文章有：张廷皓《论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作者根据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加以考证，得出结论。认为鎏金铜马的马种是西汉从西域引进的大宛马，用以改良中原的马种。鎏金铜马是作为相马所参照的铜马式。蒋文孝《从出土文物看秦汉时期养马业及其相关问题》根据所出土的壁画、雕塑等文物论述秦汉时期我国养马业的驯养、饲养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政府重视养马业，鼓励、提倡养马，促进了养马技术进步。

郭兴文《论秦代养马技术》《论秦代养马技术续》分别从秦马良种探源、饲养、使用三个方面对秦代的养马技术做了详细的论述。文章认为秦国初期马主要是以甘肃一带的马为主，随着秦国的强大和秦王朝的建立，良种马已不仅局限于西部，逐渐转向北部蒙古马，从而具备了多种良马。结合秦民族的特点，秦的养马方式由最初的牧养向厩养过渡，在具体的饲养方法上，秦代也已有了较为科学的技术，并按照各种马匹不同的使役情况分别喂养。秦代使用马的技术也达到空前的高度，不仅是骑乘用马，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匹，使用也有一定技术规定，文章最后认为养马是秦民族的擅长，结合西北少数民族的养马技术，促进了秦之养马业的发展，而正因为如此秦国才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统一六国。

禹平在其文章中认为秦汉时期养马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养马技术的进步。而秦汉时期的相马术较之先秦时期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是养马技术进步的标志之一。东汉时马援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创立的相马骨法取代了其他的相马方法而日渐流行。良种马的引进和繁育对于促进汉马的改良无疑是一大进步。新饲料的引进，对饲料的精细加工和精细并用，采用分槽单养，夜间加喂，注意马匹的使用和保护，以及医马技术的进步和马匹去势术的盛行，都标志着马匹培育和饲养技术的提高。安忠义《汉代马种的引进与改良》一文介绍了汉代的马种改良：汉代为了改良本土的马种，大量引入外来的马种，使内地马种得到根本性的改良。

马跃的《中国古代马的繁育技术成就》、李群《我国古代的养马技术》等文对秦汉时期的养马技术也有所论及。

马政之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关键在于其在军事上的作用，尤其随着骑兵在军队中所占比重的逐渐增加，军马的需求量大增，而国家的马政系统则是军马供给的主要的承担者，故研究马政就不能将骑兵撇之不谈。

骑兵作为一个兵种何时出现在我国，学界有不同看法：“至春秋时，骑兵逐渐增多，特别是生活在草原地区的游牧族国家和部落，人人善于骑射，已组成数目可观的骑兵部队，经常用以掠扰中原各国的边境地区，称之为骑寇。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定居生产的各个国家，虽然有了骑兵，但数量不多，而且在以车战为主的年代里，战争对机动性的要求不高，骑兵的优越性显示不出来，所以终春秋之世，骑兵还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兵种。”杨泓则认为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我们古代的军队中，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熊铁基认为：“中国古代的骑兵究竟创立于何时，还有待详考，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无疑是发展骑兵的一个重大措施。”张涛《秦汉骑兵起源及其发展新探》，安忠义《先秦骑兵的诞生及演变》，彭文《秦代的骑兵》，陈恩林《中国古代骑术和骑兵考源》等文对骑兵的起源也做了一些探讨。

何平立在《略论西汉马政与骑兵》一文中指出西汉马政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系统严密，职责分明。除太仆寺统管国家养马业之外，朝廷各机构也多有各自经营的畜牧养马机构。西汉王朝养马业发达，不仅有赖于马政组织的完备，而且亦得力于刺激军马生产和加强军马管理的国家政策与措施。龚留柱《秦汉军马的牧养和征集》主要介绍了秦汉时期为了保证军马供应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孟古托力的《骑兵建设推动养马业的发展——战马马源之分析》认为，战马的质量关系到骑兵安全乃至战争的胜负，在军事活动中战马的消耗很大，要想保持一支强大的骑兵必须有能力及时补充马匹，故而需要大力发展养马业，骑兵建设推动了养马业的发展。李库《西汉早期骑兵俑》，作者根据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1982年陕西临潼、198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1986年陕西西安、1992—1993年陕西咸阳汉阳陵南区、1995年四川绵阳永兴西汉墓、1999年咸阳汉阳帝陵东侧等处出土的和2003年咸阳公安机关查获的西汉早期骑兵俑，介绍了这些陶质骑兵俑的装饰、装备，由此作者认为西汉早期马的造型与秦代相似，依然保持着头大、颈粗、宽胸、四肢短粗的特征。白建钢《西汉步、骑兵兵种初探》认为，西汉时骑兵分为轻骑兵和重骑兵，杨家湾军阵中的兵俑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文章探讨了轻骑兵和重骑兵的产生、发展，并认为正是养马业的发展为西汉骑兵提供了支持，汉兴，马匹品种繁多，为轻、重骑兵分别提供了不同要求的马匹。

安忠义《汉武帝时期骑兵的兴起与军制改革》一文认为中土骑兵全面兴起于汉武帝时期，是与当时周边的民族环境及军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骑兵的出现不仅使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重大改革，也使当时的军事制度发生了改变。该文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军事技术等多个角度来分析探讨骑兵出现的原因，并进一步认识军事制度发生的变化。龚留柱的《关于秦汉骑兵的几个问题》，从秦汉时期骑兵的武器装备、兵源征集和战术编制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笔者结合简牍资料在秦汉骑兵编制上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田旭东《略论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秦俑与杨家湾汉俑军阵的比较》一文中，从秦汉军队装备变化、秦汉军阵与作战形式的变化以及秦汉兵器的发展与使用等方面论证了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态势，文章根据对出土的秦陵兵俑和杨家湾出土汉兵俑的比较研究，认为秦时仍是以车战为主，汉则以骑兵集团机动作战为主。臧嵘《上谷渔阳骑兵在刘秀争战中的作用》叙述了在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上谷渔阳突骑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回溯了幽州突骑发展壮大的历史渊源。孙德润《由咸阳骑马俑谈到战国秦骑兵》，文章对塔尔坡战国墓地出土的灰陶骑马俑和秦俑坑的骑马俑做了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代表骑兵的不同发展阶段，前者的原始性表明正处于骑兵的创建阶段，而后者则代表着发展阶段。张民德《汉骑兵主战之例证——咸阳杨家湾汉墓骑兵俑》一文，利用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俑结合文献资料论证了汉代骑兵是军事作战中的主要力量。

上官绪智的博士论文《秦汉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研究》，从军队后勤保障的角度入手，专章讨论了军马的牧养、征集和经营管理，在军资的供应方面也专门提到了牛马所需草料如何供给、储备，作为重要军事交通工具的传马也有论及。黄今言《东汉军事后勤的几个问题》一文，对东汉军马草料的供给情况也有一定介绍。

此外，秦汉时期津关制度、乘舆制度、邮驿制度、军事后勤、赋税征收等方面与马政研究亦多有交叉，这些方面的研究在我们探讨秦汉马政的过程中亦要引起一定的重视。

近年随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公布，原先在论及对汉景帝时期禁马出关政策时，无法得知其政策的具体内容，现逐步得以厘清，诸多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多认为此令所反映的是汉初对马匹管制的办法，以及西汉王朝强干弱枝的政策。如：臧知非的《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马政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主要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关于禁马出关的内容对西汉初期马政做出论述，认为西汉立国伊始即重视养马业及其管理，以一系列的法律手段发展、规范养马业。在详细规定养马程序的同时，突出国家对马匹的控制。马匹的名称、身高、年齿、颜色等均登记于官府，依传而行；无论因公、因私买卖马匹均要办理相应的更籍手续，并经批准；严禁中央所辖郡县马匹流往诸侯王国。陈伟在《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一文中对原释文内容提出了新见解，根据简文分析了西汉初期买马的具体规定以及对马匹通关管理的措施，认为西汉初期王朝通过对涉马诸令的颁行，力求保有关中的马资源，对马匹通关实行严格的管制，对诸侯地区几近封锁，仍是处于军事、政治上的考虑，是西汉王朝“强本弱末之术”的体现。文中特别提到了“计献马”是各郡每年献给天子的马，是关外郡每每自关中买得计献马之后将之寄存于关中，避免了往返的消耗。龚留柱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所谓“计献马”是关外郡为运载计献之物而置买的专门用马，因为这些马要反复出关，所以《津关令》中专设条文以严格检核手续，此文还对“禁马出关”这一政策的起止时间做了较细致的考察，认为此项政策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吕后时的《津关令》是其政策的延续，但到文帝时被命令禁止执行，汉景帝时此政策又以“马弩关”令的形式再度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昭帝时被废止，这里的关主要是指函谷关、临晋、武关等内关，非指与少数民族相连的外关。陈蓓《西汉“禁马出关”令辨析》对颁布于汉景帝中元四年的“马弩关”令中禁马出关的马匹标准以及此禁令所针对的对象进行了分析，同时文章在龚说的基础上认为“禁马出关”政策的实行其准确时间应是汉高祖二年之后。李均明《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以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津关令》所载有关关津出入的条款，结合居延、敦煌等简牍及遗址情况，就关津制度进行讨论。指出汉关津在军事防御、控制人员往来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吏民出入关津皆须出示证件并通过检查。汉初诸侯买马关中以诏令特批。董平均《〈津关令〉与汉初关禁止度论考》也对汉初的津关制度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马匹是“以别尊卑之序”的车马乘舆制度的前提条件，故而乘舆制与马政也有一定的联系。目前关于车马乘舆的相关论著多集中于殷商至汉代的车马坑、车马埋葬等方面的研究，对于秦汉时期的卤簿制度研究较少。周作明在《秦汉车马驾御赐马制度管见》一文中追溯车马驾御制度渊源，认为秦汉继承了周时的车马驾驭制度建立了一套从天子到百官等级严格的车马驾御制度，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皇帝的卤簿之制2．车驾马匹的等级规定。与车马驾御紧密相连的赐马制，文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张仲立也在《关于卤簿制度的几点研究——兼论周五路乘舆制度特点》中提到乘舆制度的发展演变，不仅是礼仪文化发展的晴雨表，也深刻反映了统治权力的消长变化、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文章主要结合秦陵铜车马等出土材料对卤簿制的产生、演变及周时的五路制度做了有益的探讨。

在秦汉时期的交通发展中，车与骑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而马又是车、骑的主要运输动力与载体，是故研究秦汉时期的马政也须对当时交通邮驿的情况有较深层次的了解。国内外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早有所关注：日本学者森鹿三在《居延汉简所见马》一文中，根据居延汉简中关于马的内容记载，详细论述了西汉时传驿系统中传马、驿马的区别和发展演变，认为西汉时传马、驿马并用，到东汉传车逐渐不用后，驿马数量增加。文中还对居延地区的马匹饲料的种类和数量做了较详细的调查。高荣《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后勤管理》一文根据秦汉简牍的相关资料对传牛马的草料供应问题做了一定探讨，认为传马牛饲料的多少与其年齿大小、驾车次数、强度和路程远近及季节等都有关系，秦汉时期各邮亭馆舍中喂养传马牛的草料供应及出入管理等方面，都已形成了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从而保证了整个邮驿系统的运转。王子今的《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根据居延汉简所记关于茭的内容反映了汉代边关居延地区传驿马匹食用茭草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汉代西北边郡马政管理的部分内容。此外，根据出土简牍资料对西北邮置职官的考证也多有文章论及，如郭俊然《汉代邮驿职官考——以出土资料为中心》即充分利用出土资料将汉代邮驿可见之职官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其中厩啬夫、厩佐等职官应该是为汉代邮驿系统中直接管理传驿马匹的官吏，虽然隶属于邮驿，但与汉代马政也有直接的联系。高荣在其《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一文中认为：主马政的太仆同时也掌管着邮驿用马，但邮驿的运行管理，太仆并不负责。秦汉邮驿中传马的来源问题，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证，如刘辉的《西汉传驿马之来源考述》、王树金《秦汉邮传制度考》等，其观点类似，都认为传驿马来源广泛，除政府下拨、邮驿机构自己畜养外，还有邮驿机构自行购买等途径。

另外，曹旅宁《秦律〈厩苑律〉考》从秦律中与畜牧业相关的内容入手，论证了秦在牛马管理、保护、使用等方面严格的措施和法律规定。马继兴的《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以前医药文化资源》及续一、续二、续三、续四及续五对出土汉简中所记载的关于马匹疾病治疗的有关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研究》、黄今言的《秦汉军制史论》、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以及邹介正等所著《中国古代畜牧兽医史》中都对马政有所论及，但只是从各自研究的对象或角度入手。

秦汉时期马政得以快速发展除前述之政治、军事、交通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外，也有一定的文化背景，马文化在秦汉的发展、成型与祥瑞、升仙思想在汉代的流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点在我们研究秦汉马政的过程值得注意。就笔者目力所及，马文化这一论题目前学界虽可见部分论著，但多从艺术、文学、宗教等角度入手，如赵新平《汉马图像形式研究》、石亚凤《中国早期艺术中的马》均以美术学角度入手，对我国秦汉时期马的形象进行了归纳，但未能深入探讨马文化在早期历史时期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赵云涛《试论〈说文·马部〉反映的古代马文化》一文则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收录的马部字，探讨了古代的马文化发展，作者在文中对我国古代马政的发展与马文化的关系也有一定论证。白振有在其《〈说文解字〉马部字的文化蕴涵》中，从马政文化、相马文化、驭马文化、驿传文化方面进行了研究。林琳《论秦代以前中华民族的马文化》《论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马文化》两文对先秦、秦汉时期马文化研究颇详。文章从我国马的起源、马文化的产生、图腾崇拜、马神传说、先秦马文化的发展、养马技术、相马术、马医等范围对我国先秦秦汉的马文化进行深入分析。莫波功《马对先秦社会的影响》一文则从马对交通、战争及其他方面的作用进行探讨，说明马对先秦社会的影响巨大。

以上即为国内外对秦汉时期马政研究的主要相关论著。总体来看，重复性工作较多，且学者多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附带提及秦汉马政，对秦汉马政的研究还不够详尽和全面。同时这些文章专著也大多局限于一段时期或一个朝代，而未能从动态上把握整个秦汉时期马政的发展情况，缺少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目前所见，研究方向多集中在西汉，秦、东汉的研究较少。另外在使用材料上，也是多为传统文献，不过近年来诸多学者对简牍资料的使用已有所增多。

秦汉马政的发展情况究其根本，与当时整个历史背景有密切的联系。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和交通工具、生产工具，马在整个国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这表明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与马政有着重要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