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文学的概念界定及研究现状

（一）延安文学概念、时限的界定

在研究延安文学的论著中，延安文学，也通常被称为“延安文艺”。延安文学概念的形成总体上经历了由“延安时期的文学”到“延安文学形态”这样一个从内容到本质的动态转换过程。仅从字面上说，此概念当源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在刊发《讲话》时，首次使用了这一提法。目前可查的较早涉及延安文艺这一概念的是何其芳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论文学教育》。何其芳在谈到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于文艺整风之后应开设的文学课程时，从区域范畴涉及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文艺：“应有专课经常研究文艺现状，其内容应包括对于抗战中大后方和目前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文艺作品，文艺问题，文艺活动的研究。”将“延安文艺”作为一个创作概念明确提出并就其性质、特点加以阐释的是1946年8月23日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以“延安文艺社”的名义刊文表明即将创办《延安文艺》杂志的征文要求。号召延安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用大众作风，大众气派”来写“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写人民的生产、政权、武装。写人民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创造”。其中对“延安文艺”的阐释是：“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人民的生产、政权、武装、人民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创造。”并表示，“我们有决心要照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加倍的努力往前做去”。可以说，这一征稿要求从指导思想、表现对象、写作风格等方面具体阐释了对延安文艺的理解并体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虽不足以作为“延安文学”的定义，但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初性。此外，也有研究者从延安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时间出发，认为延安文艺或延安文学这个名称的正式提出“应是1984年《延安文艺丛书》的出版以及这一年年底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延安文艺研究》的创刊”。

梳理众多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将目前关于“延安文学”的界定大致归纳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解释认为：延安文学即发生在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与文艺作品；“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学艺术”。这一界定，在新时期之前的大段时间里得到较普遍的认同。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研究者对延安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深刻影响的关注，研究范畴也得以拓展。广义的理解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丁玲、贺敬之等老延安文人率先提出。丁玲认为：“延安文艺是抗战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关怀和正确领导之下，向人民学习，和人民一起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局限于延安地区、局限于抗战时期。我们不能把它看小了，看窄了。”贺敬之也提出了和丁玲类似的看法，将整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作家涵括其中，并不局限于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广义的理解对于延安文学与解放区文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林焕平1992年的《延安文学刍议》一文中认为，延安文学“从整体上说来，就是在延安思想指导下，表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与战争的生活”的文学，“延安文学所体现的文艺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它突出地体现在毛主席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从革命事业总体上说，“从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陕北根据地到全国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都是以延安为政治中心、思想中心和指挥中心”。因此，有必要把“解放区文学”更名为“延安文学”，后者较前者更能准确体现延安时期文学的“政治思想性”，即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

关于延安文学的时间界定也有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以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起点，认为延安文艺时期指1935年10月随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共中央来到陕北，特别是1937年1月进驻延安后的13年（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另一种观点以中央红军进驻延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为标准来界定延安文学的时间上下限，即1937—1949年。朱鸿召则认为延安时期是指1937—1947年。《延安文艺丛书》的《编辑说明》中说：“本丛书编选的时限是：从一九三六年党中央进驻陕北时起，至一九四八年春党中央转移华北后止。编选的范围是上述时间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生活、学习与工作过的人，当年所写作、发表、演出、展览及出版的各种优秀文艺作品。”艾克恩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37年1月—1948年3月）》所记述的延安文艺运动的时间与上述观点类似，起于1937年1月共产党中央进驻延安，止于1948年3月其离开陕北。

以上界定虽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都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状况为依据，以延安文学作为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前提的，对延安文学的文学性特征的关注较弱。由此，也有观点认为延安文学的起讫时间始于“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成立，终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试图突出文学性特点，将延安文学这个文学史上的时期还原到文学史上进行界定。但是延安文学的发生、发展的特定背景和环境决定了无论对其进行概念界定还是时间限定都离不开中国革命和战争的背景，在延安文学研究的谱系中，很难辨清纯粹的文学性的研究。而且，在延安文学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以延安为中心的文学传播、影响的扩大、反馈，及其不断地变化、调整的动态过程。这也恰恰构成了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点和历史立足点。

本书吸收了以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起点的观点，认为延安文艺时期指1935年10月随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共中央来到陕北，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的13年时间。这一时期的时间限定充分契合本书的研究目的：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以延安为核心信息源的中国革命文学的传播。基于此观点，本书认为延安文学是指以延安为中心并辐射至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乃至全国的，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新中国成立方略的传播所构成的文学历史。这一界定从形式上为本书的研究选取了一个历史横截面，也界定了时空的范畴。同时，本书研究中所汲取的传播学研究视角，又使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这一时空限制，正如延安的思想和红色革命的力量能够从陕甘宁边区走向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延安走向西柏坡，再走向天安门一样，延安文学以及延安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实基点都会经由传播学跨学科的视域而拓展开来。更利于我们将延安文学还原到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场景之中，在历史的本质和本真之间，在延安文学传播的动态过程之中加以探究并有所收获。

（二）延安文学研究现状

延安文学研究的起点可以说与延安文学同步开始，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真正确立并逐步走向成熟。《讲话》不仅规定和概括了延安文学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也因其政治权威性决定了延安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标准。在其指导下，新的文学实践开始展示出延安文学相对规整、集中的文化特征。可以说，以《讲话》为批评的基准，延安文学研究走过了数十载，一定程度上说，在这一标准的规约下，延安文学研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标准的局限，研究并未达到应有的广度与深度。新时期以来，延安文学研究收获颇丰，其成果涉及延安文学的各个角度、各个种类、各个层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刘增杰曾将解放区文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颂扬为基本格调的研究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第二个阶段（约为20世纪80年代）是解放区文学研究的蜕变阶段；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解放区文学研究获得根本性改变的阶段。延安文学的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同步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迹，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界，从其诞生到80年代初，研究基本上囿于意识形态话语的范畴之中。8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效机制以及文本内部的复杂构成得到关注，研究视角开始寻求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延安文学研究，处于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互相渗透交融的胶着状态，往往后者居主导地位，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单一的革命视角和对新的国家权利和胜利的合法性阐释的单线性方法，“从文学到革命”的宏大叙事模式，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研究从“文学”出发最终走到叙述“历史”终点的特征。一方面是文学创作对革命史的经典化、神圣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研究进一步对革命历史超时间的整体性本质性的追求和确认。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放区文学的研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解放区文学研究变得更为孤寂、冷清；另一方面，研究和批评的操作方式也开始发生质变”。突出的表现是，“情绪化”的批评氛围和话语操作方式从文学批评的内部和外部逐步消失，以政治化的组织决议代替正常的学术争鸣和探讨的批评模式遭到抛弃，用非文学的力量干涉文学批评或者求助于意识形态的权威置论敌于弱势境地的外部批评环境也有了深刻和根本性的改变。研究者“开始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从批评主体的艺术积累和艺术感受出发，推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解放区文学研究曾出现了一股新的热潮。1984年《延安文艺研究》（季刊）的创刊，1985年9月全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解放区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解放区文学专门史的撰写，以及大量研究论文的发表都标示着这一时期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延安文艺研究》是在一些原解放区老作家的支持下，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陕西省延安文艺学会主办的，创刊于1984年，终刊于1992年。该刊创刊号的《编后记》提出了办刊的宗旨：“不仅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而且要勇于面对现实，用延安文艺精神来研究现实文艺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延安文艺的宝藏，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继承和发扬延安革命文艺的传统，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改革，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这一时期对于延安文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对延安文学时期的作家、作品的评论，其二是对延安文学时期主导思想的研究，其三是对延安文学研究史的梳理总结。其中集中出现了一批延安文学史及解放区文学史编撰成果。1958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江超中编写的《解放区文艺概述（1941—1947）》。1988年，由刘增杰等人编撰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把各解放区文学看成一个整体，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著作。汪应果等人编撰的《解放区文学史》和许怀中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也相继问世。同时，研究视角得以拓宽，或从文学史角度，或从作者、作品角度，或从文化批评角度，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微观或宏观等多角度加以切入，而新的研究方法如比较文学、新批评的“再解读”等方法的运用也使研究逐步走向深化、细化，全方位地展现“文学史”中的延安文学，“延安时期”的延安文学，新时代视角下的延安文学。

世纪之交，延安文学的研究与左翼文学研究、重写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以及“再解读”等研究热点密切同步，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三个十年），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钱理群的《1948年：天地玄黄》，王富仁的有关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的关系、现代小说史的研究，王培元关于鲁艺研究的《延安鲁艺风云录》《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朱鸿召的《延安文人》1，孟悦、唐小兵等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吕晴关于何其芳等延安知识人的研究，萨支山关于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文学史的研究等。诸多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均有所得，足以见得延安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潜力。

进入21世纪后分别有两次对延安文学研究有较集中的观照，对目前研究影响较大。一次是2005年，《延安大学学报》辟出“延安学”专栏，仅从字面理解，其研究对象应该涵盖包括文学在内的延安时期革命历史的各个方面，这种以确立“学科”的方式对延安时期的整体观照无疑会为研究该时期的文学提供较强的史学背景支撑。另一次关于延安文学研究的集中讨论是《学术月刊》2006年2月号上的笔谈。笔谈特邀王富仁等部分学者以“延安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性”为题展开讨论，汇集刊发了王富仁的《延安文学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必要》、朱鸿召的《重新厘定延安文学传统》、袁盛勇的《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三篇文章。随后被《新华文摘》转摘，引起了相关研究者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对延安文学的关注也从未间断。福建师范大学江震龙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纷繁多元到一元整一——“中国解放区散文”研究》（导师：姚春树），浙江大学赵卫东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与确立》（导师：吴秀明），华东师大毛巧晖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涵化与归化——论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学”》（导师：陈勤建），山东师大王雪伟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何其芳的延安之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灵轨迹》（导师：杨守森），河南大学李军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导师：刘增杰），复旦大学袁盛勇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宿命的召唤——论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导师：吴立昌），华中师范大学李建军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人民话语”考论——兼论“延安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导师：周晓明）等，一批中青年学人逐渐以他们的独特视角及研究方法不断推进着21世纪的延安文学研究。同时，由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申发出的相关成果也在各学术研究媒体为延安文学研究获得了宝贵的话语空间，在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相关延安文学研究论著，成为近年来延安文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延安文学研究的历史过程始终与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同步，经历了从诞生起就不断地与社会意识形态结缘，并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视角、新方法的不断涌现而起伏更迭的曲折过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领域开始的“文化的转向”所表现出的对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种族、媒介生态的强烈关注，很多批评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了他们关于文学史的论述，同时，一些传统的文本因新的理论视角的进入而得到了重新阐发。但是，从具体方法而言，若一味侧重一个角度的研究便会在不经意间将历史的文学现象和特定时间催生的文学文本仅仅静止地沦为文化理论研究的注脚和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研究的特殊性、文学自身的魅力、文学的社会功用以及文学发展与社会的独特联系往往被遮蔽。因此，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样，延安文学研究也亟待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寻求新的学科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