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延安文学传播研究视角的确立

人类传播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四次革命，在其复杂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作为受益者始终既是主体又是受体，伴随着媒体传播文明的发展进程不断地变革发展。有史记载以前，先民的文学是以口头传播的形式流传的，当文字，尤其是印刷术出现之后，文学才真正地进入大众传播的概念范畴。现代传媒呈几何倍数的递增速度，使文学得以回归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文学也借助传播媒体的发展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包括文本书写、传播速度、时空覆盖、信息内容承载以及信息反馈等多重内涵的空间。纵观与传播文明进程同步的文学传播历程，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传播技术的发展无论经历何种曲折，都总有一个始终不移的唯一方向，即“大众化”的方向。因此，每一次传播的进步都使文学的受众范围更拓展了一步，都使文学更接近于最广大的受众，都使文学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因为“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样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一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通过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也日益增强。

文学与传媒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传媒研究又以媒介的信息内容，尤其是文本内容为基础。大众传播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整个社会生活范式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关系。通过以传媒为核心观照对象的文学传播研究或许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找到一个契合的路径，在文化研究与文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中可以找到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契合点和研究的切入点。文化社会学的媒介观构建了文化研究与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可以说，目前许多研究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文学传播与传媒研究，正是立足于文化社会学的媒介研究，将文学与传媒放置在人类社会的大系统之中加以全方位动态考察，并在其互动关系中发现新的学术研究空间。

（一）期刊研究的滥觞和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视角的确立

朱光潜曾说：“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沈从文也曾分析道：“报纸分布面积广，二三年中当可形成一种特别良好空气，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流注广布，人民自信自尊心的生长，国际关系的认识……这一切都必然因之而加强。在文学方面，则更有助于新作家的培养与文学上自由竞争传统制度的继续。这个制度在过去，已有过良好贡献。”的确，报刊作为读者接触文学作品的第一现场，蕴含着丰富而广博的研究资源。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文学传播的青睐是以对传播媒介即文学期刊的关注为第一热点的。不仅许多专家学者在权威、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期刊研究方面的文章，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也纷纷以文学期刊研究作为毕业学位论文的选题。在不长的时期中，几乎所有的现当代文学期刊，包括一些报纸的文艺副刊，都留下了研究者耕耘爬梳的足迹。期刊研究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日益窘迫的研究现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其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因素来看，有国内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下文学期刊的发展步履维艰，消费时代文学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众多的大众文化传播方式，都给文学期刊的生存带来了压力。这种文化环境影响到研究领域，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强劲势头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对其进行关注，于是，作为现代传媒之一的文学期刊，以及那些具有大众文化色彩的通俗期刊、小报刊，统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另一方面，基于研究者对当下文学期刊的命运及走向的关注，他们或通过研究现代文学期刊，为今天的文学期刊发展寻求经验借鉴，或直接从当前文化语境出发，为文学期刊的存续命运寻找出路。期刊研究热的兴起也与西方学界的影响有关。近年来国内学界与西方汉学研究者的交流逐渐增多，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原始资料，例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非常重视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视角也比较新颖。西方汉学界的这种治学理路，也影响到国内研究，这就使得作为原始材料集中地的文学期刊备受重视。另外，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大众传媒理论的引入，也为期刊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阐释可能。从学科研究的内部发展来看，期刊研究热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首先是学科传统的彰显。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唐弢等人，都很重视文学报刊所呈现的第一手资料，借此触摸文学历史原貌，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氛围。他们的治学观念作为学科传统被继承下来，对后世学人的研究起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论热”的冲击下，众多研究者热衷以新理论解读文学文本，忽视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作为对这一潮流的反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研究开始有意识地向材料搜集整理的方向靠拢，以期通过对文学报刊的钩沉辑佚、整理汇编，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加充分翔实的史料，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学科传统于此再度彰显。其次，新的史学观念和学术观点的建构。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新的史学观念和学术观点，其中“重写文学史”和“现代性”问题比较有代表性。“重写文学史”的根本目的，是试图打破政治意识形态制约下的文学史评述格局，还原文学发展的整体面目。这一观念指导下的具体学术实践，势必要求通过对文学期刊等原材料的搜集整理，再现被遮蔽的文学原貌。“现代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90年代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大都带有“以西律中”的色彩，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要求从最原始资料出发来认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紧密缠绕在一起的“现代性”的特殊和复杂之处。

期刊研究热还有研究者自身方面的原因。置身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研究者必须面对学科的“边缘化”和研究的突破创新两大焦虑：如何应对学科“边缘化”这一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们希望通过更新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寻求新鲜的研究视角，以学科自身的主体性建设来对抗这种边缘化。期刊研究正是该应对策略的尝试和体现。现当代文学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然而也导致研究领域的逐渐窄化，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却日见稠密，努力使研究有所突破创新，而不落入他人的窠臼，避开前人研究成果的“高山”，在相对冷僻的文学期刊研究中另辟蹊径，便成为研究者的自然选择。可以说，正是在内部外部各种因素的合力的共同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学科才有了期刊研究的热潮。

多种原因合力作用下掀起的期刊研究热潮，势必呈现出众声喧哗、参差多态的面貌。在研究范围上，有通论和资料汇编性质的；有研究某一特定时期的所有文学期刊的；也有把几种性质相近的刊物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的；还有针对某一期刊进行个案分析的。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侧重于新材料的挖掘，展示出被遮蔽的文学原貌；有的着眼于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新的开掘，或运用后现代文化理论进行新的阐释；还有的关注期刊作为文学生产和大众传媒介质的属性，对其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就其研究路向和研究方法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史料钩沉研究、思想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三类。

近年来的期刊研究在史料钩沉辑佚方面，将目光投向以往关注较少的沦陷区文学期刊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类研究延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重视原始材料的传统。只是相对于大量的期刊研究文章而言，专门进行史料钩沉汇编的研究实属凤毛麟角。中国现当代文学期刊种类繁多，虽几经搜集整理，但仍有不少散佚存在，文学期刊的钩沉辑佚工作并非已经完成，而是仍需进一步地深入挖掘，以便建立更加完善的期刊目录和作品篇目的汇编索引，为学科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

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近年来相对集中，成果颇丰。《新青年》作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发源地，对深入揭示新文学诞生之初的复杂思想文化背景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便首当其冲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从思想文化角度切入，对有关文学期刊进行新的历史评价和定位，也是近年来期刊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些研究通过重回历史现场，从思想文化角度对部分文学期刊进行新的定位，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受意识形态和雅俗文学观念遮蔽所造成的某些武断结论，对我们准确把握文学历史的真实状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另外，小报刊研究也侧重于文化研究的角度。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小报刊研究的安身立命所在。尽管小报刊研究也带有资料搜集整理的性质，努力展现以前不曾注意到的领域，但由于小报刊上刊载的作品文学性不强，研究对象本身缺乏足够的文学审美价值，这就使得研究者不得不将目光更多地聚集在小报刊所彰显的文化现象上，这种研究具有文化史和报刊史上的价值，但对文学史建构意义较弱。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期刊，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文学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创作受制于时代的思想文化氛围，同时又呈现着该时代的独特文化气息。而文学报刊是文学生存、发展的物质场地和精神空间，考察期刊赖以发生和成长的思想文化背景，透视报纸杂志的思想文化内涵和价值倾向，有助于我们多维度地理解文学生长土壤的复杂性、文学自身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状态，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文学背后隐藏的丰富思想文化内涵。但问题在于，目前的研究过于强调期刊的思想文化含量，而忽视了对文学本身的观照，阐释思想文化的过度热情掩盖了文学研究的审美体察，以至把文学报刊当成了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材料和证据。

文学期刊作为纸质传媒，兼具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的双重属性，对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传播、接受产生了重大影响。传播学角度的介入，为文学期刊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关注文学报刊的传媒属性、传播主体的编辑理念和传播策略，由此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传播学视域下期刊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期刊的传媒力量不仅表现在期刊自身的传播或对某一思潮文化的传播，还表现在期刊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上，一些研究者对这方面也有所关注。完整的文学活动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共同构成的，文学史不仅仅是作家作品的罗列史，也应该包括文学的传播史和读者的接受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文学期刊的传播接受自有其合理之处，尽管目前研究文学期刊传播过程和效果的文章并不太多，且主要聚焦于期刊自身或某一思想文化的传播情况，而很少触及具体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情况，但这一研究思路对匡正以往文学史研究的偏失、拓宽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新文学与传媒关系密切，正如王富仁所说，“中国现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其本身就是与文学媒体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现代印刷业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纸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有关论者在认同文学期刊具有传媒属性的前提下，将研究重点放在分析报刊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钱理群的《〈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该文细致地考察《荒野》在《万象》杂志的特殊存在方式，分析处于《万象》杂志版面空间中的《荒野》与其前后的文本以及背景材料间所发生的对话关系，对我们研究文学文本与报纸杂志的关系具有方法学上的意义，只是这样的研究还比较少。“实际上，现代小品散文的繁荣，现代杂文的产生，诗歌绝对统治地位的丧失，小说地位的提高，中国话剧艺术表演性能的一度弱化与阅读性能的一度加强，莫不与现代报纸杂志这种主要传播媒体的特征息息相关。”因此，在报刊传媒与具体文体的发展演变关系上，以及报刊传媒对具体文本创作的影响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近年来期刊研究在多方位、多层次的探索中，显示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期刊本位的凸显。近年来的期刊研究与以往期刊研究（主要指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明显的不同，以往研究把文学期刊看作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资料库，对期刊史料的钩沉辑佚，是为了发掘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为文学史建构提供材料支撑，研究目的主要指向期刊呈现出的作品（包括文学性作品和理论性作品），而非期刊本身。而近年来的期刊研究则把文学期刊本身当作独立的文学研究对象，使其上升到研究本体的地位。不少研究从报纸杂志本身的面貌、文化品格、地位、对当世及后世文学运动和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梳理和把握，从思想文化、社会环境、政党派别、文学生产机制、文学生态营造等各个角度对期刊进行观照，甚至深入期刊内部，探讨其办刊宗旨、编辑理念、经营策略、出版方式、发行渠道等一系列问题。文学期刊本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

第二，还原历史。近年来的期刊研究力图恢复文学史原貌，带有明显的还原历史的倾向。研究者在爬梳某一文学期刊时，往往注意横向考察与该刊相关的一切人、事、物，以求再现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揭示文学历史丰富复杂的原生态。这对我们重新检视和厘定一些文学问题大有裨益。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为了方便给作家作品定位，丰富繁杂的文学状况被条分缕析成几大板块，被简约成几大思潮流派，这种研究格局便于把握文学发展的主潮，但也造成了文学史研究模式的定型化，使得主流之外的作家作品很难进入研究视野，再加上意识形态和雅俗观念的制约，极容易导致对文学发展状况理解认识上的片面化和简单化，而还原历史的期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一缺陷。通过重回历史现场，一些史实不清、难以评判的领域被重新爬梳，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也随着研究的进一步细化而引起了关注，而且，伴随着历史迷雾的揭开、文学本真面目的袒露，“重写文学史”也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第三，向外转。期刊是文学外围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一环，当期刊成为文学研究的本体时，研究重心由内向外的转移便不可避免。近年来的期刊研究将文学期刊看作一个动态的“文学场域”，有关文学的探讨往往集中在与期刊紧密纠葛在一起的社团流派、生产机制、文学传播、对作者和读者的影响等外部问题上，以期展示不同时期互动共生的文学生态，这使得它和以往的“文学内部研究”大相径庭。文学内部研究关注文学作品本身，重在分析作品的主题内容、思想情感、审美特征、艺术风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近年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对期刊上所刊载的文学作品并不十分热心，关注较多的是作品之外的东西，因而带有鲜明的文学社会学色彩。期刊研究虽然关注文学外部，但又不同于20世纪50—80年代的文学外部研究。20世纪50—80年代的文学外部研究注重文学的社会效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多是从作家的身世、作品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入手，主要关注作家的政治立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问题，这种处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笼罩下的外部研究，失之于单一和笼统，并不能很好地把握文学的外部状况。而近年来的期刊研究对文学外部的考察则更加深入细致，通过分析期刊所处的具体外在环境，全面展示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广阔而复杂的联系，关注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等文学外在活动。政治视角不再是考察文学外部情况的唯一视角。

第四，跨学科。近年来期刊研究对思想文化的关注，以及传播学视角的介入，还使其具有了跨学科的性质。虽然不少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各有侧重，但研究视野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方面，例如，对新发掘的期刊史料进行评述时，往往会借助思想文化视角或传播学研究视角；而为了更好地阐释刊物所体现的思想文化，则又需要引用新的史料，或借助传播学理论分析编辑作者的办刊方针；侧重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期刊的文章，也会涉及史料钩沉和思想文化。可以说，这是一种把思想研究、文化研究、传播研究和文学研究等糅合在一起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期刊研究在昭示着广阔发展空间和巨大创造活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负面问题，前文论述中虽然已附带地指出了一些缺点，但还是有必要进一步从学理层面对近年来期刊研究的不足之处做出揭示，以对本研究起到纠偏与警示之用。近年来期刊研究的一个显著弊病是学科“越界”造成的文学学科本位的丧失。前文已经提到，近年来的期刊研究是一种把思想研究、文化研究、传播研究和文学研究等糅合在一起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失位”现象非常明显。首先，从思想史角度研究文学期刊容易落入以思想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消解文学特殊性的陷阱，对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特性形成一种事实上的“解构”。对文学期刊的思想研究，其本位和落脚点应该是文学，以实现文学研究与思想研究的互动，而不是用思想研究取代文学研究，把文学期刊上的史料当作思想史研究的注脚。可目前的期刊研究正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其次，文化研究的泛化导致了文学评价标准的混乱，构建文学史的审美价值体系面临消解。比如，小报刊研究之所以能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文化史意义，同时也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些零碎的资料，小报文学的审美价值却乏善可陈。然而目前小报刊研究的一个明显倾向，便是借助小报的文化价值来强调其文学价值，为小报上的“豆腐块”文章寻找进入文学史序列的可能。这必然给文学评价标准带来混乱，甚至有颠覆文学史审美价值体系的可能。最后，在借助传播学角度对文学期刊进行研究时，部分研究者不能很好地把握“文学”与“传播”的关系，过于生硬地强调“传播”的一面，而忽视了“文学”本位。期刊研究不是不可以跨学科，实际上，正是跨学科给期刊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活力，但在对文学期刊的跨学科考察中，要始终坚持以文学为主体，要强调文学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并最终返回到文学文本上来。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要突破原有的边界，但也不能没有边界，这就要求我们在提倡学科开放的同时仍需建立学科规范。目前的期刊研究在突破原有学科规范方面已有成效，但在重建更加完整深入的学科观念和学科规范方面，还有许多扎实细致的工作有待进行。

对文学文本研究、审美研究的忽略，是近年来期刊研究的又一个严重缺失。期刊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可能是针对以往文学内部研究的弊端：研究对象只局限于结集的文本，把它看作一个静止的封闭的存在，既很少将文本置于其产生的具体语境，也很少关注文本的传播与读者的接受情况，从而造成研究视野的窄化，导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静态化和单一化。因而，期刊研究有意识地从多种角度来考察与期刊有关的生产、传播、接受等文学外部活动，展示文学产生的具体思想文化语境和叙述语境，这可以看作对以往文学内部研究的一种反拨，然而却往往流于矫枉过正，以至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将期刊上的文学文本有意撇开，形成对文本研究、审美研究的事实遮蔽。期刊不仅是文学外部活动的“场域”，更是文学文本的载体，仅仅关注文学外部的期刊研究是不全面的。文本的文学性或审美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本质属性，它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特征。如果把最根本的东西抛开，文学研究就会变成“没有文学的文学研究”，其荒诞性和悖谬性显而易见。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文本研究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可以永远束之高阁的程度，而是还存在许多有待填补的“未定点”，例如，如何在充分展现文本产生的具体思想文化语境和叙述语境的基础上，从发生学角度去理解文本何以产生、为何以这样的形态出现，进而深化对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认识，解读外在因素对文本内部的渗透作用；如何在与期刊相联系的文学外部活动中考察具体作品的发表、传播和接受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何通过对发表在期刊上的原作与结集出版的删改本的比较研究，来探究删改前后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作家的思想状况以及作家作品与时代、社会的深刻联系；如何在期刊研究所呈现的文学原生态面貌中对文学文本进行新的观照、考察和定位等。这些都是近年来期刊研究中所彰显出的新问题、新领域，迫切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关注。

期刊研究本身对传播学相关理论方法进行生吞活剥的掌握和运用，也导致了这一研究视角严谨性和学理性的欠缺。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科在80年代才引入中国。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以及向各学科领域的渗透，传播学以其高度的综合性和多学科交叉性的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新闻、文化以及文学研究之中。但是，由于译介和学科体系整体移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学研究者本身掌握传播研究理论方法的深度不够，目前许多以传播学姿态出现的文学研究，仅仅只停留在对传播学概念、模式的简单移植或者运用刻板的传播原理框套文学的现象。加之，传播学相关理论的诞生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特征，往往与其产生的现实环境紧密相连，若抛开理论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和外延，仅仅只简单的套用，势必陷入削足适履的误区。期刊研究中的这些不足也许是新方法运用初期所普遍经历的过程，在所难免。但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也必须不断走向深入和成熟。从这个角度讲，现代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视角并未真正确立，方法论亟待研讨和确立。

期刊研究一方面不能抛开文本研究和审美研究，单独地进行文学活动的外部考察，而应兼顾“外”与“内”的沟通和协调；在提倡学科开放、拓宽文学研究视野和范畴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观念和学科规范，保持学科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在引入新的理论视角时，必须经历一个严谨的学理探讨和方法论的研究过程。唯其如此，期刊研究才能真正成为学科建设的新的生长点，才能真正把文学史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大学文理学院合作于2002年召开的研讨会后编辑出版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陈平原先生指出：“阅读并理解大众传媒，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技术，更是心态”。“假如大众传媒的文字、图像与声音，不仅仅是史家自由出入的资料库，本身也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那么，从解读相对来说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到阐释‘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另外，文学史家眼中的大众传媒，与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眼中的大众传媒，到底有何区别？”的确，在我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文学传播媒介时就应该首先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

（二）从本质到本真：延安文学传播研究视角的确立及其意义

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曾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则明晰或则含糊地涉及传播。”传播（Communication）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人类社会的运作，无不在产生、传递、接收信息和对信息作出反应。信息无所不在，传播也无所不在。现代社会日益复杂，传播也日趋多元与复杂。传播媒介随人类社会生活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不仅丰富了人的生活，更延长了人类的思想。思想与文化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广为传播，其延长增值意义何等重大。可以这样说，人类的精神塑造、文化塑造、科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这个载体而得到实现的。因此，当我们回溯文学这一文化重要呈现形式的发展历史时，将目光投向其传播过程，无疑会寻觅到其发展所经历的每一个时刻的历史细节和印迹。

进一步讲，对文学传播过程的观照，就是对文学史的动态观照，对文学史中各种关系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观照。从传播学的视点看，传播是一种互动、交流、共享、循环、辐射。传播一方面指传递和接受思想、信息和态度的过程，另一方面指传递和接受思想、信息和态度的制度机构和形式。同时，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传播与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延安文学的传播，正是以延安为核心信息源的各种互动、交流、共享、循环、辐射的过程。在这里并不单单是一种地域的范畴界定，更重要的是信息内容所承载、象征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界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诸多因素的碰撞融合。正如延安时期的中国革命是以延安为核心向全国辐射，开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一样，延安的话语通过传播走向全国并终于成为中国的声音，汇聚成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伟人那一句浸透着中华民族的世纪沧桑、壮怀激烈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民族国家终于在经历了想象、构建之后，在这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获得了一个胜利的表征。通过传播研究还原这一生动的轨迹，无论在学理研究的层面还是在探究历史本真的层面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方法论的价值。

第一，延安文学传播生态研究路径的确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这使得文学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而获得自足发展，尤其在延安时期，战争时期特殊的政治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情况。其传播形式既有别于同时期的国内其他地区的文学传播模式，也不能用当下的研究视角生硬地阐释抑或评判甚或批判。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有可能突破简单地将关注的焦点停留在孤立的静态文本、文艺社团或文学现象以及理论之上，而得以从当时文学发生、传播、接受的生态，文学构成的场域、文学从创作主体的生产到接受主体的接受和反馈以及控制者的控制、规约等动态角度，全方位地历史还原性地审视延安文学。从中我们会条分缕析地看到构建延安文学体系的多重因素。因此，必须回到当时的媒介生态与文学生态之中，运用传播理论科学地加以审视，方能透视其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文学传播意义。

传播生态学研究的概念借用了生态学中关联性结构性的原理，是研究生态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而达到相对的平衡的科学。其意义在于将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大系统之中的子系统，既研究传播媒介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诸种因素保持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适度互动关系，又探究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网状的非线性关系和良性循环。传播生态既包括传播媒介的外部客观环境，同时又是媒介与客观外部环境互动创造的结果，他们共同设定了媒介传播生存发展的空间。从社会系统论来看，如果离开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互动，就不可能对传播这一社会子系统有完整而透彻的理解。那么，分析延安文学传播的生态环境就必然要将其放置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以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文学传播与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生态研究揭示出当时社会系统中与文学传播关系密切，对传播自身的决策和运作产生直接影响的要素，在剖析要素对传播产生制约作用的基础上，探寻延安文学发展的传播学研究路径。

文学传播生态研究路径的确立实质上是建立一种还原历史的视角，并由此确立多元素的分析框架，可以使我们突破传统的关于延安文学的评价体系。纵观目前延安文学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简单化倾向，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要么单一地从一个角度切入，如以兵法社会（战争时期）的特殊情状对丰富生动的历史加以归纳阐释。实质上，若从传播生态看，延安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传播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其中，它既是构成元素，同时又是首当其冲被规约的部分，具有传播的作用与反作用功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场域，而作为子系统的文学场又怎能超越其中“力”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与其说是对文学传播的研究，不如说是将文学放置到传播的原生态环境中去研究。

第二，延安文学传播媒介研究路径的确立。

媒体是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记录历史，媒介传播也是文学、文化流变的原初载体，记录着其产生、演变的原始历史过程。媒介是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文学演变的历程、传播与接受历程的“活化石”。从1937年7月“七七事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我国现代史上战争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对各个领域的破坏性影响最深重、最酷烈的时期。但就是在这种非常特殊的时代里，文学期刊却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迅速地、非常态地生存、发展起来，从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一种罕见的奇迹，一种堪称辉煌的文学景观。据不完全统计，我国70余家图书馆（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延安、桂林、昆明、广州、厦门、济南、西安、长沙等城市）收藏的文学期刊中，40年代创刊、发行的，大约有1968种，大约占从192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至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这24年间创刊、发行的文学期刊的56%左右。因此，近年来关于40年代文学期刊的研究乃至“小报热”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尤其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与目前针对同时期其他区域的文学报刊原始资料（例如：40年代北京、上海报刊研究）所进行的整合、研究工作相比，关于延安文学报刊研究则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作为40年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如何延安文学报刊都不能被忽视。

延安文学传播的特殊生态决定了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媒体传播。在战争年代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延安文学传播媒介突破了传统的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理解范畴，报纸、杂志、戏剧、民间形式等，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和建构力量奠定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方向和规范。因此，它所承载的绝不单单是延安文人的审美抒发，而是沉甸甸的历史的印迹。传播媒介也绝不仅仅是延安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更是革命战争历史的立体空间呈现，是新中国的创建者的理想社会图景的动态镜像构建。报刊等传播媒介的内容、编辑、话语形式与其说平面地展现了历史原生态，不如说全景式地动态呈现了历史图景。事实上，延安文学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经过加工结集整理出版的丁玲、艾青、何其芳等代表作家作品之外，还有大量的发表于各种期刊报纸、甚至以民间传播形式出现的作家作品。因此，从传播媒体入手研究延安时期文学，更易取得整体性的真切的文学史感受，回到原初的文学语境之中，回到历史的现场去研究，就不能绕开作为“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记录历史”的媒体。

从以下辑录的1935—1948年部分与文学有关的延安报刊，便可观当时的文学盛况及传播景象。在综合性刊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打日本报》《抗战报》《救亡报》《解放》《战声报》《部队生活报》《八路军军政杂志》《边区青年》《关中报》《三边报》《中国青年》《青年战线》《中国妇女》《学生通讯》《中国文化》《通讯》《文摘》《新文字报》《陇东文化》《陕北文化》《新少年》《边区儿童》等；代表性的文艺刊物有：《文艺战线》《大众文艺》《文艺月报》《文艺突击》《艺术工作》《大众习作》《初学者》《鲁艺校刊》《鹿州文艺》《草叶》《谷雨》《青苗》《诗刊》《诗建设》《新诗歌》《战歌》《歌曲》《前线画报》《锄奸画报》《民族音乐》等。由此可明显看出，在延安出版的所有报刊中可提供给文学活动和传播的报刊几乎占了延安全部出版物的一半以上。事实上，延安文学的代表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仍活跃于文坛的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作家包括艾思奇、周扬、林默涵、张光年、艾青、田间、何其芳、孙犁、丁玲、周立波、萧军、罗烽、贺敬之、马烽、蔡其矫、舒群、刘白羽、周而复等，都是借助这些报刊媒体所建构的公共空间孕育成长、发展起来的。

第三，传播学视角下延安文学研究的意义。

延安时期的文学传播媒介不同于其他时期甚至同时代的其他区域的媒介。它既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的载体，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表述的主要阵地。因此，研究对象除了传统的媒体研究所聚集的传播主体、作者、受众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关于文化领域的领导者及其文化政策、政治对媒体的规约性的研究，以探讨中国革命文学传播实践所呈现的历史意义及其多义性。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延安文学的传播实践，也为当下文学期刊的发展和文学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传播学视角下延安文学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突破长期以来延安文学的研究模式，拓展了研究视野。一直以来，延安文学的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同步，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政治印迹，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限，此前的延安文学研究基本上囿于意识形态话语的范畴之中。8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效机制以及文本内部的复杂性构成受到关注，研究视角上开始寻求突破，但主要仍局限于诸如延安文学观念、文学的集体创作、延安文学与文学规范、延安文学的政治性特质等研究方面。威廉斯在1958年的文学史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对媒介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视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思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出发，不但注重分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文化观念演变之间的联系，而且强调包括媒介产品在内的文化产品与文化关系（或者说反映在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注重文化制品（包括传媒制品）同产生它们的制度机构、习俗及社会结构等联系形成了文学研究中媒体研究的重要特色。同时，由于通过媒体传播的文化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观不仅体现在艺术和知识中，而且也反映在制度机构及人们的普通行为之中，文化分析的作用在于解释阐明、澄清某一特殊文化中的生活方式中或明或暗地体现出的意义和价值观。因此，文化分析不但应包括历史评论，将理性的、唤起想象力的文化作品置于特殊的传统和社会的关系之中去分析，而且还应包括对生活方式中一系列要素的分析，这些要素是：生产的组织方式，家庭结构，表达或统治社会关系的制度机构、习俗，社会成员进行传播活动的典型方式。根据这一观点，研究媒介产品不应仅进行就文本书本的孤立分析，而应把文本分析同对于产生这些产品的制度机构、习俗及社会结构的考察联系起来。因此，从文学传播的媒介入手自然就将文学与构成媒介的生态要素联系起来了，从将文学视为静止的文本对象的研究转向对文本生产的整个过程加以动态观照，从而发现许多被忽视的现象。例如，不同时代的文人要想以自己的声音切入社会，要想建立自我的认同，大概都会选择结社与办刊来实现，这是研究社团史和刊物史成为研究现代文学史方法之一的重要原因。而目前有关社团史和刊物史研究中，延安时期还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这一种状况将使延安文人寻找自我认同的努力湮灭于历史深处。而延安报刊创办的背景、其办刊宗旨等恰恰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的关注到办刊者的文化立场和心态及其矛盾困惑、转折演变过程。

第二，以文学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无疑会通过文学文本传播的动态过程抓住其生产和接受的核心环节，具体地说，就是更易于使研究回到历史的生动处，通过追溯作品的诞生生态、传播过程，呈现其在当时历史现场中的生成与传播，接受与影响，以探究延安革命文艺的复杂构成，也更易于通过接近“历史文本”的原貌来接近“文本的历史”。其一，从生产的环节看，文学生态、作家、编辑、媒体等要素共同作用于文学，而对这些要素的条分缕析，对要素与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梳理探究，无疑会使我们从更加立体细微的角度切入历史的隐秘处。历史往往存在许多偶然因素，并不能简单地按照因素影响的权重来排序，或许一个细枝末节的小因素，却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乃至于更改历史甚或使其走向另一轨道。正如王实味的结局、萧军的遭际，既有历史的必然，也和他们各自的性格以及特定的时空有着必然的联系。其二，从接受的环节看，可以说，若站在传播学的角度来衡量任何一个方面的信息传播效益，其第一要旨就是“接受”，受众的接受范围、接受效果构成了衡量传播的基本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绝不是文学家们孤芳自赏的文学，也不仅是供批评家们纵横捭阖，激扬文字的论坛，文学归根结底是受众的文学，衡量文学的最根本的标准源于受众。从传播学入手，便可轻易地将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媒介的生产相结合，以文学研究为基点，跨入政治学、社会学、舆论学、宣传学等跨学科领域，突破传统单一的文学研究范式，对理解和动态呈现延安文学的谱系特征和历史进程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有助于从更开阔的领域理解延安文学的可能性空间。

第三，探索将文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论，具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创新性意义。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是以文本为核心来建立其作家论、作品论、鉴赏论等理论体系，正如韦勒克（Rene Wellek）在区别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时指出的：“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之处在于它不是研究历史文件而是研究有永久价值的作品。一位历史学家必须根据目击者的记叙来重述一件早已过去的事件，而研究文学的人则可以直接接触其对象即艺术作品。”而传播学视角的引入则将文本置于其发生的原始媒介生态之中。传播学研究的视角以它空前的兼容性和综合性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多维的立体视窗，正如传播学的创始人施拉姆所说：“传播学是耸立在多种学科交叉的十字路口的一座大厦。”通过传播学科特有的思维方法和切入角度可以为我们历史地、动态地、全方位地研究延安时期文学的整体状态提供一个多维度的框架。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介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具有议程设置的能动作用。因此，对延安文学的传播问题研究有利于从文学传播的整体进行切入，将文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相结合，既研究媒介又跳出媒介，站在更高的角度分析媒介的功能及其模式途径。从此意义上讲，跨学科的研究也具备了进一步进行微观研究的基础。

第四，报刊研究是关乎整体研究的史料的基础工作。有学者在讲到文学研究时指出：“当前的文学研究各学科大体来说，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头工作是从史实的整理走向史料的解释，在已经差不多做完的文献整理工程的基础上搜寻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为三千年一部古典文学史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判断，为各种各样悬而未解的‘问题’拟出学术结论。现当代文学的工作重心恰好相反，从大量现成的历史结论与定性标签走向艰苦、烦琐的史料的发现、整理与分析，改写结论与撤换标签常常是更为迫切的常规功课，显然过去的史料解释工作和定论定性工作做得太匆忙、太草率、太简单片面了。”延安文学传播研究的当务之急也在于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其先驱者胡适、鲁迅、郑振铎、朱自清，到学科的重要创立者王瑶、唐弢、李何林等，就有重视对文学原报原刊的阅读与阐释的优良传统。马良春、樊骏等也发表过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长篇论文，倡导并推动这项工作。严家炎的现代小说流派研究，孙玉石的象征派诗歌研究，陈平原的20世纪小说史研究，大都是对这一传统的发扬。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延安时期报刊资料散佚严重，目前仅存的也分散于全国各地，其中一部分散佚民间的珍贵资料也亟待收集保藏。从目前延安文学的研究成果看，相当一部分资料基础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作家文集或回忆文集基础之上的。而正如有学者分析：在学术研究中，某些资料尤其是回忆录一类资料（史料）的真实性，往往需要分析、鉴别和证实。因年代久远及回忆者年龄、身体关系，有些回忆录中的史实常常出现错误。只有对原报、原刊及原文进行认真的研读，才可能校正其中的不实之处。这就需要展开资料的“田野调查”,“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去发掘、整理当年发表有关作品和理论文章的原报以及原著等文献资料的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发掘、整理并认真研读原报、原刊及原著等原生态资料，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写作、发表作品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从而更好地理解、把握文本，求得对问题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认识和合理解释”。在以延安时期文学期刊为对象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同时能够展开相关原始史料的搜集、钩沉和文物抢救性保护工作，对还原历史的本真，推进延安文学研究纵深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上述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书研究的基点。但笔者依然想强调说明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文学传播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文本运动的过程。当文本由隶属于作家的作品进入传播过程成为依附于读者的接受对象最终产生传播效果时，在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对文本的选择、媒介的权威性和功能定位、接受者的接受方式等因素，都构成了对传播的制约因素。这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作用，从而使传播效果有违创作主题的初衷，但其中首先发挥作用的则是文本本身，也就是信息内容本身。文本内容的主旨、观点、价值取向、表述形式等都直接与传播效果相关联。本书的研究方式更侧重于根据延安时期文学传播和其媒介载体运行的经验事实进行有重点的剖析，并希望通过将这些重点的“碎片”运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较系统的分析重组之后，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历史，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延安文学发展演变、建构的动态图景，并恰如其分地进行评判。本书以为，对延安文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毋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揭示延安文人如何承担既定的意识形态而对刚刚开始（或过去）的历史事件做“经典化”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对延安文学的本质主义探究转而关注历史话语的研究，从而回到历史的深处，揭开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并寻找和把握延安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可化约的复杂心态。关注文学传播就是关注文学作品原生态生成的摇篮。这一动态关注给我们的启迪应该并不只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延安文学是中外历史上一种罕见的经由报刊与大众文艺活动共同传播的独特的文学现象。从传播研究角度切入研究延安文学不仅限于认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延安文学传播中对传播主体的改造、传播形式的变革、传播话语的民间化等都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李欧梵在其《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译本自序》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如今……非但整个世界变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浪潮早已席卷一切——而且文学研究的学术典范（Paradigm）也变了：文学研究和文本的细读已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研究’。然而，对我而言，文学仍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或可谓是历史的‘表征’），而历史也依然蕴藏于文学之中，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尤其如此（这是否文化研究，暂且不论）。此书写的虽是历史——‘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但用的却是文学的体裁，文史不分家，我至今仍视为做学问的座右铭。”在延安文学的研究过程中，也始终被笔者尊为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