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德信条：“正确理解的自利”

“建立一个新世界，必须有新的政治理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序言中的这句话，深刻地寄予了他对民主理论的强烈认同和无限憧憬：“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国家将不会那样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

在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价值莫过于平等和自由。托克维尔希望自由与平等能同时实现，但是他也关心平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可能会在现实上威胁到自由，因此民主社会必须设法预防身份平等所带来的若干社会效果，使平等与自由可以完善地结合在一起。依此，他洞见并提示了民主社会的潜在危机，包括多数专制、个人主义、中央集权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他反复提醒大家要重视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地方分权。他的分析构成了一幅多元主义市民社会的美好蓝图，至今仍为西方政治学家所津津乐道。

对“自由”一词的理解，托克维尔表现出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殊性。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观通常具有较强的功利色彩，托克维尔走出了功利主义的窠臼，将自由视为首要的善。在托克维尔的眼中，民主的前提始终是自由。美国是首先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度，才在自由原则下确立民主的制度、民主的社会。尽管追求自由的道路从来都是坎坷的。

翻开《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对美国人如何以自由制度对抗个人主义的言行，充满了由衷的钦敬和赞赏。

 

美国的立法者们认为，只在全国实行代议制，还不足以治愈社会机体在民主时期自然产生的而且危害极大的疾患。他们还认为，使国内的各个构成部分享有自己的独立政治生活权利，以无限增加公民们能够共同行动和时时感到必须相互依赖的机会，是恰当的。这个办法被他们明智地实施了。（第631—632页）

 

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这些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在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这种制度和权利，也使他们的头脑里经常想到，为同胞效力不仅是人的义务，而且对自己也有好处。同时，他们没有任何私人的理由憎恨同胞，因为他们既非他人的主人，又非他人的奴隶，他们的心容易同情他人。他们为公益最初是出于必要，后来转而出于本意。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后来变成习性，而为同胞的幸福进行的努力劳动，则最后成为他们对同胞服务的习惯和爱好。（第633—634页）

 

实际上，美国人既把自由视为获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把它视为获得幸福的最大保障。他们既爱自由，又爱幸福。因此，他们从来不认为参加公务是分外的事。恰恰相反，他们相信自己的主要活动要有一个政府来保护，这个政府既能使他们得到所希望的财富，又不妨碍他们平平安安地享用得到的财富。（第674页）

 

托克维尔盛赞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的伟大，因为美国宪政制度的特点是，确认并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限定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与特权，禁止任何个人或任何机构的专制和武断权力。

资产阶级民主的最主要弊端是个人主义，托克维尔对此感触尤深。他仔细辨析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之不同。

 

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的和过分的爱，它是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自己甚于一切。

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

利己主义来自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个人主义与其说是来自不良的感情，不如说是来自错误的判断。个人主义的根源，既有理性欠缺的一面，又有心地不良的一面。

利己主义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

 

托克维尔断定，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直接产物，是整个民主运动所固有的力求社会平等的意志，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民主社会虽然也追求自由，但这种追求要服从于对平等的追求。“民主国家的人民天生就爱好自由，你不用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去寻找自由，喜爱自由，一失去自由就会感到痛苦。但是，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更为热烈，没有止境，更为持久，难以遏止。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他们可以忍受贫困、隶属和野蛮，但不能忍受贵族制度。”

托克维尔注意到，“民主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大而言之，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私利（托克维尔称之为“每个人都沉溺于琐细而卑微的小小欢乐”），而不顾及公共事务，不考虑国家权力扩张有可能对个人带来的危害，这个被他称之为社会生活朝过度私人化方向发展，个人只关心私人的利益，结果会导致政治自由的瓦解和国家的专制集权。

然而，美国人用“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学说来反对个人主义，而这种利益又使他们习惯于结社与合作。享有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是美国能够出现各种社团的基础，它使美国人从结社中了解了自己的使命。另外，言论和出版自由也对抵制个人主义起了一定作用。“美国人以自由抵制平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并战胜了它。”

其实，民主并不意味着即能获得自由，民主不完全是平等的代名词。身份与智力上的平等既能造就民主也极易导致暴政。多数暴政是平等的社会面临的又一项威胁。在托克维尔看来，“多数的道义影响，一部分来源于下述这样一种思想：许多人联合起来总比一个人的才智大，所以立法的人数比选举还重要……还来源于多数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于少数人的利益的原则”。多数具有了无限权威而且具有了快速坚定地表达意志的方式。托克维尔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任何阶层任何人拥有无限权威都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托克维尔在对比了这两种暴政之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数的暴政比君主的暴政更可怕。后者只是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前者则是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多数的暴政不给少数任何不服从的机会，更没有言论的自由，不服从于多数就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失去做人的权利。

面对平等有可能导致的专制，托克维尔把希望寄托在了美国人的“自由精神”上。此外，他格外强调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结社自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可以增加人们对公共德行的坚持，而结社自由更是可以对美国人的公民意识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

由于自然环境、法律体系和民情的缘故，美国实行了高度的地方自治，享有思想、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这些都对民主社会中“多数的暴政”起着积极的抵制和销蚀作用。尽管他并不认为美国已经摆脱了“多数的暴政”的危险。换句话说，在美国式的民主中，保留了平等，并用高度的自治和人权抵制了民主所带来的多数暴政，促进了自由的发展。所以，用自由来克服民主的缺陷才是正途。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民主就有转化为暴政的危险。

托克维尔不像当前自由主义那样强调普遍主义、个人主义、价值中立等，而是十分重视民情风尚、公共利益，以及宗教信仰与道德规范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强调公共道德对于维护现代民主中的自由是必需的，他的公共道德以“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为核心，是一种结合了自利与公益、个性与公共性的现代公共道德。

在公共道德问题上，托克维尔最初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服膺于“公民美德”（自愿地把公共利益置于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之上）的原则要求。但对照美国人的现实精神状况，他不无失望地表示，孟德斯鸠所说的公民美德已不适合现代民主国家，就古典公民美德而言，美国人是没有道德的。

于是，托克维尔一方面接受了传统自由主义者对于个人利益的关注，承认民主时代的身份平等使得“个人利益即使不是人的行动的唯一动力，至少也是现有的主要动力”，但又声称传统自由主义者所珍爱的个人独立不是绝对和无限的，它对于维护现代自由是不充足的，个人利益的追逐不会自动达成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并非一路为友，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同胞牺牲部分的时间与财富，他们才能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托克维尔一方面认为古典共和主义者的公共利益至上论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行的，但又同古典共和主义者一样相信德行对于现代共和国是必不可少的。道德，尤其是公共道德是政治生活运作的内在动力，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与标准。现代社会中个人道德的销蚀、公共道德的腐败带来了共同语体的破碎、个人的无力感、政治革命的频发，最终危及了公共自由。因此，“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民主社会不能被允许蚕食个人的活动空间，然而每一个人必须同时被导向一个更高的公共责任感和一种忙于公共事务的健康愿望。美国的道德信条——“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为托克维尔提供了调和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性独立及公共精神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