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大学传统

最早的欧洲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是何时建立的，这常常是说不清楚的，因为材料有限，也因为大学这个概念本身在中世纪是含糊不清的。比方说，有人主张巴黎大学是柏拉图学园的继续，后者经罗马转移到了巴黎。从历史上来说，这当然是不大可能的，但其中仍然有一个真理的颗粒：12世纪末出现在欧洲的各所大学，是以古代的教育制度为某种根基的。这些大学采纳了希腊-罗马的适合一个自由人去学习的文科七艺的观念。它们可以被分成两组：第一组叫做trivium或三艺，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古代被认为是做一名演讲者和政治家所必需的那些学科。第二组叫做quadrivium或四艺，包括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这些学科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都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赋予中心地位的学科。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说，古代的人文学科或artes liberales，尤其是三艺，构成了中世纪大学传统的基础。

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那么明显。18世纪和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经常认为，古代的文化在中世纪早期消失了，直到文艺复兴才重新出现。今天这幅图景更复杂一些。我们知道，中世纪有三个精神传统，它们相对来说彼此独立，但都以各自方式吸取了古代遗产。这三个传统是：拜占庭、拉丁寺院、阿拉伯文化中心。在整个中世纪，东边是位于拜占庭的讲希腊语的学术中心（君士坦丁堡直到1453年才沦陷于土耳其之手）。在西欧，古代智慧的一部分“冬眠”于寺院之中。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基督教和教会才在罗马帝国覆灭以后存活了下来。阅读和书写的技艺只有在教会机构中才保存下来。从6世纪开始，寺院是西方的男女们研究文献、接受教育的主要来源。在一个具有不同语言和不同民族的分裂的欧洲，教会是惟一有能力保存一个共同的欧洲文化的统一而集中的建制。

这种寺院文化是一个讲拉丁语的文化。希腊语言迅速被弃而不用。这样，了解希腊科学及其方法论视角的钥匙就丢失了。另一方面，阿拉伯文化却保存了古代的学术。最重要的著作很早就被译成了阿拉伯语。讲拉丁语的欧洲人是通过10世纪——尤其在科尔多瓦——与伊斯兰文化的接触，才重新大规模地了解科学文献的。

这样，在西欧，古代的一部分学术被保存在寺院里面。希腊和罗马的修辞学和逻辑学的残片因此被保存下来，作为一种新内容的框架。僧侣、教士和传教士们研究修辞学，以《圣经》为教科书，人文学科依然是精神之基础。这些“黑暗”世纪也并非没有开明学者，诸如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公元538—594）、尊者比德（the Venerable Bede，公元673—735），以及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公元560—636）。在人文学科领域，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第一组学科（trivium——“三艺”）。第二组的那些学科，所谓“四艺”，在早期中世纪不占据中心地位。古代的科学研究在僧侣们看来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是到了欧洲的学术活动在社会层面上与国家和都市文化的发展整合为一体的时候，古代的学术才又具有意义。这一点可以在卡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公元800）中看出踪迹：卡洛林的强大帝国缺乏一个高效的行政结构，这使得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系。结果，寺院学校和教堂学校建立起来了，最初的一批大学就是由此而产生出来的。

在许多方面，大学是12世纪末社会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一个新创造。在这个体系中，universitas这个词指的是学生公会或教师公会。Universitas这个词的现代用法最初流行于15世纪。第一批大学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坐落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乡间的寺院学校无法赶得上“教育爆炸”。没有一所中世纪大学是在乡间发展起来的。只有城市才具有容纳日益增加的学生的能力。

在最早的一批大学中，我们已经看到一种专业化的努力。在意大利的萨莱诺和法国的蒙彼利埃，学生们专攻医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成为早期的法学中心。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法国的沙特尔（Chartres）的教堂学会成为一个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在12世纪末，巴黎作为一个神学研究的重要中心脱颖而出。牛津大学在很早就以科学研究而知名。这些学术机构很快获得国际地位。他们招收来自全欧洲的学生，把他们培养成医生、律师和神学家。在一定意义上说，构成大学成功的基础的，是它们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以（比方说）法律为专业的studium generale（通学），满足了社会需要。国家和教会两者都迫切需要合格的律师。

专业化也导致一些学生必须上另一所大学以补充他们的教育。如果一个人为了日后成为一名主教而在巴黎上学，那么除了神学之外，他还需要学习法律和教规方面的知识。为此他必须去博洛尼亚。巡回学生，或“行者”，是中世纪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数月甚至数年地长途跋涉，风餐露宿。

大学很快在都市景观中占据中心地位。1200年前后，巴黎据说已有五万人口。其中1/10是大学生。这样大的人群既是社会躁动的根源，也是地主和商人重要的收入来源。学生和其余人口的关系因此也不总是相安无事的。暴力并不罕见。经过许多年的学生造反和罢课之后，1231年的教皇敕书《学问之母》——巴黎大学的“大宪章”——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该敕书说，大学有权利制定它自己的规章、规则、课程设置和标准学位。与此同时，不同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被认为具有同等效力，或至少是“可换算的”。大学终于被承认为一个法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建制：它有权在没有外在干预的情况下决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这样，大学逐渐获得教学的自由，独立于教会和国家。它有自己的特权和自治权。大学建制发生了一个重要进展。

到了13世纪，大学已经划分为四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文学院（其中传授的是文科七艺）。前面三者构成“高级”学院。文学院是预科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学院。所有学院均得从文学院读起。他们必须在该学院读若干年，以便能够在其他几个学院之一学习。这样一个长时期的预科学习看上去可能是过长了。但我们必须记住，中世纪的大学学习开始于十四五岁，所以他们可能是需要一些通识教育的！

大学分为若干个学院这一点已经表明，数学和科学学科在中世纪大学是难以找到一席之地的。难以定位的似乎首先是四艺学科。13世纪的学习课程很少提供像数学、几何和天文这样的学科。但是在这里应当注意，有些大学在16世纪就已经有学者只从事研究科学而没有教学义务。在牛津和巴黎，罗伯特·格罗塞特（Robert Grosseteste，1175—1253）和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15—1294）在光学上取得重要进步。又比如，在14世纪，数学在牛津的默顿学院取得中心地位。数学的一个类似复兴发生在14世纪中期的巴黎，为首的是尼古拉斯·奥雷姆（Nicholas Oresme，1320—1382）。

中世纪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正式答辩。在这里人们磨砺自己的逻辑工具，学会欣赏好的论据。这样的讨论和争辩经常受到彼得·阿伯拉尔的逻辑论辩形式（《是与否》）的启发。除了讲课（lectio）之外，答辩（disputatio）是中世纪教育制度和教育法中的重要成分（即使我们今天，博士候选人也必须经历长而艰难的答辩）。答辩的题目可以是很别出心裁的：“一个生来就有两个头的怪物，应该被作为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接受洗礼？”

在一所中世纪大学学习，首先是一件文本研究的事情。比方说，学医主要是对希腊的、拉丁的和阿拉伯的权威的文本进行研究。我们有来自博洛尼亚的一份四年制医学课程的介绍。每天有四门课。第一年专门学习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纳（Avicenna，阿拉伯名Ibn-Sinâ，公元980—1037）和他的医学教科书。第二、第三年专门学习盖仑、希波克拉底和阿威罗伊（Averroës，阿拉伯名Ibn-Rushd，1126—1198）。第四年主要用于复习课程。人类尸体解剖1300年左右首次在博洛尼亚进行。在1396年，法国国王给予位于蒙彼利埃的大学以解剖尸体的特许状。在蒙彼利埃，学医的学生们还必须上一所医院，观察和动手做手术。亲自观察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外科手术涉及的首先是大胆。有一次，当教师在打孔时（在头盖骨上动手术），一个学生因为看到大脑的律动而晕了过去。该教师的评论对医学新生来说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因此，我的忠告是：在没看过施行的手术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去做手术。”

中世纪大学中并非没有学生民主。在许多地方，大学生们比我们现在还有更大的势力和影响。在博洛尼亚，比方说，有一些学生公会，校长和教授是由它们来选择和辞退的。讲师如果讲课迟到，如果偏离教学大纲，如果跳过课文的困难段落，学生就可以对他罚款。如果学生拒绝上一位讲师的课，这位讲师就失业了。学生在该大学之所以拥有强有力的地位，是因为学生们都来自富裕家庭，并支付了讲师的薪水。博洛尼亚城在1350年左右最早开始支付讲师的薪水。

中世纪的大学传统是一个由男人们形成的传统。妇女们对中世纪社会的精神生活有多少贡献，我们所知甚少，尽管她们在寺院和医院里占据了中心地位。近来的研究表明，在中世纪，有些妇女在哲学和神学上相当出色。这里我们可以谈论“隐蔽的女性传统”。或许其中最有名的是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她在德国的宾根附近创建了一个修道院。她写了几本书，包括《认识主道》。她发起了上帝之概念的女性化。同样，诺维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出生于1340）说上帝是“我母”。

中世纪大学的思想冲突很多围绕着唯名论和实在论。在14世纪，唯名论在大学中取得重要地位，各种阻止其扩展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唯名论成了哲学中的“现代之路”。传统的实在论成了“古代之路”。现代之路在神学上通向路德，在哲学上通向英国经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