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国共合作的洪流中
参加中共“三大”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就同国民党合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基本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同意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同推动中国革命。西湖会议后，中共领导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从事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毛泽东也在随后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1923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4月下旬，毛泽东到达上海。6月上旬，离开上海去广州，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陈独秀、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等，参加中共“三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毛泽东与斯诺谈到他在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
1923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参加“三大”的江浙区代表徐梅坤回忆说：
“三大”会址是在恤孤院路的西侧（按：原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从庙前街到恤孤院路的地势是由高至低的斜坡路，至开会的地点，马路转为平路。会址的四周比较空旷，北边有“逵园”，是华侨女青年读书的地方；南边走一点路就是“春园”；西边有一片荒草地和一个鱼塘；东边是“简园”。
会址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两间两层。是临时租来的。楼下南边一间是会议室，北边一间是饭厅。楼上两间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屋内灰白色的墙壁，已经很旧很脏了，看上去这房子已有很长时间没人住了。
会议室当中摆放一张西餐式的长方台子，西边是一列长条凳，前后两端是小方凳。
我记得出席“三大”的代表有20多人，他们是：
北方区：李大钊、邓培；
两湖区：毛泽东（湖南）、陈潭秋（湖北）；
江浙区：徐梅坤、王振一；
广东区：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阮、刘二人是列席代表）；
中央：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
京汉铁路：王俊、孙云鹏（孙是京汉铁路“二七”罢工的代表）；
津浦铁路：沈茂坤（浦镇铁路工厂工人）；
杭州支部：于树德、金佛庄（两人是列席代表，是由我报告中央同意他们去的）；
法国回国：蔡和森、向警予；
苏联回国：瞿秋白；
刘仁静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会议。
会议记录是广东区委工作人员罗绮园，他不是代表。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到会代表穿的衣服不一样。穿长衫的有：李大钊、毛泽东和我。毛泽东衣着很朴素，穿一件很旧而且打了补丁的湖南蓝布长衫。我和李大钊穿北京蓝布长衫。我们三人都穿黑布鞋。穿西装的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马林。穿学生装的有：罗绮园、王振一、谭平山、陈潭秋、冯菊坡。穿短衣的有：王俊、孙云鹏、沈茂坤、阮啸仙、邓培。
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
“三大”前，党中央已由上海迁到广州。为了召开“三大”，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以及马林等提前来到广州，进行筹备工作。具体事务性工作由广东区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罗绮园等负责。
“三大”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召开，没有举行开幕仪式。第一天上午，首先由陈独秀代表中央做工作报告。他着重谈了“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
下午，马林报告国际形势与国际工运问题。他英语讲得很好，张太雷做翻译。
第二天，讨论陈独秀的报告。
第三天，各地代表汇报工作。瞿秋白简短地介绍了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张国焘报告铁路工会的情况。陈潭秋做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报告，其中谈到烈士施洋，讲了他的家庭情况，孩子小、生活苦等等。孙云鹏讲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他带来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在会上散发，每人一册，是32开本，封面上印着红色字体。
第四天是大会发言。我在会上谈了农运情况。毛泽东发言主张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同时也应特别注意农民运动。他以1922年长沙第一纱厂和1923年京汉罢工为例，说明工人是有觉悟的。他还说到历史上农民斗争的力量是很大的。
“三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开会以前在党内有过酝酿，共产国际也做过指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才召开“三大”专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中，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会上，陈独秀发言认为，我们的党员不多，力量不强，工人没有文化，觉悟不高，不懂革命，也没有革命理论，甚至有些流氓习气。所以他主张要在国民党里去发展共产党，可以暂时不要共产党的独立工作，整个党参加到国民党那里去，中国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会上只有他一个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没有听他公开讲过“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样的话。
张国焘发言反对国共合作，尤其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支持他的有蔡和森和王振一。他们只要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合，认为这样就可以完成中国革命。
张国焘发言后，我接着发言骂了张国焘，而且骂得很凶，气得我站起来拍桌子，骂他不是共产党员。他不但反对国共合作，还搞小宗派活动，所以我主张开除张国焘。会上，马林支持我的观点。张国焘见势不妙，参加了几次会，大约在第四天就偷偷溜走了。他走后蔡和森成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发言人。向警予也反对蔡和森的观点，他们夫妻在会上会下吵得很厉害。
李大钊在会上讲话不多，他只汇报了北京工作情况。开会期间，他的活动也不多。
张太雷在会上发言很激烈，主张国共合作。
毛泽东在开会期间很活跃，多次发言，提出许多理由，主张国共合作，他利用休息时间经常到“简园”去。湖南军阀谭延闿当时就住在“简园”。我问过毛泽东经常到“简园”干什么去。他告诉我，他和谭延闿主要谈国共合作问题，谭有兵权，耐心做谭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李大钊、张太雷和我也都去过“简园”见谭延闿。
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通过各项决议案，下午通过党章和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案及宣言。
制定党纲、党章是“三大”的另一项重要议题。党章是事先写好的，由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陈独秀、瞿秋白以及马林参加起草。其他决议案是开会时才提出来的，边讨论边起草决议案。关于共产国际“四大”决议案及“三大”宣言，由马林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由毛泽东、谭平山起草；妇女问题决议案由向警予起草；关于国共合作决议案由毛泽东起草；青年运动决议案由张太雷、刘仁静起草；劳动运动决议案是集体起草的。
在举手表决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案时，蔡和森和王振一没有举手，他们是少数，遭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张国焘没有参加表决。
关于日本和爪哇反动政府当局逮捕共产党这件事，当时听说过，但未在大会上进行专门讨论，而是以大会名义发出了支持声明，因为这种问题无须拿到全体大会上去讨论。
马林的理论水平较高，“三大”通过的宣言及各项决议，他的贡献不小。他自己带来一部打字机，他把会议讨论的意见集中整理后，打成英文，然后再由张太雷、瞿秋白翻译成中文，发下来讨论。
通过决议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马林也参加了，由瞿秋白领着大家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闭幕。
“三大”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前，提出几个人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然后举手表决。我记得当选“三大”中央委员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瞿秋白等；候补中央委员有3人：邓培、徐梅坤，还有一个名字想不起来了。
“三大”还选出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那时不叫常委，有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还有一个记不清了。陈独秀任书记，毛泽东负责组织，瞿秋白负责宣传（后由蔡和森接替）。
开完“三大”，代表们陆续离开广州，也有些代表停留了几天。这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曾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我也跟他们一起去谈过两次。
我们回到上海以后，立即向江浙区的党员传达了中共“三大”的经过和决议。为了党的工作需要，我们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虽然规定全体党员加入，但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有的公开，有的秘密，大部分是参加了，当时叫跨党分子。我们是单个而不是集体加入的，只是口头说一声，没有介绍人，没有履行什么手续，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
“三大”后，大约七八月间，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来到上海，也把杨开慧带到了上海。蔡和森负责主编《向导》周报，毛泽东也参加过一段编辑工作。过了一年，毛泽东第二次从湖南来上海后，主要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1923年9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写道：
……9月10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说：“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11月24日至25日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也记载：“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SY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
毛泽东到达长沙时，谭赵战争正酣。谭延闿于同年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是所谓“民选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依附直系军阀吴佩孚。是年8月发生谭、赵争夺湖南统治权的战争。先是谭胜赵逃，后因赵得吴佩孚援助，赵于9月23日重返长沙。在谭赵战争期间，毛泽东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支持谭延闿，反对赵恒惕。9月28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写道：“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于二十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不图进攻，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不久，因谭延闿的“讨贼军”进一步失利，加之孙中山急调谭延闿部队归粤，以击破陈炯明部队对广州的包围，乃于ll月14日退向粤境。
毛泽东这次回湘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他任中共湘区委书记时，就开始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共“三大”时，他主张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并曾捎信给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长李维汉，要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委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元老覃振、邱维震组织筹备组。这次，他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员名义来长沙，指导中共湘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筹备组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所以，他在9月28日给时任国民党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写道：“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曦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在他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次年4月，组织了湖南临时省党部；1925年10月，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1923年下半年，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小孩，负担极重，生活清贫；又因毛泽东曾遭赵恒惕的通缉，常有敌特监视和兵警搜扰，使她苦情难数，度日如年。此次毛泽东回湘，开慧分外高兴，孤苦之感一扫而光。特别是岸青出生仅几天，很需要毛泽东的照料，自然使开慧感到无限温暖。开慧坚贞、纯洁的爱情，不畏艰难、任劳任怨的性格，对丈夫事业全力支持的精神，使毛泽东深为感激、尊重。可是，仅居两月，泽东又要赴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离别时，开慧挽手相送，泽东强抑感情，赋诗安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途经衡阳、韶关等地赴粤。在衡阳时，曾听了夏曦关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潮情况的汇报，并参加了三师的党团员会议，做了团结多数，深入工农的指示。
11月底或12月初，毛泽东再次到达广州。
出席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海乘上南下的轮船，同国民党部分代表前往广州，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说：
1923年10月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正式召开。此次会议，中共方面全力以赴，动员党内大部人力协助筹备大会诸事。中共中央决定自中央到地方派遣多数干部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央工作。派遣干部时，曾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原则如下：
（一）李大钊、张国焘、韩麟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等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为跨党党员。
（二）原有国民党籍之加入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提名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人名为：林伯渠、沈玄庐、邵力子等。上述名单是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
（三）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人名为：夏曦、董必武、宛希俨、于方舟、侯绍裘、江浩、李锡九、谢晋等。作为跨党党员得当选为国民党机构委员。
（四）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如罗章龙、王荷波、项德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震瀛、何今亮，北方工运负责人何孟雄、王仲一、张昆弟、邓培、孙云鹏、安幸生、康景星、李宝成，湖北工会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江苏工会负责人朱宝庭、孙津川、姚佐唐、佘立亚，浙江工会负责人沈干城、朱阿堂、赵济猛，江西工会负责人陈赞贤、王凤飞、袁孟冰，广东工会负责人阮啸仙、刘尔嵩等，均不加入国民党。
独秀对于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的意见开始不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中委都不同意独秀的主张，所以结果仍然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
（五）向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大会决议草案及宣言内容，决议主要包含下列几点：
（1）对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重新做解释。
（2）提出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政策。
（3）国民党组织从总理制改革为委员制。
（4）选举时尽量引进国民党左派进入新中央委员会。
因此，国民党“一大”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体现着两党平等精神，从理论上奠定了名实相符的合作基础，两党联合会议决定了国民政府的施政总方针。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3年冬，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后，即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20日—30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在会上的席位是39号。会议期间，他有多次发言。20日下午，讨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性时，毛泽东说明：“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还不是说明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是待议问题。因此，表决也仅限于《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大会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顺利通过了这项议案。
22日上午，毛泽东等19人由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攻击共产党，提出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写进章程。李大钊在大会上阐述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主张，驳斥方的谬论，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亦反对方的主张。毛泽东抓着赞成国共合作，呼声高涨的有利时机，适时地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结果，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25日上午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案，毛泽东就审查结果做了说明，并“请主席以审查结果全文付表决”，“众谓无异议”。
29日上午，大会讨论《本党设立研究会》议案时，有人提出，凡关于本党策略和对于国内外各种重要问题做出决定之前，应聘有关专门学识者组织研究部进行研究；已确定应研究的问题，未经研究部研究就不得执行，已经研究之问题其执行与否由执行部决定。毛泽东表示：“本席反对本案，因本案根本意思把实行与研究分开；但本党为革命党不能如此。本席意思，本案精神可以成立，条文则不能成立。”在毛泽东等的反对下，大会决定此提案“应交中央委员会酌情办理”。
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始终充满斗争。关于是否同意“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即是最激烈的一例。提案人在大会上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毛泽东立即反驳：“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在辩论中他还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由于毛泽东等的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能被大会通过。这里说的比例选举制，亦称“比例代表制”或“哈尔投票法”，即根据各政党在选区所得选票，按其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名额的制度。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1899年比利时首先采用，以后通行于资本主义各国。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处在非执政党地位时，也曾赞成这制度，以求在议会获得几个席位。毛泽东“根本反对”此案，当然是从中国当时各派力量的对比和对革命是否有利出发的。
30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毛泽东是由孙中山亲手书列的名单之一，会上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31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首次全会。会议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广州，“其余特别区，如上海、汉口、哈尔滨、四川，皆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到各该地执行部，指挥监督各该地党务之进行”。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担任组织部秘书，代理文书科主任。
当时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的罗章龙在《椿园载记》里回忆说：
国共合作具体执行时，中共曾多次郑重地进行讨论，各次会议均有国际代表参加。中央局会议曾做出决定，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下列原则，即：
（一）中共保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党报及中共各级刊物对国民党施政得自由批评，不受限制。
（二）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干涉，工会、农会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纠察自卫之自由。
（三）中共党员（包括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任群众工作，但一般不做国民政府官吏。工人运动领导者及中共所属工会会员不得加入国民党。
（四）在组织方面，自1923年7月起，中共中央由仲甫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党最高会议。党组织自中央到省市各级按系统派遣党员分别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协助国民党工作，扭转该党在民众中的不良影响，帮助国民党改善军事教育训练，建立革命军队等。
根据上述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派政治局委员（时称中央局常委）王荷波、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参加国民党执行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后又续派中委李守常、谭平山等协助国民党在北方及广东的改组工作。中共各省委、市委分别派遣中共党员参加当地国民党省市委会的改组工作及军队改建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置国民党执行部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作为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执行部内主要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等部及秘书处。国民党派定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等分任各部部长。中共方面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人参加指导执行部工作（恽代英系代表团中央参加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协商决定。同时，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干部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杨贤江、沈玄庐、张秋人、李成、刘伯伦等参加执行部各部门宣传与组织的基层工作。当时上海社会传称环龙路44号为“国共群英会”。
1924年5月5日，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工作人员齐集莫里哀路孙中山的住宅举行纪念活动，并在孙寓的花园中合影留念。当时参加者每人都有一张。60年后，仅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一张，但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张相片中，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伧、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徵和向昆等16人。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团员）和张廷灏（团员）等11人。总计27人。相片是由一家广东人开设的“王开照相馆”拍摄的。上海国民党执行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30多人，而参加合影的居其中大多数，且都是双方的主要主持人。因而这张相片也就成为当年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的真实写照，珍贵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在党的“六大”以前，中共中央的同志如此众多齐集一起留影的相片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告诫全党党员，不计较权位，不营求私利，努力实干，相忍为国，把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耿耿此心，薄海皆知。
罗章龙还同一些人谈起有关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情况：
1924年2月25日，上海执行部举行第一次会议（有会议记录原件可查）。这次会议主要是成立机构，决定人选。在人事安排方面，国民党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参加：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
胡汉民、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叶楚伧在国民党里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但叶楚伧是上海《民国日报》的主编，同他打交道的人比较多。他又是江浙人，为照顾上海地区，让他来参加。他对国共合作表面中立，内心非常抵触，我们那时不把他当左派。其次是于右任，他代表西北国民党的势力，是执行部内部的左派。他当时支持国共合作，将工人部交给我们。他曾到苏联去过，把在苏联写的歌颂十月革命的诗拿给我们看，表白他内心是拥护苏联和共产党的。他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时，将整个权力交给中共同志。谢持代表国民党西部力量，辛亥革命时是四川省省长，是右派代表人物。孙中山让他参加工作，不过表示团结的意思。茅祖权是长江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当过安徽省省长，在执行部任农民部负责人。他说，农民运动我们不懂，请C.P.做，我只是摆个样子。中共党员刘同志当秘书。以后，戴季陶、朱执信、张继、廖仲恺、邓演达等也先后参加上海执行部。
共产党方面代表有：毛泽东，中共“三大”中央常委；王荷波，中共“三大”中央常委；恽代英，共青团中央书记；罗章龙，中共“三大”中央秘书、常委、宣传部长。还有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等也参加了上海执行部有关部门的工作。
国民党方面的领导人是胡汉民。胡汉民是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如孙中山离职时，大元帅就由胡汉民代理，人们都叫他“胡代帅”。他抓组织部，曾对陈独秀说：我们改组国民党，你们要派得力的干部来。当时中央派毛泽东当组织部的秘书，我到组织部当指导干事，具体执行两党的政策。我们三人组成组织部，在一起办公。胡汉民地位高，本是非常骄傲的人，但由于孙中山对他有交代，所以胡汉民对共产党比较有礼貌，执行改组国民党的政策也比较坚决，大刀阔斧地排除国民党右派，服从共产党的安排，按照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员一律重新进行登记，胡、汪、于亲自到组织部带头报到，填表谈话。当时这里面也有许多曲折和复杂的斗争。
……
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才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我和毛泽东不认识那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是谢持。胡说：这是新规定，先生（孙中山）也同意要我们这样做的。此人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填。汪精卫也出来说：上有总理，下有组织。意思是要他向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说：党员人人都要填，胡汉民、汪精卫也填了。要尊重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此人一怒而去。毛泽东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但心里是很不舒服。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准备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四区就是环龙路所在的法租界地区，有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住在那里。有的当过军长、师长、部长、省长，大约有千把人。审查后发了党证，同时还清洗了好多。他们在审查时一下子送来许多表，企图蒙混过去。这个成立会是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表面化。右派酝酿要争得更多选票，争取区党部的多数。他们自己估计没有把握，准备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合法地争取多数，请孙中山先生出来说；二是如果办不到，就破坏选举。他们纠集了一些流氓，如陈群、杨虎之流，准备在会上抢主席台，制造武斗，以破坏选举。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认为会一定要开好。毛泽东说：我们全体同志，党、团员及同情我们的左派都要出席会议，保证会议胜利开好。右派曾去请示孙中山，孙没有表态，他和右派斗争很激烈。胡汉民、汪精卫说：开会那天除极少数办公外其余的人都去，让新闻记者去看看。当时上海有许多外报记者。毛泽东说：这个会最主要的是要组织好，主席台不能乱。万一他们武斗，我们要制止，使他们斗不起来。为此，成立了纠察队，严格控制会场，制止武斗。由王荷波领导组织了一个很强大的纠察队，从主席台到门口都站岗。布置好了以后，毛泽东对我说：可以了，他们如在外头闹，我们就在外头制止他们。中共中央决定让我担任区大会主席。第二天我们开会，右派在外面捣乱。我们内外配合把会场控制得很严。流氓想进来，纠察队就把他们赶走。右派头子高冠吾多次捣乱都失败了。这一次斗争，右派失败了。他们不服气，在上海各报纸上写文章，大肆攻击我党中央，并攻击四区大会会场主席，当时上海《申》《新》等报，曾记其事。
在召开了国民党“一大”以后，他们又搞了一个后天宫事件，是在一次大会上，右派冲进大会会场，打死了中共党员黄仁同志。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有人说何必花这么多力量搞。毛泽东说：我们要认真地对待，不要瞧不起他们。对合作大小事都要做，每次会都要参加，要多动脑筋搞好两党合作。他亲自给我谈过一桩事，开始建立执行部时，中共内部认为不要都去，有的同志不想去。他认为应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孙中山当时是欢迎中共派人去的，认为多多益善。虽然我们中有些人在社会上并不知名，孙中山还是完全信任的。
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同样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和谈路经上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谒见了他，向他阐述了中共对北上和谈的看法，并呈送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于时局之主张》，希望孙中山本着国民党一大宣言、政纲及他自己的北上宣言的精神和原则，与北京政府谈判。同时，呈交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毛泽东、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组织部指导干事罗章龙等14人写的信。信中说：“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速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这封信，实质上是揭露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委戴季陶、叶楚伧等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行径。
当时在执行部里，以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为一方，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如负责组织的毛泽东，在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时，有些国民党老党员以不向“毛头小伙”交代履历为借口拒绝登记。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那些实际上反对改组的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宣布：凡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那些以“老党员”自诩的右派乖乖就范了。国民党上海第四区党部成立时，斗争更是白热化。上海第四区党部范围内，居住着国民党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区党部成立会前，国民党右派酝酿了两个方案：一是合法地争取领导权，请孙中山出来为他们说话；二是破坏选举。第一方案遭到孙中山拒绝后，他们雇用流氓、打手，混入会场，企图制造武斗。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动员共产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会议顺利进行。
这年8月1日，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时激起左派的反对，造成武斗。越日，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罪行。此后，毛泽东与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对叶的分裂行径予以及时的揭露。因此叶楚伧最恨毛泽东。由于叶的排挤、打击，独断专行，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致使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无形停顿。毛泽东等14人致孙中山的信，也说明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瘫痪情况。
由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被右派篡夺，也由于在国共合作统战策略上毛泽东与陈独秀的观点已有一定差距，加之他工作劳累，身体虚弱，睡眠不佳，乃于1924年12月底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直到1925年9月。
中共中央局秘书
在上海期间，毛泽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写道：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于1924年2月中旬从广州到上海。他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共中央局秘书工作。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参加了会议。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5个月以来的成绩，同时指出中共三届二次执委会对国民党右派“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有右倾偏向。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等决议案，纠正了我们党只注重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忽视宣传工作，忽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的错误；强调共产党要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责国民党右派政策的错误；要对国民党不断加强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使之扶助工农运动；要介绍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增强左派的势力；要注意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开，共产党是独立的秘密的组织，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不兼任国民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会议强调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为标准区分国民党左右派。会议提出共产党要加强自身的教育、组织工作。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和扩大工会组织，发展劳动运动，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防止国民党右派插手工人运动。这次会议正式决定中共中央分设宣传、组织、工农、妇女部，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会后，毛泽东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期间，由他起草或与陈独秀联合签署的文件至今找到的有：《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1924年4月19日）、第14号（5月19日）、第15号（7月21日）、第17号（9月10日）、第21号（11月1日）。以党中央代号“钟英”签署发的有《为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意见给各地的通知》（8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大会的通知》（9月15日）、《各地委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9月25日）等文件。
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是《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通告》指出，今年的“五一”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严重的压迫之下，除广州外，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但应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召集工人讲演会，讲演“五一”的历史及中国国民革命与集会结社之自由的关系。“五四”纪念则“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五五”纪念应集合C.P及SY同志开一纪念会。“五七”纪念日，务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口号是：不但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并要按照中俄协定，取消各国的租界、租借地、兵营、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的条约。
第14号通告是号召全党反对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镇压国民党左派的运动。1924年5月13日，由于工贼告密，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机关遭破坏，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组织部秘书许白昊，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刘芬等7人被捕，随即押往郑州，直至这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失败，萧耀南倒台，许、刘等才获释。通告愤怒谴责吴佩孚、萧耀南破坏革命，充当列强破坏中国民族运动的帮凶。
第15号通告是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在这份通告内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就存在着斗争。国民党右派分子千方百计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第15号通告针对这些情况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号召全党揭露右派摧残工运、农运，反对联俄、联共的罪行；同时应“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利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组织。这个协会吸收成员应严格注意质量，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这个“国民对外协会”是一个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唯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组成国民党党部，可用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从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告看，当时中央有些同志打算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建立以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后因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并在国民党一届二次执委会上申明国民党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唯以言论行动能否依该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从而击退了右派的进攻。因此，“国民对外协会”也未组织。
第17号通告是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1924年9月初，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夺取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发动战争，导致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9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同时，陈独秀、毛泽东签发了第17号通告。《通告》指出：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的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若有偏袒的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为军阀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只有暴露其实在性质，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战争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唯有国民革命。
第21号通告是关于加强党务工作问题。《通告》说：加强党务工作，有益于加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有益于沟通上下情况，了解实情，指挥得当；尤在斗争尖锐、复杂的环境下，更需要加强党务建设。但是“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为此，《通告》要求各地党小组及地方委员会的组织生活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以教育各个同志；应做出工作规划，分配各同志，训练各同志，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各级党组织每次接到中共中央的文告后，应即提交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期间，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十分重视。1923年9月6日他亲笔起草了《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信》（钟英为中央局的代号）。信中说：中共中央议决“出席贵会会议代表为委员长与秘书，请于开会时通知此二人中之一人”。毛泽东经常代表中央出席团的会议，指导团的工作。1924年9月27日毛泽东手稿《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曾针对团中央个别领导闹独立的倾向提出批评，强调团中央的人事安排，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信中说：SY中央局，来示质问三点答复如下。第一点，和森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推项德隆（项英）同志出席团中央会议。第二点，中共中央有自由调遣党员的权力。至于张伯简同志是否留中共中央局长期做事，俟稍后决定了通知团中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刘仁静即可返沪任团中央委员长，并未变更前议。
毛泽东在上海工作期间，仍在关注长沙文化书社，继续做着“特别交涉员”的工作，为书社采购书刊。1924年3月16日他给上海民智书局账房夏先生的信中写道：“昨日承兄替长沙文化书社所配的书，应请扎成大包，上面写明松兴公寄至汉口顺丰转运公司，转交长沙贡院西街十一号文化书社易礼容收字样。”民智书局是国民党在1921年创办的出版机构，1922年秋开始营业，1924年已属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松兴公是上海一所民办信局，设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附近。为避免反动政府检查，扣留邮件，中国共产党常通过此信局寄递书刊。
为协助毛泽东工作，1924年6月，杨开慧携小孩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上海。她在党中央机关从事文书誊写、收发工作外，还常在晚上到上海小沙渡工人夜校上课。
出席国民党“二大”
1925年8月下旬，为躲避赵恒惕的追捕，毛泽东匆匆结束养病，从韶山来到长沙。9月，又转赴广州。在广州，他因身体极度虚弱，住进东山医院。9月28日，国民党“二大”重要议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汪精卫、陈孚木、毛泽东3人负责宣传问题议案的起草。这样，毛泽东又抱病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被推定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个成员之一。此后，他以很大精力进行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据国民党“二大”秘书长吴玉章回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筹备工作都是依靠我党进行的。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等都在广东工作，陈延年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我和上述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
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议发表“致各级党部电”，驳斥林森等国民党右派提出“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问题。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签名。电文说：“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从中作梗”，势必受到破坏，无法进行。故毛泽东等一面警告林森等“勿持异端，致生纠纷”速来广州开会，一面要求全党一致尊重三中全会之决议“竭其全力以拥护实行”。
在这次会上还决定毛泽东执笔起草《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通告》深刻地阐述了由孙中山奠定的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正确性，必须采取联合国际及国内各派革命势力，坚持实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电文写道：“今日之革命，乃世界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做最后决斗之一幕，与历史上一切革命异其性质”，因此，“革命之进行，亦当然异其策略”。如果“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彼帝国主义、军阀正惟吾今日所采革命策略之可畏，乃多方离间破坏。”“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就是这种破坏的一个“明证”。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出，要以“农工阶级”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新发展。《通告》还解释了延缓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原来国民党一届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ll月在广州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十日，召集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现因出现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共分裂活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应一致通电声讨西山会议派，电文最后郑重向全党宣布，决定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将自己起草的这个策略通告，在1925年12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上提议“请公决”，获得会议的一致通过。
12月11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六次联席会议。会议再次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9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国民党党籍，是分裂国共合作的反动行为。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经过吴玉章、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沈雁冰等人周密的筹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278名，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计168人，中派65人，右派45人。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作为国民党湖南省代表出席。毛泽东的座位是13号。
8日下午，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宣传报告》。《报告》共分6部分。第1部分为“文字宣传”。当时国民党在各地办的日报计有：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国民新闻》，香港《晨报》《新闻报》，北京《民报》。其中广州《民国日报》归中央宣传部管理，《国民新闻》已由中央宣传部移交广东省党部。至于上海《民国日报》已蜕变为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香港《晨报》后叛投陈炯明。香港《新闻报》、北京《民报》已被香港英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封闭。党办周报周刊有《中国国民党周刊》《党声周刊》《评论之评论》《浙江周刊》《新民》周报、《中国国民》《武汉评论》《政治周报》等；其中《党声周刊》《政治周报》属中央宣传部主办，《评论之评论》属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主持，《新民》周报由湖南省党部主办，《中国国民》属上海各区党部联合会出版。还有广东各军及各军校的周刊、半月刊，其中有黄埔军校的《黄埔潮》，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第四军的《军声》等。以社团名义出版的刊物则有：学生团体的《中国学生》，工人团体的《工人之路》，军人团体的《中国军人》《革命军》《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烟台的《新海军》等都由国民党同志主办。月报有《新建设》《新民国》、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通讯社有“中央通讯社”，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约30种，共发行393959册。另外，中央宣传部散发传单达83种。
《宣传报告》的第2、3、4部分分别为“图画宣传”“口头宣传”“两年来14件重大事件”（国民党改组、收回粤海关、沙面罢工、商团事件、中俄协定、反直战争、孙中山总理北上、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孙中山逝世追悼运动、五卅运动、廖仲恺被害案件、反奉战争、反基督教运动及军队中平时教育、战时政治宣传）。第5部分是“敌人的宣传”。第6部分检查了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国民党改组后，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新气象。尤其在宣传工作方面，由于有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主持或支持，更是生气勃勃。正如毛泽东在《宣传报告》结束语中说的：“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6日，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决议案》写道：“各个群众虽说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异其需要，但是他们要求国民革命的实现，确是一致的。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国民党扶助农民减租，取消苛捐杂税，也是一个必要的政策，因为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减轻，国民革命完成的时期愈迫近。”因此，“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还说：“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重于这个重心。”
18日，毛泽东向大会宣读参加起草的《宣传报告决议案》。《决议案》认为，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本党宣言及政纲，明揭国民革命的目标及方法之后，党内外视听为之一变。在党外，民众渐知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之目标，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一切附属物，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在党内将全党党员统一于一个共同目标与共同方法之中。不足之处是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未能建立一具体的教育党员计划，使全党党员革命化。“应按照新的宣传计划，切实正改之。”
同日，大会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关于言论限制条款时，有人主张言论限于小册子，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本席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也未成小册子，但“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是不行的”。在讨论“决议案”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内容时，有人提出了对原案进行修改的不当意见，毛泽东说：“仍请维持原案，不必删改。”接着，袁同畴发言：“以为这个问题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并提出了三条具体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张国焘、毛泽东先后发言。
毛泽东说：“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张同志所说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绝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是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在不必有任何的限制。”袁同畴在受到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发言驳斥后，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这一天，大会主席还报告了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决选结果，参加投票者211人，毛泽东以173票连续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19日，大会主席汪精卫在讨论纪律提案第三项时说：关于第三项覃振、石瑛、茅祖权三人，原案主张加以警告，限于1月份声明脱离“北京同志俱乐部”，且须致函中央党部报告，否则除名，大家以为如何？毛泽东紧接发言：“本席主张改为两月，因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要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且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大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原决议条文改为“覃振、石瑛、茅祖权亦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应予以警告，限两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于23日召开了二届一中全会，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2月5日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会议上，汪精卫推荐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并为会议通过。毛泽东接受这一任命，并对部务做了进一步的整顿。
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即于1925年10月5日推荐毛泽东代理汪精卫的中央宣传部长一职。此后，毛泽东在参与筹备国民党“二大”的同时，即到职视事。
关于毛泽东在代职期间的工作，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带兵反奉。ll月2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自此，北京等地各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认为，这种大示威的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党部应指挥同志做广泛的宣传。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宣传大纲。27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三次联席会议，毛泽东向会议提交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大纲》首先分析了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帝国主义、军阀、政派、国民军、国民政府、民众各方面的势力。在分析民众的力量时说：“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国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
《大纲》的第二部分是“我们的宣传及准备”。根据上面的分析，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宣传和准备，其基本观点是，“人民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
毛泽东起草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在这次联席会议上顺利通过。宣传部还在会上提出了将孙中山总理遗嘱谱为歌曲的问题。会议决定交汪精卫审定。
12月3日，中国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该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发行2万份，另印发单行本2万份，分送各地党部。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
同一天，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反奉《宣传大纲》和“中宣部”《通告》发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高潮。12月20日广州举行了反段大示威，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的北京段祺瑞政府。毛泽东以“石山”的笔名写了一篇综合报道。文章说，广东为中国革命之先驱，当此革命基础巩固，全国反奉潮流高涨的时候，自应急起直追，领导全国国民做统一全国的大革命运动。因此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省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革命青年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总社、香港学生联合会、广州市商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反段示威游行，并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以打倒卖国殃民的段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民革命在短时间内得告完成。示威大会发布了反段示威宣传大纲。大纲的中心内容是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如人民现时不急起直追，抢夺政权于自己手中，则军阀必将继续其统治于中国，而延长中国人民之压迫与痛苦”。人民要夺取政权，要取得国民革命之成功，就必须加强“全国革命势力之团结与国民党之左倾”。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学习事宜。莫斯科孙文大学，全称是“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创于1925年9月。其宗旨是“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拟定招生500名，其中在广东拟招150名。第一批取147名。毛泽东为此写了一篇报道，简略地介绍了中苏人民之间、特别是孙中山与列宁之间的友谊，学校宗旨、课程设置等，并且公布了录取学生名单。这批学生于12月中旬奔赴莫斯科。
这年12月，毛泽东还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当年宣传员养成所学员谢华回忆：所长原是廖仲恺。廖被刺后，一段时间无所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即由他兼任，约有3个月。学习的课程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毛泽东经常来所讲演。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
这段时间，毛泽东还组织和参加了各项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
1926年2月28日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政治讲习班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谭延闿、程潜、林伯渠、陈嘉佑、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任理事。谭延闿任理事长，谭不在，由毛泽东代理。李富春是班主任。第一期学员全是湖南人，专门培育从事军队和地方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毛泽东讲演的中心内容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他说：“我觉得政治讲习班这个团体，表示了一个很大的意义，即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了。”并且举了许多例子。他还说：“这回从湖南来此地的同志，我相信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即此地先后投考者约千余人，取录者仅二百余人，其取录标准，绝对不是重文字的工拙，完全看他的思想是否是革命的。”我们的敌人对革命采取了联合行动，“我们非团结起来为之奋斗不行”！诸位都是来此做革命工作的，“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
3月18日，他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上发表《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他说：“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55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长，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做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做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天的纪念。”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或应注意的几点，毛泽东做了高度概括：一、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二、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三、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巴黎公社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1. 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做指导。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劳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有可乘之机；2. 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
他还在政治讲习班讲授《农民运动》，每周一至两次。
5月7日广州各界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毛泽东、缪斌、陈其瑗、褚民谊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们联名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个《五七国耻纪念报告》，详述拥护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青年部、广东总工会欺骗群众，挑起事端，破坏集会的经过。10日，毛泽东、陈其瑗等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五七国耻纪念报告》。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宣传和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批判和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
在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毛泽东参与了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创办《政治周报》。这使他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五卅运动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向革命势力反扑，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谢持、邹鲁、冯自由等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日起，就开始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时更加嚣张。他们勾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林森、叶楚伧、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实行反共，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等反动议案。这些国民党老右派，史称“西山会议派”。
为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宣传，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创办了《政治周报》，并任主编。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创刊号问世。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劈头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共出版14期。在第一期上，毛泽东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两面黑旗，写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在第二期上写有《赤化原来如此》等杂文。这些短小精练的杂文，有如锋利的匕首，刺破了“反共产”的实质是：“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周报》发表的一批分析资产阶级各派及我们对其政策的文章。其中《向左还是向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他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下述基本观点：
1.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派必然要分化。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从理论上做过全面的阐述。在《向左还是向右》一文里，又进一步用客观事实加以论证。他说：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譬如说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陈炯明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站在香港旗帜之下，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学商各种革命民众一齐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两派用大炮互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有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
2. “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1926年3月前，毛泽东把西山会议派视为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西山会议派在研究系、安福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团败阵后，继而举起“反共产、反苏俄”的黑旗，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张目，成为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后工具。他们的最大本领，就是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开会，按照帝国主义军阀的旨意实行“巢里反”。他们的舆论喉舌是上海的《民国日报》。
上海《民国日报》从前是叶楚伧等人的私人报。“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才收归党办，但是自始即不能作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该报常常不登或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文字，替帝国主义军阀隐恶扬善；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革命策略丝毫不做宣传，江浙战争时，该报完全丢掉国民党地位做了安福系卢永祥的机关；南洋烟草公司压迫数千工人流离失业时，该报为资本家大登其压迫工人有理的广告，……凡此皆该报反动的预兆。由此可以论定，划分左派、右派的标准，乃在于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
3. 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国内外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目的、结果、时代特征及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发展等六个方面剖析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
第一，他分析了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由于性质完全不同，革命的对象、目的、策略、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前者，“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后者，“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第二，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还没有看清此点，一班右倾的领袖只知道国内的满清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上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第三，随着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它所代表的阶级属性也在变化。“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为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合并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孙中山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了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乃于去年l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确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了共产派分子入党。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护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出现了“西山会议派”这些新右派。
4.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许多人到现在还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个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由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
5.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建立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首先，“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种阶级利己主义，必然“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必然“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20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绝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绝没有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独裁国家的环境、条件。
6. 国民党右派的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右派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而右翼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上占极小的比重。当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有一个，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这就是说，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只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也只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
毛泽东上述观点，集中了中共“四大”以来党内许多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中发表的一系列政治文章的基本观点。
《政治周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从理论上、事实上揭批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各地革命党员纷纷起来反对北京右派会议——西山会议派。毛泽东将各地党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电文汇集，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的醒目标题摘要刊登，有力地反击了西山会议派，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迎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记录里，保留着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也记录了毛泽东在担任代理中央宣传部长职务期间的活动。据《青年毛泽东》一书载：
1926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常务委员会议。毛泽东列席。“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吴求哲、陈曙风为编辑干事，萧楚女、朱则、赖特才、朱稚零为检阅干事”等人事问题，得到会议决议通过。据沈雁冰回忆，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后，陆续调进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毛泽东“首重人才”，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
2月16日，毛泽东因病，请求休假两星期，并提议休假期间部务由沈雁冰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次常务会议，同意他的请求和提议，决定“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
3月初，毛泽东病愈，回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毛泽东列席，并以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提出多项提案，并做说明，其中一项是对付京沪等地孙文主义学会问题，主张严加取缔。孙文主义学会是1925年12月黄埔军校内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在蒋介石、戴季陶支持下成立的。他们出版《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打着信仰、研究、宣传孙文主义的旗帜，进行反共活动。他们不仅在广州，而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发展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结合，开展反共活动。毛泽东的提议，获得部分通过。即在北京、上海等地不准发展孙文主义学会。4月23日，第二十二次常务会议，毛泽东、杨匏安等又提出“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孙文主义学会案”。会议决定，除广东外，未经本会批准，不得认为本会附属团体。
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丧失了国民党“二大”中左派占优势的大好形势，造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优势、左派陷于孤立的困局。二届中央执委和候补中央执委共60人，共产党员仅14人，中央监察委员12人，共产党员仅1人。“二大”后，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充当“中派”，另一方面制造事端，试探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3月18日，蒋介石借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19日，李之龙向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索补调派兵舰的公函到海军局编号存案。经蒋介石允许“电舰返省”。20日，蒋介石谎称共产党人指挥中山舰炮轰黄埔，共产党人要暴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毛泽东、陈延年得知后，即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党籍；利用蒋介石与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其他各军军政首脑都反对蒋介石，而且在第一军内，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建议遭到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乃请示陈独秀，又遭陈的冷遇。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从第一军中被迫退出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队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军队。陈独秀又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
4月2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各部部长及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代表宣传部提出了“畸
书社假冒先总理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应否禁止案”，并说明：“这种冒名孙总理遗著”的事件，“显系贪利市侩所为，若不严加取缔”，那些“行见射利之徒、反革命之辈”，将“淆惑社会听闻，有妨本党前途甚大”。会议接受了这一提案，并做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听取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所取之态度，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函送湖南省党部关于该省最近政治状况等几个报告。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20日的会议上做了《宣传部工作报告》，“将本年2月1日起，截至5月15日止”的宣传工作情形做了简要概括。他说：本部自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即于2月初间，派定职员，分配工作，一切规划设施，均依照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宣传决议案，依次进行。
1. 开办党报。计有汉口《楚光日报》、长沙《湖南民报》、北京《国民新报》、广州《政治周报》。另外，上海《民国日报》变成西山会议派的喉舌后，乃于1926年4月由上海特别市党部负责人出面，顶受《中华新报》的财产，改称《国民日报》出版，“经费之决定及人员之委任，均属中央常务会议、宣传部担任执行”。据5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公函》称：“案据本会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同志转据‘上海特别市党部’来函，略谓党报极宜开办。现因中华新报停刊，故即将其机器及余物顶受，价洋3600元，另需开办费3800元，两项共计7400元，开办后每月经常费4600元。组织方面，分经理、编辑两部，拟请任张静江同志为正经理，张廷灏同志为副经理，柳亚子同志为编辑部正主笔，沈雁冰同志为副主笔，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三同志为编辑委员。”
2. 发布宣传大纲。计有“二大”宣传大纲；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五四”纪念宣传大纲等。
3. 设立检阅会议，检阅党内外出版物。
4. 设立上海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自2月至5月发送北方及长江流域之宣传品41种，共计221284份。
5. 设立宣传委员会，讨论全国宣传事项，以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胡汉民、林祖涵、彭泽民、陈其瑗、邵力子、毛泽东等10人为委员。
6. 加强中央宣传部与各省宣传部之间的联系。
7. 设立了宣传材料储藏机关——宣传部图书室。
8. 接办国民通讯社。国民通讯社仅次于国闻通讯社之第二家大通讯社，等等。
《宣传部工作报告》还对今后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划。第一，津贴各地报纸，扩大宣传。全国各省除边疆数处外，均有了国民党组织。在有国民党的地方就应有公开宣传机关。然到处办报实为人力财力所不许，若采用津贴报纸方法则所费不多，收效颇大。如全国重要地点以20处计，平均每处津贴报纸一家，每家津贴200元计，每月共费津贴洋4000元，仅抵一家党报之经费，然收效已遍全国。此等津贴之报纸，“其条件至少消极方面不攻击本党及国民政府，能办到适当地拥护本党及国民政府，自为我们之目的”。第二，计划编印国民运动丛书。在上海设立征稿处，任命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干事，“其责任为征集丛书稿件，寄到中央宣传部，经审定后寄返上海印刷发行”。预计每月出书10种，半年内可出60种。宣传计划还具体列出编纂书目64种。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应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条文。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讨论7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表决所谓《整理党务案》时，就没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两个人，一个何香凝，一个柳亚子。”由于陈独秀、张国焘采取退让方针，致使《整理党务案》通过了。从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毛泽东也就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