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领导湖南劳工运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

中共“一大”刚刚闭幕，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在北京、武汉、湖南、广东、上海等地设有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

在积极发展党的地方组织的同时，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湖南劳工运动之中。这对他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到1922年5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1922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5月1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湖南的工人运动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1921年“五一”节，长沙工人曾同部分学生联袂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举行劳动节游艺会，提出了“劳工神圣”“不做工者不得食”的口号。但从总体来说，工人的觉悟还很落后，组织极为松散。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颇为复杂、困难的局面。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工人运动。他设法接近工人群众，了解工人生活的具体情况，常去参观、考察一些由学校和社团举办的工人义务学校。那时长沙有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劳工会”，他们在工人中进行了一些缺乏明确政治方向的活动。毛泽东很注意这个组织，认为他们的道路不对头。经过长时间的耐心的工作和事实的教训，这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长沙各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终于被毛泽东争取过来；“劳工会”的领导者黄爱、庞人铨在被赵恒惕屠杀之前，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工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成立了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毛泽东被任为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到湖南以后，集中力量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我回到湖南，猛烈地推动工会的工作。”他将党的重要骨干分派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和长沙各重要产业与手工业中，去开辟这块处女地。他自己带头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初期人手少时，他曾担任过8个工会的秘书，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亲自当工人的代表同赵恒惕当面做说理斗争。因此，在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湖南工人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长沙的产业工人和各行业手工业工人都普遍组织起来了，并且普遍地进行了胜利的罢工斗争，一共建立了20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五万人。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在有些工会组织中逐渐发展了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建立了团和党的支部。被派去参加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得到极大的锻炼和迅速的提高，使他们学到的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能够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

1922年11月1日，在胜利的斗争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上，成立了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工团联合会的首任总干事。这是继湖北之后，全国成立的第二个全省性的工会组织。

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只有湖南的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到1924年时，全国城市工人依产业而组织的公开工会，只有湖南是全部存在的；全国各矿区的工人，也只有安源和水口山两处被全部组织起来。虽然后来赵恒惕曾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工人运动，如郭亮在《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所说，“集会结社概被禁止，水口山矿工会及长沙各工会多被封闭，工人遭惨杀，工人运动遭受巨创；但革命的湖南工人运动并未因此而低落，公开的斗争、秘密的组合，从不稍懈。五卅运动突起，全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肉搏血战，湖南工人一致奋斗，工人组织数量增至7万余人”。五卅运动以后，赵恒惕的迫害进一步加紧，“如安源、水口山工人之遭惨杀，工会被解散，第一纱厂工人被拘囚，长沙铅印工人罢工受压迫等。但在此情形下，尚能扩大秘密组织，全省参加工会工人增至11万人”。北伐战争中，安源、株萍路、粤汉路、长沙、醴陵、平江、湘潭等地的工人，努力参战，巩固后方，有巨大的贡献。1927年初，全省有组织的工人达40万人。1927年革命失败后，安源和水口山的工人都曾进行过猛烈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带上井冈山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就有几百个安源、水口山和长沙的工人。

毛泽东最初接近工人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他常赤脚穿草鞋，戴草帽，穿粗布短褂，以便跟工人接近。譬如为了了解粤汉铁路工人的情况，他曾在长沙北站的茶馆中，同一些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一连许多天一起喝茶，亲切谈心，终于交到了朋友。他交到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是广东人陈地广；陈在机务段做机修工，技术熟练，在工人中有威信。

毛泽东能够同工人打成一片，也由于他真正做到了语言的大众化。毛泽东说过：“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自幼在农村长大，同农民有深厚的关系；在第一师范办夜校时，又接近过工人。因此他向来熟悉和重视人民的丰富而生动的语言，这时为开展工人运动，自然就更加注意学习工人群众的语言。据当时最接近毛泽东的人回忆，他的通俗生动、深入浅出、简明有力、形象亲切、富于幽默，特别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地方特性的语言，有莫大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从当时罢工运动中的许多宣言、传单和有关文件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些宣言、传单和文件有许多是毛泽东亲自执笔或者参加修改的。

毛泽东那时身体比较瘦弱，他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同普通工人差不多。他常到工人区域中去，广泛地同各行业的工人接触，工人积极分子包括黄爱和庞人铨也常到船山学社等处来找他。与工人群众相交之后，他就觉得自己面前展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新世界。他一方面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要求；另一方面，他又以极其谦虚恭谨的态度向工人群众学习，用群众的智慧、创造、勇敢和力量，来鼓舞自己、丰富自己，从而使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仅从理性上而且从感性上获得根本的改造。他在中国革命的最初时期，就与那些坐而论道、关在房子里发指示、满口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根本不同。“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他最初从事革命活动时，实践得来的亲身体会。毛泽东后来曾讲到同工农群众结合之后，他自己思想感情上发生变化的情况。不深刻了解这种情况——一开始革命活动，毛泽东就同工人、农民交朋友，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从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20多年后，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讲的这个真理：“革命了，与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要将工人组织起来，从何着手呢？

1921年，北京和上海的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都是首先在工人区办夜校。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自己就有办工人夜校的经验。1920年下半年，他在一师附小任主事时，也曾主办过工人夜校。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他派出许多党员、团员干部，在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和长沙的产业工人中，在泥木、制笔业、人力车等行业中，创办了许多所工人夜校。工人最初不免有怀疑和犹豫，不大肯来。如安源就是先办工人子弟的日班；通过工人子弟，跟他们家长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日班巩固了之后，工人夜校就好办了。起初，租用校舍、油印讲义、纸张笔墨等少数经费，都由党组织出。每所夜校开始大体配一个干部，教课、编讲义等全部由这一个人负责。工人运动大规模开展之后，参加夜校的工人多了，工会也组织起来了，夜校才由工会接办，一切经费也由工会筹划。这时，党就动员大批干部去当教员了。有的地方，如安源、水口山罢工胜利后，迫使矿局出钱为工人盖校舍，每月供给经常的费用。

编讲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没有现成的有革命思想内容的通俗教材可用，毛泽东特别着意解决这个问题。最初为了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他要教员利用中国旧的历史课本上的材料，由巢居穴处进到茅棚窗室、由茹毛饮血进到取火烹饪、由披挂树叶兽皮进到蚕丝棉织衣服、由渔猎畜牧进到农业手工业、由石器铁器进到机器等事例，来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和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及贫富悬殊之不合理，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工人夜校增多之后，迫切感到有编辑统一教材的必要。

1922年下半年，湖南有一部分教育界人士（其中有思想进步的分子）积极推行所谓“平民教育”运动，准备开办大批平民补习学校。五四运动以后，出现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和“平民教育”的思潮。“平民教育”这个口号看由谁来利用，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的合法工具。这时，个别有社会地位的党员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的领导。毛泽东即指示他们很好地利用这个运动，来帮助党开展工人夜校的工作。1923年正式成立了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有好几十个县都成立了分会，都有一定的经费。后来各地党的组织在毛泽东指示下，都很好地通过“平民教育”来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这时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通俗的课本。在毛泽东的领导和鼓励下，主持“平民教育”工作的李六如编出《平民读本》4册，在《湖南通俗报》上发表，并于1922年10月出版。不到一年，发行4版，销了几万册。

这4册读本的编法是由浅入深，由短而长，文字通俗，每课由几十字到三四百字不等。内容方面包括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和国内国际大事；特别重要的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例如在第1册“衣食住的由来”一课中这样说道：“人们的衣、食、住，无一桩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做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呵！”第2册的“分工互助”课，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应该是“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切不可像那些吃百姓的官僚、军阀、资本家，坐得人家现成的东西”。第3册除“人民之权利”“平等”“集会”等课外，还有关于组织农工联合会的两课。“约朋友组织农工联合会的信”中这样鼓动地说：“世界上最辛苦的，莫过于我们农工，虽拼命地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却自己享受不到一点，简直替人家做一生牛马罢了。如果大家不赶快觉悟，团结起来，恐怕埋在十八重地狱底下，永没有翻身日子。”第4册以6课篇幅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马克思创始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并对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及其基本政策，都做了简单扼要的介绍。很显然，这4册富有思想内容和革命鼓动意义的《平民读本》，对于当时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有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的。这样的读本能够教育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鼓舞他们起来做革命斗争，引导他们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道路。有些工人出身的老同志，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平民读本》的讲授，对他们当时参加革命所起的巨大影响。如当时在株萍铁路当工人的王震，上工人夜校时，就读过这个课本。

除了用工人夜校的方式，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外，毛泽东还常组织有社会地位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利用他们的合法地位向工人群众做有意义的讲演。

这种工人夜校的方式，在当时确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得好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湖南党组织的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在毛泽东领导下，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被派遣到各地工人群众中去办夜校，从而领导工人运动。如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等到安源，毛泽覃等到水口山，郭亮等到粤汉铁路，夏曦、夏明翰、罗学瓒等到铅印活版、人力车等行业。这样做不但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湖南的工人运动，而且使得党的重要骨干一开始就深入下层，从而得到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同时也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在正确的坚实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

从1922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领导下的湖南各地工人的大小罢工斗争，共达10多次。罢工人数最多的如安源近2万人，最少的如长沙笔业、铅印业等各有二三百人；时间最长的如长沙理发工人前后坚持一年多，最少的五六天、十多天不等。这些斗争大都取得了胜利。胜利的原因，除了当时正处在全国罢工运动的高潮等以外，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领导得正确。

当时，无政府主义在湖南传布很广，在工人和青年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在组织和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首先遇到的便是如何争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湖南劳工会。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湖南劳工会是黄爱、庞人铨于1920年11月21日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拥有7000名会员。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湖南劳工会的组织原则“系合议制、铲除领袖的”。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这是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体现。同时，会内确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

劳工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黄爱、庞人铨在工人中也有相当的威信，因此毛泽东要将劳工会的人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有许多有利于争取的因素：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并曾征得陈独秀的支持由上海回湘创办湖南劳工会；劳工会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明出路。毛泽东仔细了解了劳工会的内部情况，将劳工会中真正的工人群众跟他们的上层分子区别开来；在他们的上层人物中，又将黄爱、庞人铨等纯洁、正直、勇敢和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青年跟挂羊头卖狗肉的野心家区别开来；对一般工人会员进行具体分析，弄清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对劳工会的先进分子，毛泽东是重点培养，紧紧依靠。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等人谈心，热情赞扬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精神，同时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做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的运动方针进行了批评。

1921年11月21日，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他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紧接着，他针对劳工会前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劳工会进行了改组，将过去的八部改为书记、组织、宣传三部，并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改组了基层组织，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会员也交会费了。

1921年冬，毛泽东曾邀劳工会领导人之一张理全去安源，考察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要求。中央局通知，派人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毛泽东给劳工会分配了一个代表名额。

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去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会商，在长沙稍作停留。毛泽东接待了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介绍他与黄爱、庞人铨等接触，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黄、庞和部分工人群众“讲阶级斗争”，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及经验。

12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长沙1万多工人和市民、学生，举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召开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反对太平洋会议运动中，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毛泽东除自己经常帮助、教育劳工会的骨干成员外，还指定中共党员同他们保持联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1921年冬，黄爱、庞人铨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帮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1921年共产党湖南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黄、庞那时候曾倾向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2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16日，黄爱、庞人铨遭到军阀赵恒惕的逮捕，翌日凌晨即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陈独秀曾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黄、庞被杀后，毛泽东极为悲愤，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的情绪。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工人群众在船山学社召开了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行纪念特刊。

赵恒惕害怕群众舆论谴责，将湖南各地报纸严密封锁，不准刊登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报道。毛泽东根据过去领导“驱张”运动的经验，派李立三到常德动员黄爱的父亲，同去上海，控诉赵恒惕的罪行。不久，毛泽东自己也经武汉到上海，帮助组织反赵恒惕运动。毛泽东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会上他报告了黄、庞事件的经过，号召人们向黄、庞学习。

春夏之交，毛泽东回到湖南，途经武汉时，会见了陈潭秋、黄负生、陈荫林、刘子道、李汉俊、丁默村、包惠僧等人，与他们讨论了党务、宣传、组织和劳工运动等情况，拟回湘后大力开展工人运动。

推动劳动立法运动

在连年的南北混战中，国会议员受军阀的操纵，导演出制宪的闹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决定利用这个时机，于1922年8月，在全国组织劳动立法运动。毛泽东积极担负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并把重点放在发动工人组织起来、逐步实现全省工人大联合上，将湖南的工人运动推向新水平。

早在1921年4月，毛泽东在揭露湖南军阀赵恒惕假“省宪”的斗争中，就实际提出了劳动立法的主张。据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载：

赵恒惕为了愚弄人民，巩固既得地位，于1921年4月在长沙各报刊公布了《湖南省宪法草案》，假惺惺地征求民意。许多政客为之捧喝，唯独湖南《大公报》开辟了“省宪草案讨论”专栏，毛泽东撰写了《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载于4月25日至27日的专栏内。文章指出：省宪草案“第一个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他认为，“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这三项中，以“第三项则尤其紧要，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即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会失去生存权。毛泽东不仅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而且主张省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唯有有正当职业的人，才能参加政治，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将来的政治成为一种职业政治”，而不是现在无正当职业之人当权的“游民政治”。省宪法草案第二个最大的缺点是“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如果这样，将来“事实上仍然是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因此，他主张对省宪法草案要做根本性质的修改。

毛泽东提出的修改意见，除了应加入上述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和有正当职业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还着重提出劳动立法问题。他建议，省宪法至少要在“行政”章之“实业”一款里，明白加入下列两条：（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性别等项，以省法律定之；（二）省政府对于与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同业公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随后，李六如、易礼容、陈子传、陶斯咏相继撰文揭露省宪法草案的虚伪性，要求写入保护劳工利益的条文。

毛泽东等人这些批评意见，赵恒惕政府没有接受，也不可能接受。但是赵恒惕的假民主，却为毛泽东首倡劳动立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时机。

赵氏经过一场自演自吹的双簧戏后，不顾民意于1922年元旦悍然颁布了具有浓厚军阀割据色彩的《湖南省宪法》。3月，据这个宪法，改选了省议会。接着，又表演了“民选省长”的丑剧。赵恒惕正在得意间，毛泽东又利用这一假民主，再一次发起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毛泽东又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更宜注意的问题》，幽默风趣地说：“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果说劳工不能撇开，则应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所谓生存权，即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小孩子都应获得能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的权利。所谓劳动权，即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把工给他做；社会无事可做时，社会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予他们平常的工资。所谓劳动全收权，即工人所产生的东西全部价值，除去成本、固定资产折扣外，应完全归工人。强调生存权和劳动权，呼吁“湖南现在有多少人饿死”，“有多少人失业”，提醒人们对省宪法不要抱幻想。“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99%的劳工！”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是不可抛弃的“‘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毛泽东这些劳动立法观点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中提出的《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要早1年零5个月，从《更宜注意的问题》算起，也早了4个月。毛泽东不愧为我国劳动立法运动的首倡者。

全国劳动立法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成为运动的积极推动者。《青年毛泽东》一书继续写道：

1922年8月16日，邓中夏等人向北京参众两院提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毛泽东代表湖南分部参加联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国会提出《劳动法案大纲》，要求国会制定劳动法案。《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第一至四条系承认劳动者之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团体契约缔结权、国际联合权。五、六条是各类工人，包括从事夜工、18岁以下的童工、农业工人的工作时间问题。第十三、十四条为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劳动组合等问题，第十九条为工人补习教育问题。这十九条的内容与毛泽东早已倡导的劳动立法内容大体一致，故毛泽东积极拥护这十九条，并于9月6日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以各工会、各公团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务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四项基本权利。通电提醒议员们：若劳动法案未能通过，则“请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其观点之鲜明，态度之坚决，为当时各省劳动立法运动之冠。

虽然《劳动法大纲》被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否决，但争取工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工组合权的呼声，已深入人心，成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工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毛泽东在倡导劳动立法时，就着手工人的组织，把基点立在工人的大团结、自己解放自己上。毛泽东很注意做铁路工人的工作。他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是广东人陈地广。陈是火车头修理厂的修理工，技术熟练，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毛泽东常到陈地广家去“拉话”，从而使陈感到这个人很亲切。经过陈地广介绍，他又认识了许多工人。很多工人都主动地来找毛泽东，谈他们的生活、要求等心里话，把毛泽东当作他们的知心朋友。不久，毛泽东派了党的干部到新河站办工人夜校，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亦于8月中成立，郭亮任秘书。

……

毛泽东不仅重视产业工人，而且重视手工业工人，把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罢工斗争，这是他省工人运动所没有的特点。长沙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手工业不下数十百种，工人多达10万人。其中以码头、泥木、人力车、织造工人为多。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从1921年始，用很大的力量在这些手工业工人中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

当年长沙的手工业工人中，以泥木工人人数最多，也最有斗争精神，从1917年以来斗争未曾停息过。毛泽东依靠一批积极分子，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以“十人团”的形式把工人组织在一起，到1922年9月初已组织108团，达1000多人。5日成立了长沙泥木工会。任树德被选为总务股主任（即委员长），易礼容被聘为秘书。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18条，章程规定该会的宗旨是：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互济；基本组织为十人团，会员每10人联成一团，选举代表一人，由代表大会选举37人组成委员会，任期一年，委员会下设总务、文牍、会议、庶务、交际五股，进行日常工作。聘请秘书办理本会一切事务。各工会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代表党组织领导各工人俱乐部。

在长沙泥木工会的影响下，各种手工业工人纷纷组织起来。10月8日，长沙人力车工会成立，罗学瓒任秘书，毛泽东亲临大会演说。同月下旬，长沙笔业工会成立，毛泽民任秘书，毛泽东出席演讲。至1923年初，湖南一共建立了20多个产业工会与行业性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五万人。

为了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毛泽东积极筹划成立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1922年11月1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总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各工会都派了代表参加。在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完之后，株萍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一致赞成。随即在新河粤汉铁路总工会内开工会联合会代表会议。“列席者：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卢士英、毛子任（毛泽东——编者）；岳州铁路工会代表王俊岭、黎有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表朱少连、李涤生；长沙泥木工会代表黄志信、任树德；理发工会代表童继发、阳秋生；笔业工会代表郑应奎、贺佳；人力车工会代表黄德仲、张长生；缝纫工会代表张汉藩。当推毛子任为主席。一致表决下列三项：（一）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二）推粤汉铁路总工会起草简章；（三）推粤汉铁路总工会负召集第二次代表会议之责（以本日为第一次代表会议），即由第二次代表会议议决简章，然后再定期开成例会。”会议之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在11月5日召开的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等任各部正副主任。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正式成立。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自己的公开司令部。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解决时，他们往往说：“找工团联合会去！”“我们听工团联合会的命令！”

“哀兵必胜”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是毛泽东领导工人运动的得意之笔。为此，他曾经6次到安源，同那里的工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

安源属江西省的萍乡县，离湖南很近，又因有株萍铁路，和湖南有密切的联系。在矿山和铁路上工作的工人也以湖南人为最多。所以安源地方的工作始终是归湖南党领导的。

安源矿业在当时就已是有约30年历史的新式大企业，有工人12000人，每天出煤2000多吨，焦煤约七八百吨，是张之洞、盛宣怀所办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有名的钢铁企业，把大冶的铁，用安源的煤，运到汉阳去炼。因为曾先后向德国和日本借款，所以公司的实权落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

安源路矿工会是由党的湘区委员会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去进行工作，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人运动中一支非常雄厚的力量。但其基础的最初奠立者是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毛泽东也时常直接指导。

毛泽东在长沙做工人运动时，就注意到安源矿工这一大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长沙城里的工运刚略有布置后，他便邀了那时还正待教育、争取的黄爱、庞人铨和其他3个人共6人亲自到安源去。经过长沙的及株萍铁路的工人的介绍，他身穿旧的蓝布衣裤，背着雨伞，来到安源“参观”。他亲自深入矿井，又看了窿内窿外（厂）和铁路。在这里他住了一个星期，结识了许多矿工朋友。开始他也是提议给他们办工人夜校，以便宣传并组织起来。矿工们觉得这个参观的客人诚诚恳恳，处处为工人打算，是个够朋友的人，便同意办工人补习学校。毛泽东大喜，回到长沙后，立即派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不久的李立三（那时名隆郅）去主持。

关于办工人夜校的事，毛泽东指示，要取得合法地位，才能顺利进行。因此立三同志到安源时，就用当时已经组织了的“湖南平民教育会促进会”的名义，向萍乡县知事去了一个信，说明办平民学校的宗旨……县知事看了，很表赞成。立三同志又联络了一些醴陵等地的绅士，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他们也表示赞助。平民学校于是成立了。

平民学校的学生都是工人的子弟。立三同志做教员。按照一般小学的惯例，学校经常邀请学生的家长来开“恳亲会”，这样就和工人们渐渐接近了。

1922年1月，安源平民学校附设的工人补习夜校也成立了，李立三等人亲自教课，对工人做宣传鼓动的工作，并逐渐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原是非常惨的：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几重压迫。工钱很少，工作时间有的达十四五小时。工人住的、吃的、穿的，真是恶劣到了极点。特别坏的是矿井设备不好，常有工人死亡的事发生。在夜校里工人们受了阶级的教育，慢慢觉悟起来，懂得要自己组织起来才能改善生活的道理。经过两三个月，就开始筹备工人俱乐部（工会）。“五一”节那一天，正是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日子，“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了。当时会员只有300人左右。

5月里，毛泽东从长沙又陆续派来了一批重要的干部到安源工作，内中有刘少奇、蒋先云、毛泽民等。安源路矿工人中也出现了朱少连等积极分子。

这一年湖南以及全国发生了很多的罢工斗争。特别是这年的7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安源来，因为是同属一个企业，这消息对安源的工人有非常大的影响。9月里粤汉铁路武长段又罢工，在岳州发生军队打死打伤罢工工人几十人的事件……安源的工人听了很是激动。

引起安源工人起来斗争的直接原因，是安源的路矿当局害怕工人组织的力量，于是和萍乡县政权勾结，要解散工人俱乐部这个所谓“乱党”的组织。工人们听了，非常愤慨。再则，路局和矿局拖欠工人的工钱几个月不发，工人的生活难以为继。工人们个个都摩拳擦掌，准备斗争。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来到了安源。他研究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和同志们讨论，觉得现在是发动工人斗争的时候了。临别时，他又向同志们做了重要的指示，然后回长沙，并派了刘少奇等人来到安源，参加罢工斗争的领导。

……

13日的夜里，工人俱乐部发出罢工命令。第二天早上，矿工路工共17000人一齐罢工。信号是：路工放汽筒，矿工切电线。

毛泽东曾写信指示说，这是安源工人第一次罢工，我们事先必须周密地研究形势，估计各方面的条件。没有把握，就不发动；一旦发动，就务必达到胜利的目的。他又指示：工人阶级跟资本家斗争，发出的口号，务必要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才能取得工人阶级自己的胜利。——我们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做革命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萌芽。在领导泥木工人罢工及其他工人斗争时，他都英明地运用了这个策略。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安源路矿全体工人的罢工宣言写得既简短，又恳切动人：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地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地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地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我们不做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

此外，在安源各处的墙壁上贴了许多标语，其中“我们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一条，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口号，极得社会各界的同情。

工人俱乐部宣布了罢工纪律，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在罢工的日子里，工人没有赌博的，没有进鸦片烟馆的，没有打架的——过去在此地几乎每天都打死人，流氓横行霸道，现在秩序却特别好。因此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很称赞，对工人都另眼相看了。

工人们团结一致，阵容坚强，声势浩大。路矿两局先请驻在萍乡的赣西镇守使派大兵来镇压，没有效果。后来阴谋陷害李立三和刘少奇，由于工人们多方的保护，也没有做到。罢工坚持了5天之后，两局只得全部承认工人的13条要求。

罢工完全胜利了。工人俱乐部门前广场里的庆祝大会上，真是欢声震动了天地。将近两万工人大喊“工人万岁”“工人俱乐部万岁”等口号。

罢工胜利之后，工人俱乐部再事整顿自己的组织。公举李立三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为特派员。

……

1922年11月毛泽东又来到安源巡视工作，指示同志们在矿工路工中发展了党员、团员。1923年安源已有13个党的支部，成立了党和团的地方委员会。

工人运动由安源发展到“汉冶萍总工会”。

由安源派了干部到水口山等处发展工人运动，成立工会。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会都被封闭了，但广东、湖南两省及安源除外。广东是革命政府所在地。湖南及安源工运之所以没有受到挫折，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灵活的策略的缘故。

毛泽东看见“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地工运都遭受了打击，就做出保全安源一块地区的决定。——也可以说，这是他后来的革命根据地思想的开始吧。

关于毛泽东6次到安源的情况，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又根据长期积累的丰富材料，做了补充：

当时安源是中国南方较大的矿山之一，约有12000多工人，株萍铁路约4500人。安源路矿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的三重压迫，生活非常艰苦。压迫愈重，反抗愈大。这里蕴藏着很大的革命力量，所以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1921年冬，毛泽东先后两次到安源，深入矿井，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启发工人觉悟。他向工人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使工人懂得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和求得解放的道路。据当时的老工人回忆，毛泽东曾打了一个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听了，心里豁然开朗，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说：就请李先生来辅导你们吧。

李先生即李立三，毛泽东第二次去安源时，他也去了。

1922年初，李立三按照毛泽东“先办起夜学，启发工人的觉悟，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意见，携带湖南省教育会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公函去安源，通过萍乡县政府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办了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有学员60余人。李立三等“于教课之中，即略事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只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斗争，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并常与各处工友接洽联络。两月之久，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谈者日众。最后，乃共集议组织俱乐部”。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这时，毛泽东又增派蒋先云去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同时，他自己亦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总结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工人中某些人不注意斗争策略的行动，毛泽东告诫大家：不要着急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像走路一样，步子要稳当，盖房子要把基础砌好。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暴露党组织。安源党组织在1922年2月中旬成立，到罢工前已发展到30多人，成为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

9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此时，李立三“已去长沙”，毛泽东与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罢工的时机已成熟，目前最重要的是做罢工的各种具体准备。据老工人回忆，毛泽东在牛角坡一间小平房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向大家介绍了各地罢工运动的大好形势，尤其是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发展趋势，分析了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有空隙可利用；同时指出工人不能孤军作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他强调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地组织起来，防止敌人分裂工人的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坚决站在斗争的最前面，绝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安源罢工形势已箭在弦上，要求他立刻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毛泽东“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因为“这样一次有10000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一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9月11日，即派刘少奇“到安源来了”。

9月14日，安源路矿17000工人举行大罢工。工人们发布了罢工宣言，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向路矿两局提出了17项政治、经济要求。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

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俱乐部为工人办了许多事情。教育股办了7个工人补习学校，白天开有子弟班，日夜班共有近2000人上课。毛泽东又从长沙请来许多进步教员，帮助安源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文化生活。

这年冬天，毛泽东再次到安源巡视工作，亲自找工人谈话，了解他们罢工后思想的变化，并参加了代表会议，在会上做了全国工运情况及今后要继续加强团结的报告。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应趁罢工胜利后，发展一批党员，将罢工斗争中最优秀的工人吸收到党里来。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召集包括安源在内的同志到长沙开会。他具体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指出应采取稳重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毛泽东说，只有这样才最为有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局方有请派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到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因而使矿局限于被动，终于不敢有所动作。

4月，毛泽东又到安源，指示中共安源地委要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守势中取攻势，在退却中寻找进攻的道路。

长沙在怒吼

长沙是当时湖南手工业中心，工人在2万左右，行业不下数十种。手工业工人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长，工资却十分微薄，尤以泥木工人最为典型。早在1919年，泥木工人因工价太低，曾自发罢工，遭到当局压制。

1922年10月，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成果，这是长沙工人罢工斗争的首次胜利。这次罢工得力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直接领导，也是毛泽东积极努力的结果。

据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毛主席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一文记述：

长沙有6000泥木工人，人数虽多，但没有固定的工场。他们分布在全城南北四门各个角落。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一心进行阶级斗争，确实十分困难。

泥木工人把封建把头赶下台后，毛泽东立即让任树德约几个工人骨干，去船山学社商量下一步的斗争部署。任树德和几个工人骨干来到船山学社，围着毛泽东谈话，研究组织的方法和措施。根据泥木工人多、居住不集中、做工分散的特点，毛泽东指示他们采取十人一团，由小到大的组织方法。毛泽东说：你们戳穿了封建把头的花样，把工人兄弟团结到身边来了，这是胜利的第一步。要趁热打铁，加紧“十人团”的活动，进一步组织起来，酝酿一场大规模的罢工请愿斗争。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十人团”发展到108个。

毛泽东为了把更多的泥木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还针对工人群众中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些泥木工人曾经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团体——湖南劳工会，毛泽东帮助他们认识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并指出：无政府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列宁开创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通过毛泽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泥木工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纷纷要求参加“十人团”。

“十人团”的活动在全市各区蓬勃发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又因势利导，和任树德等工人骨干一道，多次在修业学校、湘乡会馆、船山学社开会，商量筹备建立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毛泽东亲自草拟了泥木工会章程18条。章程非常鲜明地提出了泥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从工会的组织原则到日常工作，从会员的权利到义务，毛泽东都以极其精练的文字，一条一条地做了简要明确的规定。1922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成立了，任树德当选为工会委员长。毛泽东亲自派党的干部担任驻会秘书。工会庄严宣告：“我们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我们要解放自己，不可假手他人，非自己团结起来不可。我们若要组织真正的工会，非是拿斧子拿砌刀的工人不能加入。必须如此，会员方有相同的利益，一致奋斗下去，不致使资本家再吮我们的血了。”

泥木工人成立了工会，斗争的阵势更加坚强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会要反映工人的迫切要求，进一步组织斗争。工会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造成舆论，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工人们的革命行动，得到各兄弟行业的大力支援。当城厢内外贴出一批长沙县署的告示，污蔑工人要求调整工价是“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并勒令从即日起，恢复原来的工价时，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精光，换上了工会的传单。对警察的无理干涉和殴打工人的行为，工人们进行了反抗斗争。形势立即紧张起来。第二天，巡官警察四处巡视，严密监视工人的活动。工人们个个怒火万丈，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于是，毛泽东亲自召开紧急会议，帮助工会骨干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周密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立即宣布罢工。毛泽东这一指示，得到工会的一致拥护。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议决了六项具体措施。

10月6日，泥木工会宣布罢工！顿时，所有建筑工地，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泥木工人的影子。正在施工的伪省长公署、伪第一师司令部和伪县衙庆祝“双十节”的牌楼，全都停顿下来。

……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积极为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援而奔走，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声援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发电声援。长沙各行各业工人，也纷纷发出支持泥木工人罢工的声明。在长沙的湖北、江西、上海等省、市的泥木工人，也纷纷起来和当地的封建把头斗争，投入到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的浪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北京长辛店等全国各地的声援电，也像雪片似的飞来。

罢工进至第5天，有很多学校、机关、商店，纷纷来信要求复工，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钱。随着罢工的持续，承认调整工价的单位越来越多。这时，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及时帮助泥木工人认识这场罢工斗争，不光是为增加几个工钱的经济斗争，而是两个阶级的激烈搏斗，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指出，一些雇主承认调整工价，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天气转冷，急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署并未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他号召工人群众，克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毛泽东在考虑工人长远利益的同时，也顾及到他们的现实困难。对于有些家里硬是揭不开锅盖的阶级兄弟，通过各方面的设法，给予了适当的物质援助。这样，罢工就继续坚持下来了。

罢工坚持到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的条件。罢工委员会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了通牒：“如十月十七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十九日举行游行示威。”通牒发出后，周瀛干着慌了，于是软硬兼施：一方面派出所谓“公正绅商”出面“调停”，要工人们谅解政府，不要游行请愿；另一方面，周瀛干又抛出一篇《奉劝泥木工人》的信，公开在长沙的《大公报》上发表，并在四城张贴，说什么“切莫听那些少数人的拨弄是非”，图谋破坏工人的团结；同时还威胁说：“被少数不良分子的利用，扰乱社会秩序，可能要遭到法律制裁”，“如果始终不听，是你们自己受苦”。有少数工人因此动摇，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毛泽东了解了这些情况，及时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在船山学社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毛泽东揭穿了周瀛干的种种花招和虚弱本质，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勉励大家坚持斗争，不为欺骗、恐吓所屈服，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毛泽东还说：游行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同周瀛干干到底！

10月23日，乌云笼罩着长沙城，4000多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任树德同志报告了这次示威请愿的目的。大家推选了16个代表，然后开始游行。毛泽东身穿工人服装，带着口哨，参加了示威请愿的工人行列。这时，大雨滂沱，工人们周身淋得透湿。但是，大家看到毛泽东精神抖擞，步履矫健，走在队伍中间，个个迈开大步，直奔长沙县署。县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正门中间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插着两张杀人“大令”。但是，泥木工人毫不畏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县衙门围墙里。

毛泽东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出来答话。工人们在毛泽东指挥下战斗，情绪十分高涨。口号声像滚滚惊雷，响彻长空。县衙官吏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任树德等8个代表进去跟周瀛干谈判。周瀛干借口“各公团商绅不同意调整工价，本知事也不便参加”，企图搪塞并拖延谈判以涣散军心。工人们见第一次交涉没有结果，全体高呼：“今天不解决，今天不出衙门；明天不解决，明天不出衙门！”接着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第二批代表进去好久，时已过午还毫无消息。毛泽东便在工人队伍中鼓动说：第二批代表去了这么久，还不见消息，人也不见出来，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儿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说完，又带领大家呼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

这时，两个穿便衣的家伙，贼头贼脑地要来抓捕毛泽东。毛泽东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大义凛然地继续屹立在工人队伍中间。工人们把毛泽东团团护住，使便衣无从下手。

傍晚时，长沙市各业工人纷纷赶来慰问请愿工人。造币厂、电灯公司、缝纫店、织造厂、理发店、印刷厂的工人们送来了大饼、茶水，还送来了灯笼、油布、草纸等，准备泥木工人露宿用。阶级兄弟的支援，更加鼓舞了泥木工人的斗争信心。

泥木工人坚持斗争，使反动派心惊肉跳。湖南军阀赵恒惕企图镇压工人的斗争，派来一连军队包围工人。工人们在毛泽东指挥下继续战斗，毫不屈服。于是，赵恒惕又变换策略，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来“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们坚定不移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回去。”工人们不屈不挠，迫使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答应次日下午2时召开公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这时，已是下半夜3点钟了。几千双眼睛都望着毛泽东，等待着他做出决断。毛泽东见工人群众熬了一天一夜，也够累了，于是和任树德等工人代表商量，叫大家暂时回去休息，养好精神，以利明天再战。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进了伪省政务厅。当吴景鸿摆着一副官架子，指责罢工队伍不听从县署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指令时，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质问道：“商家涨价（指资本家提高煤米价钱）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 ”

吴景鸿瞠目结舌，呆了半天，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你……这是什么话？”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反击道：“这是根据厅长刚才自己的话说的！”

“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吴景鸿大为恼怒。

毛泽东翻开带来的“省宪法”，利用反动政府粉饰门面的民主招牌，据理辩驳说：“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工人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老小，6000多泥木工人和2万多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犯了什么法呢？”工人代表们紧紧靠在毛泽东身旁，横眉怒视吴景鸿。吴景鸿老鼠般的眼光里流露着惊慌和恐惧。但吴景鸿毕竟是个久经宦途、老奸巨猾的家伙，立即故作姿态地问道：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朗声回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价问题。”毛泽东的答复，又呛得吴景鸿哑口无言。

经过激烈的反复的斗争，反动派终于不得不承认工人“营业自由，调整工价政府不能过问”的正义要求。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即写了呈文，给省长公署当面批准。可是，吴景鸿老奸巨猾，又在批词上玩弄花样，写了“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能由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毛泽东当即指出：此句万不可存！责令吴景鸿将它删掉。吴景鸿又以“批文需要交省长过目签字生效”，借故拖延。毛泽东采取对策，组织工人骨干连夜通知长沙各行各业的工人，第二天去开大会。25日，各行各业近2万人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像冲决堤岸的怒潮，向伪省政务厅涌去。反动当局见势不妙，赶紧在批文上签字盖章。

坚持20天的泥木工人罢工，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胜利了。全市2万多工人欢声雷动，整队游行。游行队伍经过长沙县衙时，一个工人点了一挂万子鞭，跑到县衙的大堂上鸣放。在鞭炮声中，群众高呼“罢工胜利万岁”“劳工神圣”！整个长沙城，就像一锅滚开的水，沸腾起来了。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在（湖南）省内外的相互声援下，也取得了胜利。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粤汉铁路在1920年12月、1921年3月及10月曾举行过三次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及武汉分部都很重视粤汉铁路武长段的工人工作。1921年秋，两个分部分别在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办工人夜校。1922年5月，徐家棚、新河又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8月，岳州亦有工人俱乐部。

在全国罢工高潮和粤汉铁路前次罢工的打击下，粤汉铁路武长段局长王世堉深感工人组织起来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阻扰工人运动。王世堉是天津人，他利用同乡关系，拉拢部分工人在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企图将外省工人尽力排出，用他的同乡亲信担任要职。还暗地指使爪牙行车监工张思荣、员司（翻译）苗凤鸣多方刁难外省工人，迫使他们离开路局。张、苗二人依官仗势，一面纠合少数未觉悟的同乡工人，组织“工人研究所”和“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结成帮派；一面大肆造谣惑众，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妄图借此分化瓦解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还收买一批流氓，无故向工人挑衅；因敲诈不遂，给工人强加罪名，任意开除工人等。在1922年9月，工人群众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根据上述情况，郭亮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这时直接领导长沙新河站的工人工作，他得到郭亮的报告后，同意这个估计，便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动员徐家棚工人起而响应，并迅速统一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以便行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岳州工人俱乐部联合全粤汉铁路工人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张、苗二人，若不做出圆满的答复，则实行全路总罢工。9月6日，粤汉铁路新河、岳州、株萍、徐家棚的工人俱乐部，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了6条政治、经济要求，准备罢工。三天过去了，交通部和路局均无动静。8日，俱乐部联合会举行会议，决定全体罢工。9日，全路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罢工开始。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他们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把罢工斗争的锋芒指向鄂段路局和盘踞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从而使得湖南军阀赵恒惕在这次罢工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

10日晚，王世堉唆使“工人研究所”部分工人接手开车，并武装押运。郭亮即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做卧轨斗争，遭到军警镇压。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后，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的问题。他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继续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3日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俱乐部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同时还派出3个代表到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协助工作。

在安源、武汉及京汉铁路的援助下，粤汉铁路工人19天的罢工终于获得胜利。

毛泽东还成功地领导了长沙铅印工人大罢工。

1922年9月21日，铅印活版工会在长沙成立。工会的成立，得到毛泽东的帮助，他还亲自担任了工会的秘书。

同年11月19日，铅印活版工会决定，要求报馆提早发稿时间，增加薪水，减少工时。在征得毛泽东的意见后，铅印工人于11月25日正式罢工。顿时，长沙城内无报可阅，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

参加过这次罢工的廖仲坤回忆说：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代表我们自己利益的长沙铅印活版工会在取得毛泽东的帮助下，派人与伪省政府和资方协商，主要是向伪省政府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至8小时，增加工资到12块光洋。但是协商来协商去，伪省政府秘书处只答应增加1元工资，工作时间还是照旧。其他的资方看见伪省政府如此，自然是跟着走。协商得不到结果，激起了我们的愤怒，于是决定罢工。不过大家觉得罢工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就决定去找毛泽东帮忙。后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说：“要罢工，一定得有充分的准备，以对付在罢工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像吃饭问题，住的问题，事前都得好好地计划解决，罢工斗争才不会失败。”铅印活版工会做了充分准备后，即在1922年11月25日，开始举行全市铅印工人罢工。复工的条件还是在协商时所提出来的，即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到12块光洋。

坚持八九天后，伪政府的头子们看见我们还没有复工，心里慌了，遂摆出穷凶极恶的面目来。一方面派军警来强迫我们复工；一方面又联合印刷厂的资方，把印刷品转至湘潭付印，来恐吓和要挟我们。一小部分工人怕打碎了自己的饭碗，便动摇起来。工会马上把这种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如果中途妥协了，以后就永远再莫想获得胜利了。军警虽然强迫我们复工，但是只要我们奋力坚持，他们还是无可奈何。至于说把所有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事实上不可能，湘潭的工人也不会接受。”这样，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我们的力量更坚强了。

罢工继续到十四五天，伪省政府的老爷们眼看威胁是不行的了，不得不向我们屈服。他们要求我们派代表去协商。结果，伪省政府完全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且同意预付一个月的工资。其他印刷厂看见伪省政府同意了，也只有同意。

罢工期间，毛泽东为维护工人利益，曾多次出面调停。11月27日，即罢工第3天，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身份，邀请长沙《大公报》负责人张平子从中调停。长沙《大公报》1922年12月13日的报道这样写道：

越二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毛君泽东邀本报张君平子从中调停，磋商良久，毛君只允将齐稿时间改为中外新闻午后五时，本省新闻午后九时，余均不能退让，张君当将修改条件转交印刷同业会与报界联合会，印刷同业会以条件既未退让，无调停之可言。报界联合会亦以限定交稿时间，与新闻原则相违背，万国报界无此办法，当然不能承认，调停于是中止。

经过一番斗争之后，12月9日，毛泽东再次出面调停，使罢工以胜利告终。1922年12月13日长沙《大公报》的报道写道：

又数日，毛泽东又发起调停，参加调人之列者，除毛君外，有报界之张慎庵、陶孝宗、张平子；铁路界之娄子英；机械界之王麓生；石印界之朱菊和、程和清、刘自安，邀集印刷同业会代表十三人（每家一人），铅印活版工会十三人，于九日下午公开谈判于省教育会。公推张慎庵为主席，同业会推刘维汉为总代表，工会推盛仲屏为总代表，将工人要求条件逐条讨论。自午后一时起，至十二时止，始得结果。除齐稿时间一条完全取消外，余均有所修改，当由双方签订草约。……前日，签订正约。工人即于昨日上工。各报亦即于今日出版。

关于12月9日的劳资谈判，在1922年12月23日北京《晨报》刊载的《长沙印刷工人罢工始末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铅印罢工风潮，自上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日止，计经过十七日之久，各方争执不决，工人方面，大有难于支持之势，于是遂有十日之调停会议。该项会议，系劳工书记部主任毛泽东所发起，邀集报界之张平子、陶绿叶、张慎庵三人，及工党六人，联名致函各印刷公司代表及工人代表等，三方面在省教育会直接谈判，俨如对等议和形势。……经过极长时间之讨论，遂请印刷公司代表签字。是时公司代表，以工人大获胜利，虽未发反对之言论，心中不以为然，故而签字之际，代表都悄悄逃席。十三家印刷业，签字者仅湘鄂、吟章、彰文、汇同四家。……工人本有宣言，如有一公司不肯签字，一报纸不肯出版，和议虽成，亦不上工。后经毛泽东示意，签字者一律于十二日开工（各报可于十三日出版），盖亦知要资本家方面全体屈服，虽再坚持至于一年，必无效果。实则湘省印刷业之所谓资本家，可怜已极。除湘鄂一家有数万元之资本外，余皆不满数千。营业状况，尤多有绌无盈者，实不得当资本家之头衔也。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故此项毫无办法之工潮，居然有解决之道。

为巩固罢工斗争成果，毛泽东还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与粤汉铁路总工会、泥木工会等11个工团的代表，同长沙和湖南省当局交涉。

1922年12月13日，在长沙《大公报》上有这样的报道：

昨十二号正午十二时，工界联合会与理发、泥木、机械工、铅印、石印、笔业、缝纫、粤汉铁路、靴鞋业、人力车等工会代表二十一人，赴省长公署请见吴（景鸿）政务厅长，陈述意旨。吴厅长延见各代表于政务厅办公室。首由毛泽东发言。略谓：近月罢工问题层出不辍，有因劳资关系拖延数月猷不能解决者（如理发工等）。政府与工界上下隔阂，外间且传政府将对工界施以压抑手段。代表恐生双方误会，因于昨日要求石（成金）警厅长、周（瀛干）长沙知事介绍晋见厅长，请赐知政府对工界真意。吴厅长当答复以政府迭据密报，有一些人专事罢工运动，一业罢工，他业援助。……政府方面尚认为一种谣言，正在慎重考察。如对工界采压抑政策，早已干涉在前矣。毛又问政府对于一般普通工人，是否采取保护主义。吴答政府对一般普通纯洁工人，完全采取保护主义，并希望各业自行发展。毛又云政府与工人间，发生种种谣言，纯系两方隔阂所致。希望政府以后随时接见工人方面代表，免为一方面所蒙蔽。吴答政府甚愿得知工人生活状况及内容，以为处理之张本。惟望所举代表，能真实代表大多数工人之公意云云。嗣毛又与吴谈及省宪法集会结社自由问题颇久，最后毛又提理发工新铺发封事，人力车立案事，机械工会立案事，吴厅长均允查案办理。最后毛请吴厅长介绍见赵（恒惕）省长陈述意旨。吴厅长先允代达，并云省长事忙，不能作如此之长谈，毛乃约定以半句钟为限，坚请吴厅长电询赵省长允于本日十二时，在总部内接见。该代表方辞别离署云。

经过这场说理斗争，揭穿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真相，为工人争得了某些合法权益。事后，赵恒惕对部下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