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农民运动之王

韶山火种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养病，直至这年8月才离开。这期间，中国政治舞台发生巨大变化，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湖南农民突然变得富有战斗性了，长期压抑着的怒火一下迸发出来。韶山也不例外。毛泽东从中看到了农民的力量。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里写道：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自上海回到湖南。在长沙时，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交换了情况，对于国民运动、农民运动“做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随后，偕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东乡板仓过春节。1925年2月6日（正月十四）偕妻孩回到韶山，同行者还有毛泽民。在此前后，还有一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步知识分子如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贺尔康、毛新梅等陆续回到或调来韶山。

毛泽东回家后，前来探望的乡亲川流不息。时值春节，农民常三五人不等聚在一起打麻将、玩骨牌。毛泽东亦参与玩乐，借此与乡亲们交谈，了解情况。他还利用农村结婚、丧葬、寿宴等机会向群众做宣传。有一次，松树滩办丧事，毛泽东借吊唁机会，向群众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常邀合毛福轩、贺尔康等走亲串友，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他用农民们亲身的事实，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给农民讲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说明农民遭受穷苦并非命定，而是“洋财东”（帝国主义）和“土财东”（地主阶级）互相勾结剥削、压迫所致，动员大家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当时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为了装饰门面，推行《湖南省宪法》，搞“平民教育”。毛泽东则以普及平民教育为由，依靠杨开慧、庞叔侃、柳季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族校设备，开办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他们通过教识字、学珠算，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如讲“手”“脚”二字时，即对农民说：人人都有手和脚，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可是吃不饱，穿不暖；地主有手不劳动，可是吃的鱼和肉，穿的绫和绸，有脚不走路，出门还要坐轿子，这原因在哪里？合不合理？从而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在艰苦深入的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团结了一批赤贫农民和贫苦的知识分子，于1925年春天，即开始组织秘密农民协会。据1926年《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韶山“农民所受压迫日重”，于1925年“二三月间即起组织”乡秘密农协，不久即发展到20余个。

“五卅惨案”后，湖南成立援助青沪惨案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毛泽东以秘密农协为中心，在建立了雪耻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在成立会上，毛泽东讲述“五卅惨案”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雪耻会还组织部分进步教师和从长沙、湘潭等地回乡休假的学生及有觉悟的农民，成立宣传队、开讲演会、编演文明戏、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举行游行示威，并派出纠察队守在一些关卡上，检查洋货，禁止销售。

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在农村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他在初步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韶山第一批党员，于6月中旬，秘密地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为支部书记。当时的誓词是：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他还在韶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此同时，他还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并选择一些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开明绅士、小学教师参加，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据贺尔康日记记载：7月5日，“民校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的教育问题”。12日，“再到汤氏祠，九点钟国校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25日，“到唐氏祠找了国校开会的地点”。27日，“又到熊家冲、汤家湾开会，会了毛润之，约定初九日（指阴历六月初九——编者）来这边区分部开成立会”。8月1日，“晚饭后，邀集国校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有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持。到十一点钟才散会”。毛泽东在韶山地区建立的国民党区分部，仅据贺尔康残缺的日记记载，就有7处。当时湖南尚处在赵恒惕的残暴统治之下，这些国民党基层组织都是秘密的。

毛泽东当年在韶山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十分艰苦。对此，贺尔康的日记曾有多处记载。如7月12日，毛泽东在汤家祠主持开会，从白天到夜晚一连开了几个会，至深夜一时一刻，“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得很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毛泽东在韶山建立党组织后，领导韶山人民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初步斗争。7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青黄不接，饥民遍野。土豪劣绅却囤积居奇，高抬谷价。大土豪成胥生、何乔八乘机闭粜，把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和中共韶山支部研究，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一面派人与成胥生商议平粜，一面发动群众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在农民们的团结和巧妙斗争下，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更不敢闭粜。这就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阻禁平粜”斗争。

与此同时，韶山还开展了夺取教育权的斗争。当时，韶山地区的教育权掌握在绅士唐默斋等人手里。他们坚持旧学，反对新学，贪污学款，克扣薪饷，还暗中破坏群众革命斗争，不准办农民夜校，甚至不准雪耻会向农民和学校师生宣传爱国。毛泽东和韶山党支部的同志们几次秘密开会，决定利用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关于地方教育机构负责人任职年限的规定，发动师生改选教委会、学委会，以夺取教育权。这一史实，贺尔康日记做了记载。他在7月24日的日记中说：“午后到石洋庞氏开会，是为改组教育会和学委会而秘密进行的一个弄（论）讨。”7月30日又记道：“下午到郭家亭郭氏祠，教育会开会员大会，重新改组教育会和学务委员会。到会者有四十人，三时许才摇铃开会。因时间的短促，就只讨论通过两会章程和两会的职员完事，也是到晚十时才闭会。”经过激烈的辩论、斗争，终于夺取了教育行政管理权和财政权，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蒋梯空等分别当选为教委会和学委会成员。随后，韶山地区各公立学校和族校校长，都改为进步教师担任。

韶山初期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开展艰苦细致工作的成果，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斗争、坚持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尝试。在韶山农民运动中，毛泽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号召群众，公开组织雪耻会，秘密组织国民党，将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先吸收在国民党内，经过考验，再将中坚分子吸收到共产党或青年团内。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表明，党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搭起了一道桥梁。韶山农民运动为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供了宝贵素材，为以后党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摸索了经验。

毛泽东身在山村，心系全党全国。为了加强与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联系，他派遣共产党员钟志申在湘潭银田寺办起“合作书店”，作为秘密联络点。书报、文件通过“合作书店”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毛泽东手里。中共湘区委遵照中央通知，选派贺尔康、庞叔侃等人去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都是毛泽东推荐的。

张琼回忆说：

1925年2月，毛泽东回韶山冲边养病，边搞湖南农民运动，开慧姐跟随毛泽东回到韶山冲。那时，我在衡阳的湖南区委工作，我们区委的一位同志到韶山冲看望毛泽东，回来后他告诉我：开慧姐除了细心照顾毛泽东身体健康外，常常穿上草蒲鞋，深入韶山地区各个冲，到贫苦农民家里去串门、谈心，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斗争勇气。后来毛泽东身体健康稍有好转，就到农村中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开慧姐跟随毛泽东在韶山冲附近的毛震公祠、毛氏公祠、李家祠堂等处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在毛泽东的组织和发动下，韶山地区很快地办起了二十几所农民夜校。开慧姐在夜校里教书，宣传革命道理，每天要跑四五所夜校。有的农民要进夜校没有时间，她就进行思想动员，还发动大嫂子、大娃娃帮助邻居带小孩，让青年们上夜校。毛泽东和开慧姐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有的农民连家里发生纠纷也来找毛泽东，毛泽东就叫开慧姐帮他们解决。农民夜校办起来了，毛泽东和开慧姐经常给农民讲课。当时韶山有的农民认为自己苦是“命苦”，穷是“命穷”，是什么“生辰八字不好”。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慧姐编了顺口溜教他们唱。我还记得有一首是：“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当讲到“洋油”这个词时，开慧姐就讲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榨，深入浅出地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当讲到“手”“脚”两个字时，开慧姐就说：我们农民有两只手，什么都要做；地主也有两只手，却什么也不会干。我们农民有两只脚，会上山砍柴，下泥作田；地主也有两只脚，却要我们用轿子抬着走。她启发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开慧姐还教农民唱歌谣：“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由于开慧姐讲课通俗生动，有时讲到农民受苦的情景，不少老太太都淌下眼泪。这期间，由于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开慧姐不辞劳苦地工作，韶山地区相继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1925年6月，建立了我党在农村中最早的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后来，由于反动军阀赵恒惕要通缉毛泽东，毛泽东从韶山来到衡阳，以后又到上海。1925年8月，毛泽东到广州。毛泽东离开韶山后，开慧姐仍留在韶山搞农民运动，她还是废寝忘食地工作，收集了不少有关农民运动的重要材料。同年10月，开慧姐根据毛泽东指示，带着整理好的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材料来到广州，毛泽东审阅这些材料后，就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两文在广州定稿。开慧姐真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啊！

在韶山养病期间，毛泽东第一次遇险。

据当年雪耻会会员郭运泉回忆：“郭麓宾在县长办公桌上看到了赵恒惕的密电，上写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他看后退出县长办公室，写信交给侄郭士奎（在此县当炊事员），叫他连夜送给毛主席。主席拆开信看，我也在旁边看到，信上写着：‘泽东兄，事急，省里密电拿你，务希在今晚离开韶山。'”

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也回忆说：“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潭佳冲开会，县里郭麓宾派人送信到家里，派来的人是竹山湾张满姑的崽，姓郭。送来信后，家里人就派人去潭佳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

毛泽东就这样结束了韶山养病的日子，回到长沙，不久又赴广州。湖南农民中蕴藏着的力量，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也唤起他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毛泽东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在为创办农讲所紧张工作着。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本部为实行本党政纲及指导全国农民运动起见，提议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拟定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经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委员会决议照准，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同日，农民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充名额，全国各省党部送学生300名来粤训练。次日，农民部发出招生通告。招生条件是：1. 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思想者；2. 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 年龄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 富有勇敢奋斗精神；5. 不招女生。随即，向各省党部汇去学生来粤旅费。据罗明回忆，毛泽东于2月上旬开始筹办农讲所，罗被派往福建招收学员。

8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讨论农民部提出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会址问题，选定广州市番禺学宫为农讲所地址。

3月16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首由罗绮园报告第六届农讲所招生经过。接着讨论农讲所人选，决定所长一职“请毛泽东同志担任”，呈报国民党党部批准。教员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余各办事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林伯渠）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2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十三次常务会议，林伯渠提出“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7980元，请由中央设法拨给”；“请任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林伯渠两个提案，都得到会议通过。

3月30日，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提出三项提案：一、任命高语罕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二、变更在广西招生办法。他说，前次会议确定在广西招收学生40名，其中30名由南宁广西省党部选定，旅费均自给。昨天接到李血泪、杨文炤的报告，据称：宣传员养成所学生系广西各县平均派送，而广西农民运动宜从梧州附近数县着手，请将前次决议略为变更。三、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直、鲁、豫诸省。三项提案都得到通过。

经过周密的筹备，20个省的学生于3月底陆续来粤。4月间，举行入学考试，录取学生327人，5月3日开学。因农讲所课堂为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延至15日正式开课。

农讲所开设功课25门，授课4个多月，其中有两个星期赴海丰实习，理论讲授实际为13个星期。25门课，共授252小时，其中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达23小时。他还担任了《农村教育》《地理》课教员。萧楚女是农民讲习所的教务主任，专任教员，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理论，并指导学生开展理论研究。当年发给学生的课外参考书31种，多是毛泽东、萧楚女搜集的。重要的书刊，由专任教师列出重点，提出问题，找出答案，交教师审阅。专任教师从答卷中选出数份加以改正，然后缮写标准答案，公布于众。然后又将学生习作发还，令其对照标准答案，自行纠正错误。这种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学习方法，效果很好。

毛泽东一贯注重学生自学，更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7月间，他曾组织50多个学生赴韶关实习一星期。8月，又组织全体师生赴海丰实习两星期。据《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记载：“赴海丰实习在将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农讲所还将学生按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至两次。

农民问题研究会，由陆沉负责指导。研究的问题有：1. 租率；2. 主佃的关系；3. 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4. 利率；5. 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6. 田赋；7. 抗粮情形；8. 厘金、杂税及临时捐；9.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10. 地主的来源；11. 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12. 工价；13. 失业情形；14. 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15. 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16. 地方政治组织；17. 地方政治情形；18. 会党及土匪；19. 团防情形；20. 教育状况；21. 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22. 兵祸及影响；23. 天灾及其影响；24. 贪官污吏及其影响；25. 烟赌偷抢各种情形；26. 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27. 妇女的地位；28. 农民的观念及感想；29. 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30. 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31. 农村组织状况；32. 地质之肥硗；33. 宗教之信仰状况；34. 度量衡；35. 民歌；36. 成语。这些调查题，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在调查研究之列。

毛泽东通过农民问题研究会的活动方式，一方面训练学生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获得了研究全国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资料。毛泽东还将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核、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参考。原拟出版52种，至1926年11月，出版了17种，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农讲所这些教学方法，是湖南自修大学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很重视学生的军事训练。农讲所设有军事课，聘请赵自选任专职军事教官。据记载；全所学生分为两队，每队分为6区队，设总队长1人，队长2人，区队长6人。于5、6、7三个月内，实行正规军事训练，共计训练10星期，上操128小时。由总队长赵自选，队长黄征沣、罗焕荣，区队长马天恨、毛华达、杨汉池、张士表、胡珩、田中杰等负责训练责任。

农讲所师生关系平等，革命情深。课余或磋商问题、漫步交谈，或拳击习武、弈棋赛球，生动活泼。毛泽东爱和学生散步，交流思想。“他有的是强烈的求知欲，有的是甘当小学生的谦逊态度而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所以同学们都乐意接近他。”

在农讲所工作期间，毛泽东代表农讲所出席各种会议。8月14日至18日中华农学会在广州举行九届年会。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代表农讲所致祝词：诸位在广东开会，请顶要紧的，不要忘记了80万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诸位参观，最好就下乡去，直接指导农民，唤醒他们，抛去守旧的劣根性，从根本上救治农业。本地在农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从外国回来者亦不在少数，但都是受农民梗阻——到今仍没有好多效果。现在农村经济非常苦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在大家更希望这个问题有完满的解决。

9月11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举行毕业考试。随后，毛泽东在结业式上做了长篇讲话，总结上届农讲所开办以来的工作，指明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做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至10月5日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除3人因病未出所外，“所有学员均已遣送回籍，从事工作”。据王首道回忆，“9月结业，同学们立即分别秘密地回到各地参加实际斗争。有些同学从香港乘船绕道回到北方各省，我和许多同志当时是沿着北伐军由广东往湖南前进的道路，沿途做些宣传工作而回到了湖南的”。

学员们回到各省，有如播下的革命种子，迅速发芽、开花、结果，推动了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周恩来曾评价说：“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各地农民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多是农讲所学生。农讲所被誉为“革命的摇篮”。

毛泽东任农讲所所长的同时及前后，还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宣传员养成所、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广东大学附属中学、国民党广东青年部夏令营讲习班等处，讲授过《中国农民问题》《农民运动》《农工政策》《农民问题》和《对农民的宣传教育问题》等课程。此外，1926年5月15日，毛泽东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代会闭幕会，并在会上做了《关于农民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演说;9月3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演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对此做了最精辟的分析。

《中国农民问题》是农讲所的主课，在1926年5、6月间由毛泽东讲授，据农讲所的学员金绍绩、冯文江、周凯的听课笔记记载，全文共分五编。

第一编是“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现在中国能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的党，有两个，一是共产党，一是国民党。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而国民党对于此问题，两年前才开始注意。在国民革命时候应该注意农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国民革命，就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现在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是只讲“商学联合”，另一种只谈“农工兵联合”。这两种观念，都使自己变成孤军了。且农民一支军，占全国人口80%以上，尤不可抛弃。

接着，毛泽东详尽、透彻地论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位置”。

第一，从人口上论，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80%，当有三万万两千万以上。

第二，从生产上论，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农业经济，而大部分之生产还是农业生产，“故经济中心还在农业”。自帝国主义商品侵入中国农村后，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惨的就是农民。现在农村中的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大问题。

第三，从革命力量上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毛泽东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的反袁斗争，从广东农民帮助东征军平定陈炯明，到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全面地论证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他说：倘若国民革命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第四，从革命胜败关系看，毛泽东认为上海五卅运动失败，奉系军阀的武力镇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是失败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全国生产主力军——农民未有起来，而让工人孤军奋斗了。

第五，从革命的目的说，国民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且是使中国一般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有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毛泽东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12月《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二文最精辟、最全面地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可以视为《中国农民问题》第一编整理后的文字。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一篇序言。核心思想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毛泽东提出了这一重大命题，而且分析了它的根据。毛泽东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够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子在广东：哪个县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哪个县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农民协会，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当时有人认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否定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驳斥道：“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分布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曾在第六届农讲所当过学员的王首道回忆说：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伯渠、萧楚女等9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

毛泽东主办农讲所的消息，像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也传到了湖南。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当时，我们一些参加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在城里开办平民夜校，到乡间演文明戏，化装讲演，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那时，我们进步青年多么渴望能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学到更多的革命道理，进行更多的革命工作啊！1926年3月，湖南党组织秘密通知我和其他35位进步青年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学习。我内心无比激动，怀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从长沙经武汉、上海前往广州。经过长途跋涉，几经转折，终于来到了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来到了培养干部的革命摇篮。

这届农讲所，招收学员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区。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按照农讲所学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决心从事农民运动、富于勇敢奋斗精神、身体强健无疾病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进步青年。3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4月举行了入学考试，5月3日正式开学。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25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许多教员都是由我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兼任。同年9月毕业后，学员们秘密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在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农讲所亲自向我们做了专题讲授。毛泽东在这篇光辉文献里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高举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

我还深深地记得，毛泽东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户、雇农身上剥削来的。他具体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地主土地的来源，大体上有：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政客、军阀，以其刮地皮所得之金钱购买土地，成为大地主；劣绅、匪首等，用霸占、抢夺取得金钱和土地；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会以祀祖祀神等方法集资购买土地；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用很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中农、贫农和雇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

他说，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花样很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五十多年来（1870—1925）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及其利息，主要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

讲到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就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间接的剥削，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

至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除了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所得收入的40%～70%交给地主）、重息（借地主和高利贷的钱粮，年息一般为36%～100%）、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费……）等经济剥削外，还有各种超经济的剥削，如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抢掠……

毛泽东通过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向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和实际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

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做出科学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我们，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这对我们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是一门基本功。

毛泽东这篇光辉著作，指引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科学论断，是指导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辉指南。

在农讲所，毛泽东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发动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但是，对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当时在党内许多人中没有得到正确解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单薄，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取得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课程中，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时，毛泽东反复教导我们：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党内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为了帮助我们加深认识，毛泽东就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他说，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他说，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的，农民约占中国人口80%以上，所以一定不能抛掉农民这一支大军。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参加，就不能成功。他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怀疑农民的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1925年和1926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都出了很大的力。还有我国历史上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这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在反复阐明上述基本看法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革命的目的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地主的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之，假如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这是多么深刻，多么透彻的分析啊！

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讲授“农村教育”这门课程时的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话。他在讲了农村存在地主豪绅和劳苦农民两大对抗阶级后，接着说，孔孟之道说什么“士农工商，以士为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上品人”很少，“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是闲人、有钱人，是压迫、剥削阶级；“下品人”占农村大多数，是穷人，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下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遭受压迫剥削，起来造反，却又屡遭失败。现在，我们要进行农村教育，就是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的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做过农运的年轻人，思想豁然开朗，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

毛泽东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1/3。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两个中队，6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后任第五届农讲所的军事教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我们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五分钟内就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操练。……

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记得1926年夏的一天，骄阳似火，东校场上，杀声震天，农讲所的学员们全副武装，龙腾虎跃，正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这时，毛泽东来到了练兵场上，亲自指导学员演练，勉励我们要抓好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打倒地主和军阀。毛泽东的亲临指导，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

毛泽东将全体学员按20个不同省、区组织了湖南、湖北、江西、两广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由教务部负责指导，学员推举干事、书记若干人，自己主持会务。提出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的地位等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对各省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至两次。此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表，要学员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每人发几张纸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和民间成语记录下来。通过这些调查，既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带有全国性的宝贵调查材料，又提高了学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一次，提出对宗祠的看法的题目交学员解答，我们几位湖南学员经过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宗祠是土豪劣绅利用家族关系麻痹农民以进行压迫剥削的工具，必须彻底砸烂这个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我们的解答受到了赞扬。毛泽东对学员的这些调查材料极为重视，亲自做了认真的修改，把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他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曾对这些材料做了介绍和评价，指出：各省农村情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300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当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面的调查来。

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调查实习。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我们从广州乘船到达汕尾登陆，然后连夜行军到海丰。当地的农会会员给我们提灯送水，敲锣打鼓，舞狮子，表示热烈欢迎。在那里，彭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访问参观，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增强了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6月23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举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毛泽东对我们的生活也做了深入的了解，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导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才能适应今后艰苦的斗争环境。他有时在学员饭堂里和学员一起吃饭，了解学员的伙食情况。开始的时候，伙食办得不好。毛泽东发现事务主任有贪污行为，就坚决把他撤掉，指示学员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发动群众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学员轮流外出购买东西，使伙食大有改善。为了照顾南北方学员的不同饮食习惯，学员分为吃面食和大米两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还专门设有回民学员用餐的桌席。

毛泽东不仅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而且在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方面，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每当学员外出调查归来，他总要仔细询问调查情况，帮助学员总结提高。他一有空，就同学员促膝谈心，了解学员思想情况和各地农村情况。他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同学们的知心朋友。他有甘当小学生的谦虚态度，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毛泽东的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粗布衫，住宿兼办公用的是一间小小的东耳房，睡的是用两条长凳架成的木板床，上面铺着陈旧的草席和白被单，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制的方形竹笼，里面盛衣物，上面堆放书报杂志。室内还有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笔墨砚台之类。就在这样一间陈设极其简陋的小小耳房里，毛泽东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了备课，为了阅批学员的习作，为了编写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刊物，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我仿佛还看到那东耳房里的灯光，透过窗台，迎接着东方拂晓的晨曦，指引着出发操练的学员队伍勇往直前。

高布泽博是蒙古族人。他回忆起初到第六届农讲所时发生的一段往事：

1926年的初夏，我离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坐船经上海回到北京，向党中央北方局汇报了情况之后，就住下休息。过了几天，赵世炎忽然来找我，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了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十几位蒙古族同志要去学习，让我去送他们。他最后对我说：“你若是想留在那里学习，也可以。”

……

我们到讲习所以后，首先去值星室报到，萧楚女听说我们来了，就从里间走出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傍晚的时候，值星室的同志来找我们，说所长请我们去。……

我们赶紧出了宿舍往前走，这时毛泽东已经迎在门口，我紧走了几步，上前握住他的手。因为很激动，连他向我们问候的话，我都没有听清楚。毛泽东领我们进了东耳房，让我们坐下，亲自给我们倒水，并且拿出香烟来，问我们会不会吸，我们都说不会。他自己点了一支烟，坐在桌后的木圈椅上。

这间房子，是很狭小的，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套办公桌椅以外，还有一对湖南方形竹篓和一个小平橱，别无他物。毛泽东就是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工作的。

他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那时，我对民族问题认识得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当毛泽东问起我们那里的情况时，我就说：“我们那里的蒙汉关系不大好，汉族压迫蒙古族很厉害。”接着我们又把军阀欺压老百姓的种种情况，以及土匪很多、生活不安定、灾情严重、穷人活不下去、饿死的、逃荒的和卖儿卖女的情形告诉了他。

毛泽东听了以后，慢慢地从椅背上抬起身子，很沉痛地说：“是啊！我们人民的生活很苦。你们到这里来，主要就是学习人民为什么不能安然生活的道理，再就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过好生活。我们人民不仅有地方军阀压迫，还有洋鬼子在后面支持军阀，叫中国人打中国人，他们渔人得利。我们以后就一课一课地讲清楚。”他停了一下，笑了笑，接着又亲切地说，“要使各民族人民都解放，就得团结起来，不要分汉人蒙古人。其实，汉族的地主、官僚不仅欺压你们蒙古族，也一样欺压汉族；你们蒙古族的王公也同样不仅压迫、剥削汉族，也压迫、剥削你们蒙古族人民。汉族的地主、军阀跟蒙古族的王公们有勾结，他们是一家，我们蒙汉的人民又是一家，所以蒙古族人民要解放，就一定要跟汉族的穷苦农牧民联合起来，共同打倒他们。”说到这儿，他探着身子问我们，“我说的话，你们听懂听不懂？”我们说：“听得懂，就是广东的本地话听不懂。”他又笑着对我们说：“这里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要使民族解放，就得有本民族的干部。你们要好好地学习，回去好向群众宣传。”

……

大家闷了多少年的问题，忽然豁然开朗了。

毛泽东给我们上课的情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为了照顾大家，有时就在院子里上课。大成殿前面的庭院，满铺的是茸茸绿草，当中一条通大成门的砖甬路，两边长着一些树木，特别有几棵很高大的木棉树，把整个院子都遮得阴凉凉的。同学们就散坐在地上。在大成殿的前面摆上一张桌子，一套粗瓷茶壶茶碗，毛泽东就站在台阶上讲课。他那时还很清瘦，身材高高的，留着中分头，经常穿着一身竹布大褂和布鞋。他讲课慢慢的，一句一句，声音并不高，但即使坐最后边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他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特别能引导同志们联系实际。记得他给我们讲阶级分析的时候，谈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后，指出：农民在我们中国人口中的人数最多，他们是我们革命最广大、最可靠的朋友，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反对我们的敌人。他进一步分析说：农民中也有好几种农民，有一部分是有余粮剩米的；有一部分是大体上可以自给的；有的需要租别人的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经营小商，以资弥补。这一部分人每到春夏之间，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得高利向别人借贷，重价向别人粜粮维持生活；还有一部分是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讲到这里，他问我们：“你们那里的农民怎么样？”我站起来说：“……我们家乡流传这么一首歌：‘借一斗还斗半，八斗九年三十石；簸箕簸扇子扇，二十五年整一万；小斗出大斗盘，升升合合还不算。’只要借上债，就再也还不清了。还有的就是专靠当长工生活，受剥削很厉害。我们那里有个村叫毛岱，全村几乎都是在外面当长工的，他们有两句话：‘算盘子一响捆铺盖，两眼流泪回毛岱。’干一年活儿，结果啥也剩不下。”毛泽东说：“对，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是很厉害的。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才最有革命性，他们要求吃饱穿暖，参加革命很坚决，他们才是我们革命的真正朋友，革命就应该团结、依靠他们。”接着，毛泽东又给我们仔细地讲了富、中、贫、雇农的经济情况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使我们深刻地懂得了团结农民的重要性，懂得了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

1926年10月，毛泽东在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离开广州去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他起草《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武昌开办一所农讲所。同年12月，他到达当时北伐革命的中心武汉，着手筹划创办农讲所。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还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该所常务委员。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创办的。毛泽东是实际负责人。

对这段历史情况，曾在中央农讲所工作的张国基有详细的回忆：

1926年12月下旬，我从印尼回国。事先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决定回国。回国后，即到长沙清水塘去见毛泽东。记得当时毛泽东一见到我，就亲切地对我说：你回来了，好，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了工作没有？我一一做了回答，并交谈了国内情况和海外情况。毛泽东说：我过几天将去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去做农村考察。毛泽东问我住在哪里。当时我住在一位医院朋友的家里，并常到我的一位姓王的老师家去。王老在长沙办了一所中学，约我去教书，并已决定让我去教语文兼训育主任。当然我是很高兴在王老领导下工作的。但那时正放寒假，尚未开学。一个月以后，我接到毛泽东从武汉拍来的一封电报，叫我立即去武汉。我拿着电报去找王老商量。王老说：“你还是去武汉吧，润之那里需要你，我这里可以另请人。”我到武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告诉我说：广州农民讲习所停办以后，现在武汉创办了一个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请你来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工作是接洽教师和编排课表。其实教员多半是毛泽东事先亲自约定好了，叫我去和约定好了的教师商谈，确定讲课日期、科目，把编排的课表送去。因此，我每天都要和毛泽东商量一两次。

武汉农民讲习所在筹备期间，最初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名额450人，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各150人；经费由这三个省分担。后来，考虑到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其他各省的要求，又加以扩充，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毛泽东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农村工作。筹备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个处。由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专职教员少，只有恽代英、张太雷、李达、李汉俊、邓初民等人，大多数教员是临时约请的，因此，每周要变动三五次课表。除上述三处外，另设军事教育委员会。军事教育是主要课，每天要出操演习三四个小时，军事教官多是黄埔军校来的。学生都发军衣和真枪。另外，有一个特别班，学员多是河南等省来的，有100多人。

毛泽东每天都亲自到所视察一两次，每次到所都问我教员是否能按时授课等情形。毛泽东还在百忙中亲自给学员讲课，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最早在这里公开发表的。担任讲课的还有：于树德（农村合作）、邓初民（政治常识）、李立三（中国职工运动）、陈克文（中国农民运动之现状与趋势）、李一纯（革命歌曲）、钟皿浪（军事教官）等。周恩来也来校做过讲演，彭湃、方志敏等都来农讲所讲过农民问题。苏联大使馆的鲍罗廷、约尔克也来所讲过话。还有彭泽民（当时他是海外部长）、谭平山（农业部长）都来讲过。也请过瞿秋白多次，他都答应了，但到上课时常不来。

学员刘征回忆说：

1927年2月的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风和日暖，春光明媚，农讲所通知我们去进行口试。开始我的心情是紧张的，因为前几天，我们已经进行了笔试。我虽然写了六七张纸，但能否录取，心中并没有底。按考试程序，笔试后还要进行口试，并听说农讲所的领导人要亲自主持口试。我正担心：像我们这样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青年，读的书不多，又没有见过大场面，能够考取吗？当我们进入考场坐下之后，毛泽东来了，他身穿长衫，健步走到讲台后面坐下，和蔼可亲地环顾了大家之后，亲自一个一个地叫名字，一份一份地批阅试卷。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立即走到讲台前端端正正地站着。毛泽东面带笑容地问：你是哪里人？

我答：直隶省（河北省）玉田县人。

毛泽东又问：你家有多少田？

我答：没有地，我家是佃农。

毛泽东还问：你原来干什么？你们那里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我答：我是师范讲习所毕业，是小学教员。我们那里农民运动正在兴起，迫切需要农运干部，另外，还有些农运的道理搞不清楚。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看了一下我的试卷和组织介绍，亲笔在我的试卷上画了一个“C”字（共产党员的代号）。最后，毛泽东亲切地对我说：好，就这样吧。过了一两天，我们去看榜，一瞧，我的名字是第15名，我们直隶省来的十人都录取了。

农讲所于1927年3月7日开始上课，4月4日才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共800多名，来自全国各省，湖南、湖北、江西最多。从学生的成分看，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特别是农民）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就保证了学生的政治质量，符合培养农运骨干的要求。

毛泽东亲自主持全所工作，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明确规定创办农讲所的目的，是培养“领导农村革命人才”，“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毛泽东还亲自选聘教职员。在教职员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夏明翰等党的干部，都担任了农讲所的职务。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彭湃以及全国农协执行委员方志敏等也到农讲所讲过课。这样，农讲所就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

当时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投降与反投降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期，而这场斗争反映在对待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态度方面。面对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广大革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同声赞好。而中层以上社会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却恶毒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跟在蒋介石的后面嗥叫。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种议论，在农讲所的学生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多数学生对“糟得很”的滥调非常气愤，但也有部分学生认识模糊。为了痛斥敌人的无耻污蔑，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在春末夏初，毛泽东亲自给我们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课的那天，8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很早就到了教室。毛泽东手拿讲稿，英姿焕发地登上讲台。首先，他启发式地问大家：“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得很！”

毛泽东接着又问：“为什么说农民运动好得很？”

我们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便从他考察的大量事实，慷慨激昂地说：农民运动的兴起，“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讲到“好得很”三个字时，毛泽东的声音拖得很长，提得很高，对农民革命充满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一个个都全神贯注地聆听和记录着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还讲了农民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床上打滚，衡山白果的女子一屁股坐在祠堂里吃酒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奇事，热情地赞扬农民运动，讲得生动形象，风趣幽默，讲堂里不时腾起一阵阵掌声。

接着，毛泽东痛斥了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农民运动“过分”的谬论，用简明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他说：一根弯竹子，要想把它弄直，总要几次扼过头，才能使它变直。毛泽东挥动巨手说：“‘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糟得很”“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他教导我们要坚定地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到乡间去，实行农村大革命！原来认识模糊的同学，心胸也豁然开朗了，他们说：“毛泽东的报告，使我们的头脑开了窍。”在学习期间，毛泽东还给我们讲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教导我们要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

“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这是我们农讲所学生的战斗口号。经历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战斗之后，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了毕业典礼。每个学生发有一枚铜质五角星证章，在证章上嵌有“农村革命”金光闪闪的四个字，标志着农讲所正确的革命方向。我在农讲所毕业之后，党组织分配我回冀东搞农运工作。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1926年12月左右，毛泽东来到武汉，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设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不久，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也来到了武汉。1927年4月4日，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岸龙在武汉出生。可惜的是，岸龙只活到4岁，1931年初夏因病在上海广慈医院去世。

毛泽东一家在武汉时，陈玉英在他家做保姆。她回忆说：

1926年12月，我很幸运地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当时，开慧即将生第三个小孩，岸英只有4岁，岸青还只有两岁多，家里需要人照料。那天我一进门，就看到毛泽东在房里看书，开慧在写字。他俩一见到我，都含笑地站起身来，表示欢迎。我想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包小脚，剪掉了辫子，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才被他们看上了吧。开慧很满意地对我说：“你跟我们帮忙，我们彼此不分上下，不分什么你我，我们是一场朋友。”我心想，给人做了10多年女工，哪个主人不是把我当下等人，而今天这两位主人，却说我们不分彼此，不分上下，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

在望麓园期间，毛泽东经常到乡下去考察农民运动，一把雨伞，一双布鞋，风尘仆仆，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来。毛泽东每次回来时，总是忙碌紧张地写材料。当时，开慧身怀小孩不常出门，多半在家里帮助毛泽东整理和抄写材料。有时一些同志来家里开会，开慧也一起参加。在望麓园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就到武昌去了。10天以后，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岸英、岸青和我一道坐火车也到了武昌，毛泽东还到车站来接我们。我们就来到了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住在靠左边的房子里，开慧同志带岸龙睡在前面房里，我和杨老太太、岸英、岸青睡在后面房里。

都府堤四十一号住过很多革命同志，有毛泽民、毛泽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吃饭，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泽东和开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饭。

毛泽东那时在农讲所讲课，还要写文章，一天到晚忙不停，经常很晚才回家。但就是这样忙，毛泽东还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他说：搞农民运动，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和地主阶级做斗争，推翻反动派的统治，要把他们打倒在地，农民才能翻身。我们的工作不要怕麻烦，干革命就不要怕苦，不要怕死。这些话，对我们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

那时，毛泽东经常写材料到深夜。我总是看见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很晚还亮着。一些革命同志也工作到很晚。毛泽东对他们很关心，有时叫我去买包子、面条之类的普通点心回来。毛泽东还很关心地叫我也吃一份。晚上，我见毛泽东和开慧深夜还在煤油灯下写文章，就悄悄地伴在他们旁边给小孩缝补衣服，做点针线活。可是，毛泽东和开慧总是催促我早些去睡，关切地对我说：“孙嫂（我婆家姓孙），你先去睡吧，白天累了一天都没有休息一下，明天还要做事，身体不是铁打的，要爱护呵！”我听了他们这些亲切的话语，只得先去睡了。但他们房里的灯光，却久久地还亮着。毛泽东和开慧为了革命，常常是通宵熬夜啊！

毛泽东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艰苦朴素。当时他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出去上课他一般是穿白衬衣。有一天，我看见毛泽东的衬衣脏了，就拿去洗了。正巧毛泽东那天要去上课，就对开慧说：“我今天没衣穿了。”开慧马上说：“你的衣脏了，孙嫂给你洗了，我去给你借一件来。”毛泽东说：“不用借，还是穿长袍子算了。”我当时很不安，但毛泽东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开慧和毛泽东一样衣着简单，没有多余的衣服。但他俩对劳动人民却十分关怀，在武昌居住时，毛泽东和她一起找其他革命同志凑了20块钱送给一个贫苦老太婆安葬了儿子。一次我失手打破了一个热水瓶，开慧还一个劲地宽慰我。

毛泽东讲话轻言细语，待人体贴入微。刚到武昌不久，有次我在街上走错了路，因我不识字，又是宁乡口音，费了好大劲才回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很细心地用毛笔在一块白布条子上面写着“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毛泽东对我说：“发个符号给你，以后上街把这个布条子放在口袋里，如果走错了路，拿出来问过路的人，别人就会告诉你怎么走的。”毛泽东和杨开慧对我还很信任，他们拿钱叫我去买东西时，从不要我算细账，而我呢，因为是苦水里泡大的，用钱也比较精打细算。有次，我听到毛泽东对开慧说：“孙嫂真是你的好当家人，很把细。”开慧对毛泽东说：“孙嫂人忠厚老实，我信得过她。”

1927年4月4日，开慧去医院生小孩，是我陪她一道去的。第4天，毛泽东到医院来探望。他亲切地对开慧说：“开慧，这么多天了，我都没有来看望你，真对不起。”开慧诚恳地对毛泽东说：“这不要紧的，你在工作。我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孙嫂在这里，对我照顾很好，你放心好了。”我抱着出世4天的岸龙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毛毛，很喜欢很疼爱地看着，风趣地说：“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换去吧。”我和开慧都笑了起来。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到医院来接了开慧、岸龙和我一起回家了。

毛泽东很关心开慧，开慧也很体贴毛泽东。有时毛泽东在外面开会，开慧就叫我把饭菜热在灶上，以免冷了。有时有点好些的菜，她自己不吃，留着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工作时如果孩子在旁边吵闹，开慧就哄开他们，让毛泽东安静地工作。

在武昌住了4个多月，到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捕捉革命同志。记得有一天，毛泽东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差点儿被人抓去了。我在汉口街上走，碰着两个人从我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朝我指的方向追去了。”毛泽东就这样机智地斗过了敌人，从从容容地回到了家里。

毛泽东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决定离开武汉，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他和开慧给长沙东乡板仓杨秀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杨秀生找到武昌来接我们，接了岸青和我及11件行李，先回板仓。10天后毛泽东和开慧、杨老太太、岸英、岸龙也回板仓了。毛泽东很快就走了，去组织和发动了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

张琼回忆说：

我和开慧姐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长沙望麓园。那是1927年初的一天，当时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考察农民运动。我到望麓园看他们的时候，开慧姐正在怀孕，她还是整天忙来忙去，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忘了，人瘦多了。我看了很心疼。但开慧姐精神显得很好，十分乐观。这时，她正在忙于将毛泽东从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调查得来的材料，加以选择、综合和整理。后来，毛泽东就根据这些有价值的材料，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毛泽东在我们面前夸奖开慧姐说，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谁知这一次与开慧姐的见面，竟成了我们终生的永诀！

在武汉期间，毛泽东同陈独秀等发生意见分歧。这使他下决心要到湖南去考察农民运动，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

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写道：

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旋即离开广州，乘船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杨开慧、毛岸英随同前往。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结尾所附说明有这么一段记载：“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11月中毛泽东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7人合作共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常以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方志敏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时，AB团想夺权，擅自圈定省农协委员。于是，“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

1926年11月，毛泽东到达上海后，便立即起草《目前农运计划》。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在目前情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并指出：“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民运动。”计划还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实现这一计划，毛泽东于11月下旬亲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国民党省党部，拟在武昌合办农讲所。林伯渠当时正随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驻江西南昌。他在日记中记录：11月26日，“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点”。27日“早起润之来，同访润安谈事。旋至政委会，又到军部西餐。六时郭沫若召饮”。

12月，毛泽东到达武汉，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做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形势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际上就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陈独秀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吴庭康（维经斯基）、鲍罗廷的支持。据李维汉回忆：他当时以中央委员和湖南区委书记名义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陈独秀说：“鲍罗廷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不能搞。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

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打算实地考察湖南工农运动。是时，正值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电邀他回湘指导。电文说：“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敝会已于本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敬祝旅祺！”

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等回到了长沙。

1926年冬，湖南农运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的推动下，有如暴风骤雨，席卷全省，进入了革命时期。据这年11月统计，全省5县中，有55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计1367727人。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已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清算、罚款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

为深入农民革命，制定斗争策略，湖南省农民协会与湖南省总工会于12月1日至28日召开第一次工人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于大会开幕后电请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

毛泽东由武汉回到长沙后，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于20日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会，并发出通告：“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在欢迎大会上，除参加大会的300多名代表外，旁听者尤为踊跃，座无虚席。大会主席刘惊涛介绍说：今日下午我们欢迎两个人，第一个是毛润之先生。毛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而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此次系专为考察农运而回。我们非常欢喜。随即，毛泽东演说。

毛泽东的演说要点，刊登在1926年12月22日出版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21期上：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200 000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结果。我今日的题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场，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于工业商业，就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革命，而中国学生尤多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的，譬如是一座三层的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这都是属于农民问题的。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都解决了。说毕已至4时，主席宣告休息5分钟。卜礼慈先生已到，即由先生继续报告。

关于会议情况，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继续写道：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了很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解答。毛泽东侃侃而谈，代表们听得津津有味，解决了心中的疑团，鼓舞了斗争的勇气。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时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曾参加大会“议案起草委员会”，共同“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

12月27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典礼，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做了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演。他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他严厉驳斥“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论调。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做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他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做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代表们注意：“现时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是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共同的统治，因为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然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使代表们进一步认识了同军阀、土豪劣绅做斗争的艰巨性。

工农代表大会后，中共湖南区委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留下，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邀请毛泽东“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毛泽东鼓励共产党员多做社会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

关于这次大会后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里有详细的叙述：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视察湖南农民运动。毛泽东下乡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考察，并议定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做好考察工作。这六项是：1. 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2. 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3. 解释开放米禁问题；4. 指示解决民食问题的方法；5. 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6. 宣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决议案。根据这一通告，毛泽东每到一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都派人陪同视察，并做了详细汇报。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戴述人等人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行经的路线是：1月4日乘船到湘潭县城，5日达银田镇，6日抵韶山，10日经杨林到湘乡县大坪。11日至湘乡县城，14日至横铺萧家冲，15日至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桥（世上冲）,20日至23日在衡山县城，24日返省。27日赴醴陵县城，31日至礼陵东富寺，2月1日（正月初一）上午回县城，下午至龙凤庵，2日至渌口，3日返回长沙。5日到长沙东乡板仓。在湘潭、湘乡、衡山三县调查后，“回到区委向负责同志做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做了一次报告”。在醴陵、长沙二县调查后，“又在区委做了一次报告”。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还出席了长沙郊区农协代表座谈会，了解农民禁烟、禁赌情况；到中共长沙县地方执行委员会解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内容。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还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人士、县衙门的小职员、开明绅士等交谈。他在衡山曾找在县监狱当过职员、时任县农协秘书的谭汉卿调查旧监狱的腐败情况。他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农民请教，按事先列出的提纲并灵活掌握，口问手记，展开同志式的讨论。他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观察农运实情，及时解决农运中的问题。他在湘潭县银田寺的调查会上，听到宁乡高露乡农民揭发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便立即插问：什么“二民主义”？农民回答：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争取平粜米斗争的鞋匠欧二保关进县监狱，就是不要“民生主义”。毛泽东连连点头，说：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并对坐在一旁的戴述人说：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揭露那“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运的错误。继之，银田寺乡农协负责人汇报原团防局长汤峻岩杀了两个叫花子开张的大冤案。汤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在其任内，杀了50余人。当时又组织保产党，破坏农运，农民恨之入骨，一致要求法办。毛泽东赞同大家的意见，指示说：对那些残酷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汤峻岩不诛，不足以平民愤。在毛泽东支持下，宁乡高露乡争取平粜米、银田寺人民镇压土豪汤峻岩的斗争均获胜利。

毛泽东考察各地，针对农民的要求和农运中的问题做了许多重要指示，概括起来有：

一、鼓励农民解放思想，自己解放自己。他在韶山特别区第三四乡农协欢迎会上说：民国十四年开展农运以前，人家说我们八字不好，现在农运搞得轰轰烈烈，只几个月光景，我们忽然走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个巧得很！如果不要农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打倒土豪劣绅吗？现在你们想减租，有什么法子呢？信神呀，还是相信农民协会呢？只有靠农会，靠团结，靠斗争。

二、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他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驳斥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批判“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谬言。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的事实，驳斥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责难。他在衡山白果座谈时，表扬岳北人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并且鼓励岳北农运干部要把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引燃其他各“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汇报农会会员成分，贫农占90%，他听了高兴地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湘乡、衡山的县知事打击贫农、关押基层农协干部是错误的。指出农运必须经过组织时期、革命时期、建设乡村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革命时期，始能达到建立乡村联合战线时期。

三、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倒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乡村联合战线的自治机关，即委员制的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乡村民主政权。毛泽东考察期间，湘中地区农民与土豪劣绅的斗争非常激烈。土豪劣绅组织“保产党”“富绅联合会”等，煽动团防残杀农民。湘乡县一个土豪劣绅逃到长沙，说什么“乡里农民协会办得一团糟，我们那里的喜四伢子是一个一字不识的黑脚杆，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协委员长，晓得搞么子，非把这些人杀掉不可”。有些土豪则伪装开明，企图躲过风险，等待时机。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大土豪易萃轩，原是“乡里王”，农会起来后，他见农协干部就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了“革故鼎新”的金匾，并把儿子送到何键部。毛泽东听到这些情况后，反复教育干部，无论是气焰嚣张、公开对抗，还是伪装降服、表面老实的，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的后面还有帝国主义、军阀。农民要坐稳江山，就要建立农民武装，建立乡村自治机关。他在湘乡县考察时，指示县农协迅速夺取团防局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常备队，你们没有军事人才，我就请省里派一个来，帮你们培养。不久，省农协果真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到湘乡，帮助培训农民自卫军。

四、农民问题实质是土地问题，减租、减息、阻禁、平粜，都是农民要求土地的表现。毛泽东指出，当前阻止谷米出境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当前要引导农民极力做好政治斗争，集中精力破坏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并随即开展经济斗争，减租、减息、减押，直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五、要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扩大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湖南农民的革命情绪，尤其是贫农“简直很迫切地要进行另一个革命”，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KMT更不消说”。他每到一地，都接见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的负责人，建议他们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统一战线。他指出，湖南在6个月内共产党员由现在6000人应发展到2万人，凡有农民协会会员2万人以上的县均须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要在农民中，尤其在贫农中大力发展国民党员。湖南现有国民党员8万，其中农民党员仅14000余，与农运发展很不相称，农村中的各种冲突，都必须用国民党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用共产党的旗号。这样做，有益于巩固农村统一战线。

毛泽东考察后，中共湖南区委制订了在农民中发展党组织的计划，发出了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和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农民协会也先后发出训令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农运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2月关于湘区1月份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说：“在此社会群向农民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建立之政治。”3月间，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做《湖南农民运动现状》的报告，特别声明“我们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调查湖南各地的农民问题的报告”讲的。省农协还发出了“第642号训令”，果断地停止和批判了打击贫农的“洗会运动”，规定不得打击失业农民，“区乡协会，失业农民可当选为执委”，“罚款游团等事，如豪劣罪有应得，不得强抑”，“各地土豪劣绅如向农民进攻，须决绝地对他们施以打击”。毛泽东的考察，推动湖南农民运动进到了建立农民自卫军，夺取县、区政权，农民自动分配土地的新阶段。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汉。16日，给中共中央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说明三四月内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送给党中央。接着，毛泽东便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第35、36期首次刊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章，第二章一、二节；第38、39期连载了第二章第三节。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第191期发表了第一章，第二章一、二节。《湖南民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均先后连载。4月，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了《考察报告》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他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转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这是该杂志反映中国人自己观点的第一篇论文。上世纪40年代，该文被编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和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或选集。1951年10月，该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在各次出版时，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

《战士》周报第38期连载完此文第二章第一、二节后，文末没有“未完待续”字样；《向导》周报转载其内容及情况全同，但加有“2月16日长沙通信”的附题。毛泽东2月16日在给中央报告中说：“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由此可见，该文第一章和第二章前两节即是他所写的“详细情形”，而《战士》周报刊载的第二章第三节，则是稍后加写的内容。它既可作为全文的一节，也可独立成章。在《湖南农民革命（一）》单行本中，则将它改为第三章，并对“农民与农民协会”所做24件大事，在文字上有不少改动。特别对第九件大事中提到的“中国的剪刀差问题”，在提法上有所改动，并回避了这一名词。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说：“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其所指很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在单行本的基础上，又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做了修改，并在各章节中进行了不少删节和改动。

此外，还必须提出的是，《战士》版本和单行本在叙述“经济上打击地主”一节中，两处都有“还待后面再说”“详细当待后段论列”这类字句，特别是《战士》周报第39期文末还有“第三节完，全篇未完”字样，可知毛泽东当时拟续写，但从未见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