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甲午战争爆发 清政府错误的战争指导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以中国为师，向有一苇可航、唇齿相依的说法。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同时遭遇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先后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开关。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又几乎同时奉行自强运动，在日本叫作“明治维新”，中国称作洋务新政，或者自强新政。中日两国从一条起跑线上朝近代化方向起跑之后，距离很快便拉开了，日本举国一心，于1868年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方针，从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向西方学习。中国办洋务仅袭皮毛，还要与顽固派争来辩去，举步维艰。中国发展自己的时间就这么被耽误了。

据学者统计，在中国，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总共兴办了大约60个近代企业，总投资大概5300万两银子。其中军事工业21个，投资3700多万两。以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每个投资170余万两。如果再加上在洋务派影响和特别批准下，以官督商办名义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过共有120余个，合计投资约5800万两，平均每年4个，每个投资不及200万两。在日本，有学者统计，从1868年到1892年，日本总共建成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资本达到2.89亿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每个公司资本差不多1100万日元，大概折合中国的银两700多万两。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在洋务企业方面的成就和中国洋务新政相比，中国方面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看到，中国的洋务新政，大体上可以与日本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较，改革主体、改革内容大体相近；改革效果，中国尚不及日本幕府。尽管两国都具有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但与真正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还有距离。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逐渐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日本社会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这些改造刺激了日本社会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推动了日本社会向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转变。自由民权运动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却促进了日本产业政策向自由资本主义方向转换，大量国有企业廉价处理给民营企业是一个标志。这个转换，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中国在19世纪内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很难有大的步伐。

早在16世纪，日本政治家就有扩张主义野心。明治维新后，日本明治天皇立志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图谋夺取琉球、朝鲜和台湾。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提出“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脱亚入欧”论的主张者福泽渝吉要求日本“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这是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理论根据、提供舆论准备。

在搁置琉球谈判后，日本立即抓紧扩军备战，建设海陆军，为此，成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还派遣大批间谍到中国侦察敌情。1887年春，参谋本部陆军大佐小川又次综合侦察结果，提交了《清国征讨方略》，对中国总兵力和各省军力分布作了详细报告，分析了清政府的财政、军费、海军建设、沿海和长江防御设施、官僚和国民素质，比较了日本政府财政状况、军费和海军建设，日本官僚和国民素质，提出“断然先发制人，制订进取计划”的侵略计划，建议以8个师团军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

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概念，认为日本是主权线，朝鲜是利益线，为了确保利益线，就要进取中国。显然，日本将发动侵华战争的命题已经提上国会讲坛。在第四届国会上，天皇提出所谓“兼六合而掩八纮”，实际上就是批准了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方针。

1893年，日本政府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这是日本迈向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同时，派出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率队到朝鲜和中国各地考察，布置了军事间谍网，构思了进攻作战的细节，得出了对华作战可以稳操胜券的结论。

日本间谍布置中国各地，随时报告中国情况。中国对日本情况则甚少掌握。中日开战后，与军令部和外务省有直接联系的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一直在威海卫北洋舰队基地刺探军情，中国官方发现了他传出的情报，对他发出了抓捕通报。但宗方在离开威海卫乘船到上海的途中用湖北蔡甸商人的假身份骗过了所有检查，顺利回国。

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2月，朝鲜南部东学道农民秘密会社发动起义，起义军打出了“逐灭夷倭”“灭尽权贵”口号，表示了反对外来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态度。5月占领了全州，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此时日本正在寻找出兵朝鲜的借口，便诱使清政府先出兵。驻朝鲜的袁世凯在得到日本公使“我政府必无他意”的保证后，电告国内。主持军务外交的李鸿章经请示光绪皇帝，决定依保护藩属的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1500名援朝，并按约通知了日本方面。日本政府见阴谋得逞，立即决定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政府成立战时大本营，13日在仁川登陆的日军即达8000人，同时迅速占据军事要地，完全控制了首都汉城。这样，中日形成了军事对峙。

中国方面对日本的举动大为震惊。这年恰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慈禧太后为了修建圆明园，以及为了仿效乾隆，要做60岁大庆，挪用军费，而且令大小官吏贡献年俸若干，完全不顾民心向背，不顾大战当前，一意粉饰太平。李鸿章外交努力的方针即为“避战求和”。他一方面电催袁世凯抓紧平定东学道起义，另一方面劝导朝鲜主动改革内政，以消除日本出兵的借口。岂知日本早已打定“外交被动，军事主动”的决心，继续增兵不已。中方因寄望外交努力，不仅不敢增兵，且令部队待在起义发生地牙山一隅，军事上越来越陷于被动。这时日本又破译了清政府与驻日公使之间的往来密电，完全掌握了中方内部的运筹机密。

这时候，东学道起义已经平息。在与日本交涉双方同时撤军无效的情况下，李鸿章转而寻求俄、英两国的调停。俄国当时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正是它的这一行动促使日本抢先西进，用明治天皇的话说，如等俄国把铁路修成，必轻取朝鲜，日本将“遗恨万年”。因此，尽管俄国严厉要日本罢手，日本决意不顾。英国则另有打算，它为了与俄国抗衡，正想利用日本，而日本也一直在谋求英国的支持，这样英国的“调停”变成英、日两国的勾结。7月，日、英新约签字，英国答应将取消以前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公开同意日本对朝鲜的政策。

面对日本的挑战态势，清政府决意进兵，李鸿章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部进驻平壤。7月21日，清政府雇英国商船“高升”号运兵增援牙山守军。23日，日本迫不及待，派出军队占领朝鲜王宫，囚禁朝鲜国王，组织傀儡政权。25日，日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突袭牙山附近丰岛洋面护送运兵船“高升”号的中国军舰“广乙”号和“济远”号，战斗持续一个半小时，“广乙”重伤，“济远”受伤退逃旅顺。接着日舰拦住“高升”号，令其投降，遭拒绝。“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下令将“高升”号击沉，船上800名中国陆军官兵殉难。日舰还俘获了中方的护航木壳轮“操江”号。丰岛海战同日，日陆军以两倍于清军的兵力进攻牙山，中方主将叶志超败退先逃，另一守将聂士成率部苦战不支，29日亦向平壤撤退。

8月1日，在日本政府对中国宣战后，清政府对日本宣战。是年夏历甲午，历史上称这一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日本则称为日清战争。日本对中国宣战后，大本营迁到广岛，天皇以大元帅身份到广岛来统率大本营，举国一致的战时指挥体制正式形成。“集中目标，讨伐中国”的情绪，弥漫全国。

甲午战争开始后，李鸿章从外交上的“避战求和”转向军事上的“消极防御”。在陆战方面，光绪帝要他令北路援军与牙山守军合攻汉城，趁日军立足未稳，争取扭转战局。而李则主张稳扎稳打，先守定平壤再说。在海战方面，日本把与中国争夺制海权看作战争取胜的前提，而李鸿章为北洋水师确定的方针是“避战保船”，在渤海湾内“作猛虎在山之势”。这就等于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使朝鲜守军陷于孤立，日军得以放胆从海上运兵，实施陆上攻击。

9月，中日陆上较量的焦点是平壤战役。其时中方在平壤的兵力有1.5万人，山炮28门，野炮4门，机关炮6门，总指挥为叶志超。日方攻城兵力约1.7万人（实际参战兵员1.2万人），有山炮44门，司令官山县有朋。由于补给困难，日军只带两天干粮，弹药也有限，山县令部下拼死力战，不得生为俘虏。15日凌晨，日军分四路向平壤发起猛攻，正面御敌的回族将军左宝贵身先士卒，在城上亲燃大炮轰敌，“手发榴弹巨炮三十六弹”，最后中弹牺牲。日军从侧面攻破玄武门，叶志超重演牙山故事，令守军连夜撤出平壤，一路狂奔，逃过鸭绿江。平壤战役仅一天即告结束。

平壤失守之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17日中午返航时，在鹿岛海面，见西南方向一片黑烟，来船皆挂美国旗，及近突然改为日本旗。一场日本方面蓄谋已久的黄海大海战爆发了。中国参战的军舰10艘，总吨位为31366吨，总兵力2000余人；日本参战的军舰12艘，总吨位40849吨，总兵力3500人。中国军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5.5海里；日本军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6.4海里，其中第一游击队为每小时19.4海里，最快的“吉野”竟达每小时23海里。日本舰队拥有各种火炮268门，其中速射炮97门；北洋舰队各种火炮173门，但却没有一门速射炮。所以，日本舰队在吨位、兵力、速度、炮火等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日舰以突袭方式有备而来，排出鱼贯纵队阵势。中方在护航返航途中临时应战，散开成人字雁形横队，“镇远”“定远”突前成掎角之势。这个阵势虽有利于发挥舰首重炮火力，但机动性较差，侧舷炮和尾炮也不能对敌。日舰抓住这一弱点，“吉野”等四艘快舰冒险横过中方阵前，穿插围攻右翼最弱的“超勇”“扬威”二舰。在急需调动应敌的关键时刻，中方旗舰“定远”号飞桥因年久失修，被大炮震塌，丁汝昌跌落受伤，造成指挥中断，各舰遂独立作战。“超勇”“扬威”吨位小，火力弱，内舱均为木质，在数艘日舰的围攻下，两舰官兵奋勇抵抗，终因中弹后火势难以扑救而焚毁，“超勇”管带黄建勋牺牲，“扬威”管带林履中愤而蹈海。“致远”“经远”“济远”三舰被日舰分割，经激战，“致远”弹药告罄，船身中弹倾斜，管带邓世昌决心追撞日舰“吉野”，不幸中鱼雷沉没，全舰官兵250人壮烈殉国。“经远”受伤后亦在追击敌舰时中鱼雷沉没，管带林永升等250余官兵牺牲。“济远”在受伤后退出战场，驶回旅顺，其管带方伯谦后来受到军法处置。丁汝昌负伤后拒绝进舱，仍坐在甲板上鼓励士气。主力舰“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率部与日舰主队对阵，两舰均中敌弹上百发，仍坚持战斗，“镇远”以重炮命中敌旗舰“松岛”，引起大火和爆炸，毙伤日军百余人。下午五时，“靖远”主动代替“定远”升旗集队，欲继续血战，日舰见天色已暗，先行撤出了战场。

黄海大海战是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大规模海战，中日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机械化程度之高，战斗时间之长，景状之惨烈都是空前的。海战结果，中方“致远”“定远”“扬威”“超勇”“广甲”五舰沉毁，伤亡800余人。日方“松岛”“比睿”“赤城”“吉野”“西京丸”五舰遭重创，伤亡300余人（包括舰队司令伊东受伤，“赤城”舰长坂木毙命）。中方损失较大，但主力舰只大部保留，日军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图谋没有得逞。总结这次海战的教训，首先要检讨的是李鸿章的“保船制敌”的消极作战方针。其次，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落后于日本也不可忽视，这包括海军经费的严重不足和被任意挪用，导致新型武器装备的缺乏。再次，全国海军领导机制的不统一，使得只有一支北洋舰队与日本全国海军对垒，而南洋等水师则袖手旁观。最后，还有海军专业化指挥、训练水平滞后等。这次海战，对中方来说是遭遇战，指挥员事先没有与日军大战决战的准备。因是护航，各舰携弹不多，造成海战中弹药严重匮乏。如中方航速最快的“致远”舰在咬住日方最猖獗的“吉野”舰后，就因炮弹用完，才抱死追撞敌舰，终被击沉。战后，清政府派员查验北洋舰队，发现尚有大批炮弹放在仓库里未带上舰。在两国交战状态下，前敌指挥员在消极战略思想指导下疏于作战准备的教训是严重的。

黄海一战，北洋舰队的受伤舰只需要修理。李鸿章借口“海军快船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不准舰队再出海。这样日本便完全掌握了制海权，可以无顾忌地执行他们的陆上作战计划了。10月24日，以大山岩为司令官的日军第二军约3万人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登陆行动持续9天，这是对其实施海上袭击的极好时机，然而北洋舰队没有出动。日军上岸后，抄旅顺的后路，进攻金州。当时旅大地区中国军队的主力宋庆、刘盛休部已调往鸭绿江防线，后补充的30余营，13000人多为没打过仗的新兵。更成问题的是，前敌没有主帅，各统领并立，难以协同作战。驻旅顺的六支部队只有总兵徐邦道率2000余人，进援金州。紧要时刻，大连守将赵怀业只顾逃跑，拒绝支援，11月6日金州失陷。次日，大连也落于敌手。旅顺是李鸿章苦心经营10余年，耗资上千万银两建成的北洋海军重要基地，号称“铁打的旅顺”，与威海基地互为掎角，扼守渤海口，战略位置极为特殊。港内有北洋舰队大量设施，沿岸依险要地势筑有海岸炮台13座，陆地炮台9座，配备德国克虏伯大炮近百门，时称东洋第一要塞。日军感到正面进攻难打下来，才定后路抄袭之计。日军拿下金州、大连后，休整了10天，18日向旅顺发起攻击。李鸿章指示：“宁失湾，断不失旅。”李鸿章调集了约2万援军，特别是宋庆部从鸭绿江前线撤退，主动要求回攻金州，对日军形成夹击。李鸿章急于把这一重要部署通知旅顺守军，电报却打不通，只好派人扮作乡民渡海送信，送信人半路被日军抓去当了挑夫，缝在衣中的信未被搜去，也没能送达旅顺守军。当宋庆等部攻到金州城郊时，旅顺守军也进行过一次成功的出击，可惜他们不通信息，没有配合，错失了战机。不久，旅顺守将动摇败逃，只有徐邦道部坚持拼了一下，终于不支，22日旅顺陷落。日军进城后疯狂屠杀中国军民，约2万和平居民被杀害。旅顺大屠杀引起国际舆论不满，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记下了世界舆论的谴责：“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

在日军第二军花园口登陆的同日，以山县有朋为司令官的日军第一军万余人渡过鸭绿江，向虎山、九连城攻击前进。中国防线有清军70营，2万余人，总指挥是75岁的老将宋庆。宋以作战勇敢闻名，但他调遣不动各军将领。只两天，防线便崩溃，日军连克九连城、安东、凤凰城，进逼摩天岭。此时山县闻知第二军已攻下旅顺，便急欲向内地进军。12月1日他命令所属第三师团6000人占领海城，结果被中国军队包围。19日日军企图突围，与宋庆、刘盛休部激战于缸瓦寨，在雪地厮杀中，日军冻伤逾千，不得不缩回海城困守。此后清军集结十倍于日军的兵力，约6万人，五次攻海城而不下。直到2月底，日军增援部队在太平山一战取胜，以战斗伤亡250人，冻伤4000人的代价，解海城之围。海城争夺战是中日双方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陆上战役。

日军打下旅顺后，又从国内增调兵力，以2万人转扑北洋海军的另一重要基地威海。威海港居山东半岛突出部，三面环陆，中间有刘公岛及日岛，形成东西两个出口，岛上和陆地南北两帮建有炮台8座，配置德、英等国造的新式大炮百余门，可谓地势险要，工事牢固，是清政府海军提督衙门所在地。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余下的7艘战舰、6艘炮艇、13艘鱼雷艇和2艘练船都停泊在这里。根据李鸿章“水陆相依”, “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的指示，这些船也就变成港内的固定炮位。日军仍用打旅顺时的办法，趁山东境内清军主力驰援辽东，兵力空虚，采取陆上包抄。1月20日，日军在荣城湾登陆，清军未在山东半岛布置防守，日军登陆，没有遇到抵抗。登陆后的日军从背后向威海发起包抄。1月30日至2月3日，威海岸边南北两帮的炮台先后失陷，千余守军战死。炮台统领戴宗骞自杀。那些海岸炮除一部分被中方自毁外，悉数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又封锁了东、西出港口，从陆海两面向港内开炮，使北洋舰队陷入绝境。丁汝昌下令港内布雷，决心死守。刘公岛及日岛炮台守军同舰上水兵一起坚持抵抗。2月4日夜，日本鱼雷艇偷袭旗舰“定远”号，“定远”击毁敌艇，自身也被重创。最后，“定远”弹尽，管带刘步蟾沉舰自裁。“来远” “威远”“靖远”等舰也陆续被敌人击沉。鱼雷艇管带王平领命率队出击时逃跑，结果鱼雷艇全部损失。2月7日，北洋舰队内的外国雇员和牛昶炳等一批将领煽动部分士兵哗变，“向丁提督乞生路”。10日，这些人再次向丁施压，要求投降，均被拒绝。丁汝昌下达的沉船突围命令，他们不执行。11日，丁汝昌及统领张文宣、杨用霖等人自裁殉国。牛昶炳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11款。“镇远”“平远”等6艘残余舰船和基地内大批装备被日军缴获。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由于李鸿章系统的淮军节节失败，清政府又把湘军调上来，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指挥6万人，防守山海关内外，拱卫北京。可是湘军照样不行。老迈的刘坤一，身任两江总督、湘军统帅，可以节制各军，却不亲临前线，坐视海城被日军攻占。清军指挥不灵，军无斗志，节节败退，到3月上旬，兵败如山倒，连失牛庄、营口、田庄台，大量军火、辎重被日军掳去。日军占领辽西，有进取北京之势，威胁清廷安全。

光绪皇帝及其原来主战的一派人，也只能与慈禧太后统一意见，向日本求和。旅顺战役后，西方列强开始担心日本的过分扩张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感到有必要对其加以限制。英国警告日本：如果进攻北京，促使清王朝崩溃，对日本没有好处。美国也向日本表示，若战争延长，其陆海军的进攻不能节制，与东方局势有利害关系的欧洲列强，难免不向日本提出不利其将来安宁和幸福的要求，以促成战争的结束。这时，日本国内的兵员已经抽空，虽然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军人主张乘胜直抵北京，进行直隶决战，首相伊藤博文却认为，打垮了清政府，势必引起列国干涉，会使日本战而无获。他主张对清政府迫订和约，最大限度地从中国捞取实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先是拒绝了清政府派出的议和代表、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左侍郎、湖南巡抚邵友濂，声称他们资格不够，点名非要有“一切便宜行事，定议和局，签名捺印之权”的奕或李鸿章出面来日本不可。清政府没有办法，只得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商订“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