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教案迭出——大规模群众反洋教斗争

近代来华传教士作为“基督教征服世界”的使者，直接参与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外国在华传教事业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事业，而是列强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教案”既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礼俗政教与基督教文化冲突的结果。

一些传教士起到了殖民主义者进行侵略扩张的先锋队作用。美国公使田贝证实：这些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其他情报，对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外国教会实际上成为侵略者的谍报机关。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说：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提供的精确情报，使他得以沿着真实的、正确的道路前进，同中国签订《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为奖赏东正教士，赐给新占中国领土中的大片土地，规定神职人员由国库支付薪俸。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说：传教士及与传教运动有关系的那些人的努力，对美国的利益非常重要。若没有他们充当译员，公事就无法处理，没有他们的帮助，美国公使在这里就简直无法履行职责。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且可“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样一来，民教相争酿成的案件急剧增多，教案迭出。西方传教士伴着征服者的大炮，仗势欺人，中国民众则把他们当作侵略者的代表来发泄仇恨。民教相争的案件以房地产纠纷为多。传教士进入内地后急于扩展传教事业，往往强买强占民间房屋地皮，引起住民不满与反抗。传教士遂向本国公使馆告状，公使馆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则对百姓施以弹压，使矛盾不断激化。外国教会深入中国内地后，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势力。有洋人撑腰，官府不敢惹，一些地痞流氓也托庇入教，横行滋事。这些都成为教案爆发的导火索。

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医院、学校、书局，同时传播了西方一些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虔诚的洋教士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给予了善意的布施。但是这改变不了帝国主义侵略欺侮中国的大时代背景，也就不可能阻遏上述那些矛盾的发生。

《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外国教会在中国势力迅速扩张。教堂、教士、教徒的数量显著增长。耶稣教差会1860年有20个，1884年增至30余个；传教士1864年有180余人，1890年达到1296人；传教士的常驻地点，1860年14个，分布在东南沿海六省的通商口岸，1894年达到238处，主要分布在沿海各省和长江流域（湖南例外），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广西、河南、贵州、云南等省也都有了耶稣教传教士驻地。耶稣教徒1857年仅有400人，1893年达5.5万人。天主教会1860年9个，1894年达到21个；天主教传教区，1844年10个，1883年增至34个；各教区设有主教，管辖本区的教务；天主教外籍教士1846年有100人，1885年增至488人，东起台湾，西到西藏，北达黑龙江，南至海南岛，都有天主教士的足迹；天主教徒1850年32万人，1890年增至52.5万人。另据1877年的统计，新教传教士共有473人，差会总堂91个，支堂511个，正式教堂312个，教徒13035人。1865年由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第一年来华传教士3人，到19世纪末，内地会在中国约有650名传教士，270个传教站，教徒约5000余人，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最大差会。天主教每个传教区一般设总堂一座，设主教一人。总堂有的建在通都大邑，省、府、县治所，如直隶北境总堂建在北京西什库，山东北境总堂建在济南府。有的建在偏僻的村镇，如湖北西北教区设两个总堂，一个在老河口，另一个在谷城县的茶园沟；湖南南境总堂设在衡州城附近的黄沙湾。俄国东正教的团费由俄国政府提供，它的活动听从政府下达的训令。《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东正教陆续在天津、哈尔滨、上海及新疆等地建立起教堂。

《北京条约》后40年间，中国各地共发生大小教案达400余起，反洋教怒火遍及贵州、云南、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福建、台湾等省的城镇乡村，其中影响最大的一起教案发生在天津。

《天津条约》签订后，法国把联军议约总部望海楼改为领事馆，又取得与望海楼毗连的崇禧观的永租权，在领事馆旁建了个大教堂，在城东区开了间仁慈堂。仁慈堂收养小孩，修女有时还给送孩子来的人一点身价钱。于是一些“吃教”的无赖，拐骗幼童去换钱的事时有发生。1870年夏，仁慈堂内收养的小孩因传染病死了不少，埋于河东乱葬岗，被野狗刨出。民众遂怀疑教堂有虐待行为。更有传闻教堂对幼童挖眼剖心的。恰在此时，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因迷拐幼童被乡民执获送官，审讯中供出同伙还有教民王三。天津知县刘杰审得此供，请示中央驻津的最高官员、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崇厚照会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他帮助将教民王三送案对质。丰大业敷衍应对。

6月21日，围聚在教堂外的民众与法国领事馆人员发生冲突，向教堂抛掷砖头。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弹压，崇厚派知县刘杰及巡捕2人前往制止。丰大业持枪率秘书西蒙往见崇厚，一进门即怒言相向，开枪示威，将室内什物信手打破，口称“尔怕中国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扬长而去。行至路上，遇见自教堂返回的刘杰，丰大业迎面放枪，将刘杰家人高升击伤。愤怒民众当场将丰大业和西蒙殴毙，接着将望海楼教堂、法领事馆、仁慈堂及洋行焚毁，又焚毁英国礼拜堂4处、美国礼拜堂两处。混乱之中殴毙或烧死18名外国人，连同丰大业和西蒙，共20人。遇害的还有中国教民16人。

教案发生后，美、英、法、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逼近天津海河口示威，要求惩凶赔偿。法国海军司令威胁说：不处理此案，定将津郡化为焦土。有人甚至扬言“最低要求是使用武力迫使整个中华帝国开放对外交往，从要求较高的将所有中国官吏一律斩首，推翻现政府，乃至将全国置于外国保护之下”。清政府极为紧张，急调病假中的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曾国藩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他虽了解到教案发生的真实因由，却故意把迷拐儿童的情节说成“查无确据”，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判处肇事者20人死刑（缓刑4人）, 25人流放，并赔款50万两白银。清政府还派崇厚专程赴法国赔礼道歉。照曾国藩自己的说法，这叫作委曲迁就，消弭衅端。事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处理教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 “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清政府中也有人指责曾是“自撤藩篱，泯庶民爱国之心，禁庶民忾敌之志，杀以谢敌”。他自己也以“名毁津门”而耿耿于怀。

中法战争期间，当法军袭击福建水师、炮轰马尾造船厂的消息传出，全国反洋教的浪潮又起，福州、宁德、古田、厦门及毗邻福建的浙江，连续发生毁烧教堂的事件。靠近越南的两广也民情激愤，在广东有40多名传教士被驱逐到香港和澳门，50余所教堂被毁。

19世纪90年代，在四川大足、长江中下游以及直隶东北境朝阳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教风潮，把反教斗争推向新的高峰。1890年9月，大足县当过挖煤苦力的余栋成聚众发动武装暴动，焚毁教堂数处，杀教民10人，发布檄文，声讨外国侵略者“欺侮中华”，号召群众驱逐外国教会势力，斗争坚持到1892年。1891年5月，芜湖万余群众暴动，冲散弹压的清兵，焚烧教士住地，与洋教士短兵搏斗。此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几十座城市和乡村，凡有教会势力的地方，都纷纷发生反教骚动。其中湖北广济县武穴千余人攻打教堂；宜昌数千人焚烧法、美教堂。直隶承德府，天主教划为东蒙古教区，主教府设在朝阳县松树嘴子村。1891年朝阳爆发了由金丹道教和在理教发动的武装起事，有众数万人，攻占朝阳、平泉、建昌、赤峰等州县，焚毁天主教堂。1895年成都教案，波及全川，数十处天主教堂、耶稣堂被毁。

教案是近代中国涉及中外关系方面一种特殊矛盾和冲突。《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合法传播。由于中外文化信仰不同和建筑教堂用地利益上的纠葛，教民和非教民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各级政府秉公处理，这种矛盾不难解决。问题在于传教士往往庇护教民，传教士所在国家政府往往依据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政府各级官员，甚至违法教民也获得“治外法权”的保护，政府各级官员碰到教案难以公正处理，往往担心“有碍大局”，得罪外国。即使有理，屈也在老百姓一方。这样，更大教案的发生就是难以避免的。这是中国社会在外国侵略下向下“沉沦”的表现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