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马关签约 台湾割让及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武装斗争

日本要求清政府派出议和大臣，除确认朝鲜“独立”、赔偿军费之外，还需以割让土地为条件。清政府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通知日本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光绪帝召见群臣，李鸿章面奏，“略及割地”，奕随声附和，翁同龢不表赞同，余者皆不表态。光绪帝又谕枢臣奏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太后称病不见。光绪帝只得“谕知李鸿章，予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轻重，与倭磋磨定议”。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日本马关，次日开始在春帆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由于破译了清政府的外交密电码，日方对中方的谈判底牌一清二楚，加之已稳操战争的胜券，因此对李鸿章放手施压，“割让务求其大，赔款务求其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日方对停战提出的条件是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天津到山海关铁路交日军管理，停战期间的军费由中国负担。李鸿章认为这些条件“要挟过甚，碍难允许”。只好放弃停战谈判，直接要求对方提议和条件。3月24日，李鸿章从谈判地回寓所途中，遭到日本浪人的枪击，子弹打中左脸，伤势不轻。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日本政府害怕谈判中断会引起列强干涉，才表示除台湾、澎湖地区外可以暂时停战21天。4月1日，日方向头上缠满绷带、仅露一只眼睛的李鸿章提出极端苛刻的媾和条件，要求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缔结新的通商条约；开放北京等七处为通商口岸等。李鸿章认为日方新提条件“赔费太多，让地太广，通商新章与西国订约不符”，写了数千言的“说帖”，加以驳斥。日方则以战胜者的姿态，动辄以攻北京相恫吓，逼迫中方就范。4月10日，日本提出最后方案，蛮横地要中方“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14日，光绪皇帝电示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代表两国在《中日媾和条约》（即《马关条约》）上签字。

《马关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三年内交清；与日本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驶入以上口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运进口，免征一切杂税；日本军队暂时占领威海卫，待赔款付清和通商行船条约批准互换后，才允撤退，威海驻兵费由中国支付。

日本早就打定了割让台湾的主意。首相伊藤博文极力主张以武力占领台湾，使割让台湾成为和平条约之要件。1894年12月4日，伊藤博文向日本大本营递交了《攻陷威海卫略取台湾之方略》，提出：留下相应的部队驻守占领地，其他的部队与海军一起，攻击威海卫，彻底摧毁北洋舰队，同时向台湾派出军队，并占领之，以此作为将来讲和的条件，奠定割让此岛的基础。日本舆论界，对割地赔款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几乎是当时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福泽渝吉在中日开战后不久，便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主张：“应首先占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纳入我国版图” “把旅顺口变成东亚的直布罗陀……把金州、大连港变成属于日本的华北的香港”，并希望“除占有威海卫，山东省和台湾之外”, “即使要求几十亿的赔偿也并不苛刻”。另外，前首相大隈重信、众议员岛田五郎等，都有类似的意见。在媾和条件中包括割让台湾等土地，是日本内部既定的方针。伊藤博文与李鸿章谈判中，有意隐瞒了日军正攻取澎湖、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在最后谈判时，李鸿章打出台民反对割台这张牌：“我接台湾巡抚来电，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伊藤回答很干脆：“听彼鼓噪，我自有法。中国一将治权让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责。我即派兵前往台湾，好在停战约章，台湾不在其内。”日本侵略者割取台湾的决策已定，李鸿章之争辩只能是徒费唇舌。

《马关条约》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宰割和耻辱，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从官僚士大夫到书生学子，“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人们要追究战败误国之责，把怒火掷向李鸿章，一时间国人皆曰可杀。72岁的李鸿章带着日本人留在他颊骨中的子弹，身心交瘁地回到天津，发出“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的哀叹，称疾不敢进京。光绪皇帝别无退路，只得批准条约。

《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回国内，朝野舆论哗然，官民悲愤交集。半数以上的封疆大吏以及一大批京官包括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翰林院等和部分宗室贵胄，或上奏朝廷，或联名上书，反对批准条约；在京各省举人或参加京官领衔的上书，或单独上书，纷纷要求拒和，对清廷批准和约形成强大舆论压力。台湾在京师任职的五名官员叶题雁、李清琦、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在4月28日，联合上书都察院，强烈反对割让台湾，代表了台湾人民的心声。他们表示“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 “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是为台湾五举子上书。上海《申报》以《论中国万不可允倭人割地之请》《论割地轻重》《论和之弊以割地为最重》为题，接连发表社论。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名，举行集会，发起有名的公车上书，反对割地，主张迁都抗战。

割地的消息传到台湾，全岛震骇。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以全省绅民的名义请巡抚唐景崧向朝廷呈奏：如日酋来收台湾，台民唯有开仗。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群众哭着围住唐景崧，恳求他留下来，领导抗击日寇。5月8日，《马关条约》在烟台换约生效。台湾民众见局势已难挽回，遂决定独立自救。台湾士绅发电报给总理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及全台官员，表明独立的意图：“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25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订年号“永清”，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众人又推举台湾军务帮办刘永福为大将军、丘逢甲为台湾义军统领。并致电北京：“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完全是台湾广大绅民在清政府弃台不顾的情况下，为了保卫台湾不被日本侵占而采取的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一种特殊的民间抗日举措，是为保台而建立的抗日救亡政权，并非要脱离中国而“独立”。“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是日后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一个出发点。

6月2日，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兵舰上，清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李经方，正式将写有“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之各海口，及各府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的清单，移交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从此，台湾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地历史。

为了镇压台湾军民的抵抗，日本派出主力近卫师团，分两路进攻台湾。一路由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亲自指挥的总督府直属部队，共6700余人；另一路由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指挥的近卫师团，共14500余人。经战斗，基隆、台北相继失陷，唐景崧、丘逢甲先后撤回大陆。6月17日，日军在旧台北府巡抚衙门，举行始政式典礼，表明日本开始对台湾的统治。

台北失守后，候补道林朝栋、义民军统领丘逢甲和官员人等也纷纷离开台湾内渡。此后，台湾抗日义民军蜂起，一些地方首领组织义民军走上抗日战场。著名的有苗栗客家人吴汤兴募勇5000人，新竹客家人姜绍祖与苗栗客家人徐骧各募勇千人，组成义民军，继续推动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绅民继而推举当时驻防台湾的军务帮办、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统帅。刘永福是当年的抗法名将，威信很高。台湾驻军，以台南府的人数最多，当时抗日军队还有60余营，人数在26000人左右，由刘永福统领。在他的领导下，各路义军和清军同仇敌忾，使日军在台湾中南部遭到顽强的阻击。6月12日，日军进攻新竹，刘永福派分统杨紫云为守将，与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等率领的义军相配合，凭借有利的地形，多次设伏重创敌军，并对新竹展开反复的争夺，战况异常激烈。历时50多天，新竹才被日军占领。杨紫云、姜绍祖牺牲。接着，刘永福派部将吴彭年率领所部精锐“七星队”，协同吴汤兴、徐骧等义军退守大甲溪、台中、彰化一带，他们仍用伏击战，趁日军渡河之时发动突袭，敌寇“纷纷落水中，死亡无数”。最悲壮的战斗发生在彰化城东八卦山。此山是全城的制高点，“山破则城亦破”。日军集中大炮轰击，数次冲锋均被击退，便收买奸细利用夜色抄小路摸上山来。守军发现时，日军已布满山谷，遂在山坡上展开大规模肉搏战，斩敌近卫师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以下千余人。是役吴彭年、吴汤兴和“七星队”全部阵亡，徐骧杀出重围，退往台南。为了夺回彰化，刘永福又命副将杨泗洪率抗日军主力发动反攻，接连收复云林、苗栗，并包围彰化，终因缺乏大炮，攻城一直未破。9月底，日军陆续增兵到4万多人。苦战中杨泗洪中炮牺牲。10月初，日军再陷云林、苗栗，抗日军的弹药粮食已快耗尽，仍坚守嘉义、台南。刘永福部将王德标在嘉义设地雷阵，一举杀敌七百余，日近卫师团长、亲王北白川宫能久中将也被炸伤，不久毙命。在台南保卫战中，徐骧率高山族义军坚守曾文溪防线，抗击2万多日军，最后全部战死。徐骧是台湾抗日战役中参战最多的义军领袖，他祖籍广东，家居苗栗，秀才出身，日军入侵前的职业是教师。刘永福爱其才，曾劝他撤回大陆，“留为日后大用”。他回答：“生死早置之度外，吾意已决，誓与台湾土地共存亡，安能袖手中原，坐视海外之变！”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10月中，日陆海军合围台南，城中断粮，刘永福感到回天无力，在部将劝告下，于19日夜潜入英国商船“嗲利士”号驶往厦门。日军进城后，搜不到刘永福，即派军舰追上英商船，船上中国籍船员掩护刘躲进锅炉房，幸免于敌手。半年多的台湾抗战，日军动用两个半师团，5万兵力、26000夫役和海军大部舰只，付出死亡10841人的代价，这相当于《马关条约》订立前9个月日军在华作战死亡人数的四倍。

日本用军事手段残酷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抗斗争，在台湾建立起了殖民统治机构。日本政府任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1896年3月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规定台湾总督为管理台湾的最高军政首脑，授予独裁统治的特权。总督府初设民政、陆军、海军三局，并设参谋部，以参谋长辅佐总督，并监督各局之业务。4月，日本政府颁布了第一部统治台湾的基本法《关于在台湾实施法令之法》（即是年的《第六十三号法律》，简称《六三法》），明确授予台湾总督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即律令的权力，使台湾总督成为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为一体的独裁者。1898年11月颁布《匪徒刑罚令》，规定对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轻则施以徒刑，重则处以死刑。根据这一血腥法令，仅1898—1902年短短几年间，惨遭屠戮的台湾同胞就多达11900余人。1911年梁启超赴台考察，目睹台湾总督的独裁统治，曾深有感触地说：“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

为了强化对台湾民众的统治，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警察制度。1895年9月、10月，从日本本土招募的各类警察759名分两批抵达台湾，开始建立各级警察机构。根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1896年底，全台湾共设17个警察署、31个分署和15个派出所。1898年儿玉源太郎担任总督后，进一步加强了警察力量，据《台湾治绩志》记载，1899年年末，地方警察官吏的员额为警部228人，巡查部长及巡查4061人，到1901年，增加到警部173人，警部补296人，巡查3469人，巡查补1734人，对台湾社会形成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警察政治。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建立严密的警察制度，对台湾民众的思想和行动实行无孔不入的钳制。台湾的行政系统，“总督透过警察与人民相接，以巡查充任税务、卫生、农政等诸般政事，人民耳目所见之官吏，唯有警察而已”。

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加上赔款2.3亿两白银，中国的损失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对清朝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创巨痛深。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

甲午战前，欧美列强不能判断日本一定取胜，清朝中国还有一个大架子。甲午战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和灾难是空前的。继琉球、越南之后，朝鲜与中国之间的藩属关系也被割断，中国的东亚大国地位为日本所取代，从此沦为一个单纯被侵略国的悲惨境地。中国的惨败，使所有帝国主义者更加看出中国软弱可欺。日本侵华的得逞，直接助长了列强争夺中国的野心。国际资产阶级舆论抑制不住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敌视、轻蔑和侮辱。他们开始把中国称为“远东病夫”，甚至说中国“正躺在死亡之榻上”，奄奄待毙。一些侵略者的代言人公开提出“分配这个病夫的遗产”问题，把“瓜分中华帝国”一事提上侵略日程。所谓“中国问题”即帝国主义围绕争夺中国而相互矛盾斗争，成为远东国际关系的核心。

甲午战败，也是近代中国向下“沉沦”的基本标志。我们从历史上看，这时候的中国，除了“沉沦”，看不到任何“上升”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