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洋务自强活动——抓而不紧的发展机遇

湘淮军在作战中开始都是使用传统的冷兵器。战争进行中，洋枪队使用的洋枪洋炮发挥了很大作用。淮军和太平军都曾引用外国武器。清朝大臣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作用。

奕和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在1861年1月向避难承德的咸丰皇帝上了《通筹洋务全局折》，提出了以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战略总方针。8月，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这两个奏折就成为今后30年间指导洋务活动的基本方针。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的帮助，训练洋枪队，设立洋炮局，对于学习制造外国船炮甚为积极。他认为：如果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只要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洋即可以住手。奕在奏折中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要趁洋人乐于帮助，实力讲求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尽窥其中奥秘。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洋人的态度，当以中国的强弱为转移。“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希望通过购买和仿制外洋枪炮、船舰以及编练新式军队等途径，在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的同时，又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实现地主阶级国家的“自强、自立”。他们以为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将可以稳定旧的秩序，清朝的统治也就可以长治久安。他们认定举办这些洋务，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能够得到列强的同情和帮助。

洋务自强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叶被更为激进的维新运动所取代，30多年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创建近代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军；三是举办近代教育事业。

1861年，曾国藩先在安庆湘军营内建了一个军械所，找了当时的一批技术能人如黄冕、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克服困难，白手起家。不到一年，试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台轮船蒸汽发动机。同年，在上海的李鸿章也雇了英国退役军人马格里等，在松江一个小庙里办起了洋炮局，不久又扩建为三个局。中国匠人手巧，比着洋枪洋炮的样子就能打造，但是费工夫，尺寸也难求精。李鸿章深感“欲学习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他设法买到汽炉、打眼、铰螺旋、铸弹等洋机器，又雇了几个洋匠，大大提高了效率，每月能造大小炸炮4000余个。在取得这些经验之后，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收购了上海一家美国商人的旗记铁厂（当时称机器厂为“铁厂”），以此为基础办起了中国首家以机器为动力的大型军工厂，取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亦称“沪局”）。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沪局拥有了机器厂、熟铁厂、炼钢厂、铸造厂、炮厂、枪厂、子弹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水雷厂等15个分厂，还附设广方言馆（外语学校）、工艺学堂和翻译馆等单位，职工达3500多人。这些工厂装备了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冶炼、加工及动力机械上千台，到19世纪90年代，制造了西式炮600余尊，后膛枪5万余支，炮弹枪弹近千万发。为了所需钢材不受制于外商，沪局炼钢厂用英式炼钢炉每年可生产熟钢几十万磅，并能够自行轧制成材，这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端。沪局的船厂和船坞，于1868年造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以后又造兵船及其他机动船十几艘，这便是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沪局的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等从事翻译，共译出西方书籍约200种，其中多为科技书籍，也有政治、经济、历史书籍约20种，例如，《佐治刍言》《列国岁计政要》《美国宪法纂释》《四裔编年表》等。该局还长期编纂《西国近事汇编》，每季度出一册，介绍国际形势和各国情况。这些成为中国士人系统地接受西学的先导。沪局的广方言馆和工艺学堂招收15—20岁学生，学习外文、算学、绘图、机器、化学等课程，学制四年，近代中国第一代科技人才大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在江南制造总局建设的同时，洋务派还创建了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等21个大中型军工厂，其中福州船政局（亦称“闽局”）是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大型专业造船厂，由左宗棠于1866年主持建立，厂址选在福州马尾港。闽局包括铸铁、打铁、模子、水缸、轮机、仪表、拉铁、帆缆、火砖、舢板等14个分厂，并附设船政学堂，有职工约2000人。船厂建立之初，聘用法国专家负责管理和工程技术，五年后外国员匠聘用期满回国，全部由中方人员接替。自1869年第一艘军用运输船“万年青”号下水到90年代末，共造大小舰船30余艘，其所造舰船的马力由750匹增至2400匹，成为当时中国四支水师补充舰只的主要基地。

在办军工厂的过程中，洋务派遇到了资金和原材料、交通运输等方面困难，这使他们感觉到西方“强”的背后有“富”作为后盾，中国要自强，也必须“求富”。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除继续经办军事工业外，着手兴办航运、纺织、矿冶、电讯等民用企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总局、漠河金矿、汉阳铁厂等。到90年代，全国民用工业企业发展到40多家。这些民用工业企业没有采取军工企业那样的官办形式，而是面向社会招集商股，由官派督办“总其大纲，察其利病”, “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这种形式叫“官督商办”。当时国内除广东有零星几家纯民办的小工厂外，民间几乎无人敢投资近代工业企业。在洋务派“官为扶持”之下，民间人士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就这样，从洋务派的官办军工企业引进新式机器和新的生产方式，到“官督商办”企业中一些官僚、地主、旧商人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买办通过认股、参与经营到独立经营（由“官督商办”后来发展变为“官商合办”和商办），逐渐疏远和脱离他们原有的阶级和阶层，与民间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家相会合，形成具有新的共同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集团，并构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成分。这便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

两次鸦片战争遭受外国从海上而来的打击之后，洋务派开始把加强海防、建设新式海军作为强国的一个主要目标。19世纪60年代初，奕等人委托当时主持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和李泰国从国外购买炮舰。李泰国用了100多万两银子，在英国订造了8艘船舰，他要求清政府必须任命英国人阿思本为中国海军总司令，并由他来转达皇帝的意旨，其他中国官员不得过问。这一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行为，遭到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等的一致反对，最后只得赔钱把这批船变卖，把李泰国辞退。这件事促使洋务派加速建设福州船政局，并把江南制造总局改为兼造轮船。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台湾，引发了清政府高层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李鸿章等人主张优先发展海防的意见占了上风。清政府决定首先重点建设北洋水师，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此后10余年间，李鸿章等一面在国内继续制造船舰，一面向国外大量购买兵船，充实北洋水师。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已拥有当时远东最“坚猛”的铁甲舰两艘，及巡洋舰7艘、炮舰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还建立了旅顺、威海两处基地。舰队指挥员以中国第一代留学培养的军官为骨干。北洋水师操练正规，在清军中素质最高。与此同时，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也陆续成军。其时全国共有舰船130余艘，规模和实力都曾超过日本海军。

洋务自强事业最缺乏的是人才。为此，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派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首先开办了一批新式外国语学校——同文馆。同文馆聘请外国人为教习，开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等分馆，后来又添设了天文、算学、物理、机械制造、国际法等其他学科的课目。在创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的过程中，洋务派采取的方针是边干边学，如福州船政局开办时即设立船政学堂，并在聘用洋专家的合同中规定，五年内除完成造船16艘的任务外，同时要培训中国学生工人，使其达到能够独立担任制造和驾驶。后来在开发矿山时也用此办法，所聘的外国矿业工程师兼任矿务学堂教习，“数年矿成而学亦成”。七八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电讯事业，一批电报学堂应运而生。近代海军的建设又推动了水师学堂、鱼雷学堂以及军医学堂的开设。1885年，李鸿章创办天津武备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陆军学校。为了迅速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还向美国、英国、德国派遣了留学生，其中派往美国的四批，120人；派往欧洲的四批，85人。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国人对外情蒙昧无知。洋务派招考留学生时，有传说孩子到了国外会被蛮夷蒙上狗皮，弄去展览，因此报考者寥寥，只有沿海地区少数家长同意送孩子出洋学习。在招生不满的情况下，又到香港补招。后来这些留学生大都学有所成，许多成为中国各项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如詹天佑设计建造了京张铁路；黄仲良成为沪宁、津浦铁路的总经理；魏瀚长期任福州船政局总工程师，在洋员离厂后，独立主持了大型舰船的建造；黄耀昌等首批矿业工程师负责唐山、开平煤矿的勘探和开采。在电讯业方面，国家和地方电报局的负责人几乎全由留学归来人员担任，从而摆脱了外国对这一领域的控制企图。在海军方面，北洋水师的主力舰长多半由留学生担任，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英勇献身，叶祖珪、萨镇冰、刘冠雄、李鼎新等成为清末民初的历届海军司令。留英学生严复回国后，长期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在从事教育事业的同时，翻译了《天演论》等大批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外交界留学生任公使、领事、代办的就更多。

上述可知，中国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踏上近代化道路的，这是一个没有完全沿着原路线演进的量变质变过程。面对侵略者的炮口，清王朝上层统治集团无法照旧生活下去，被迫出现分化，与坚持守旧立场的顽固派相对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开始了以变应变、挽救清王朝的所谓自强活动。迈出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虽然这些人的思想和实践没有向政治改革继续前进，但他们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为社会进步的部分质变和量变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给他们以历史的评价是应该的。客观地看，他们能够从磐石般沉重、数千年积滞的传统营垒中突破而出，很不容易，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令人难以想象的阻力，发生尖锐激烈的斗争。

太平天国以及国内各民族起义先后失败，国内严重的阶级斗争缓和下来，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也还暂时没有提上日程。国内出现了20多年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政权相对也比较稳定，统治阶层某些上层人物对中外发展的差距已有较多认识。这本是清政府总结鸦片战争以来处处失败教训的时候，也是清政府努力从事国内发展的好时机。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事情未必不可为。日本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明治维新，奠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清朝统治层中一部分人如军机大臣奕、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新政，造船造炮，发展军事工业，随后又以官办或官督商办形式发展了一些民用工业。这些人试图只在器物层面上做一些变动，而不变动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来谋求民富国强。即使这样局部变动也没有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的共识，顽固派、反对派，朝野上下所在多有。清政府中有一些大官僚如大学士如倭仁等面对外国侵略，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以为这就足以制敌之命，坚决反对洋务活动，反对任何新的改革。顽固派搬出“恪守祖宗成法”的招牌，谁也不敢反对。他们对于建立新式海陆军、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开办民用工矿交通运输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活动，无不加以反对。他们认为外国的科技不过是“奇技淫巧”，向外国学习是“以夷变夏”。有人认为“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可以成为国家最有用的人才，办同文馆，学天文算术，讲究制造轮船，是本末倒置的。这一类议论，充分表现出他们对世界形势毫无所知，昏聩愚蠢到了极点。他们继续沉湎于“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等虚妄自尊和夜郎自大的迷梦里，死死抱住纲常名教等封建陈腐教条，反对科学，反对任何新事物。这类人思想极端保守，是落后于时代，又不知进取的顽固分子。洋务派驳斥了顽固派的这些议论。

西太后叶赫那拉氏让洋务派从事洋务活动，也放任顽固派攻击洋务派，以抑制洋务派势力的扩张。两派互相攻击，互相牵制，她从中操纵利用，使他们的行动都受到限制，不至于无所顾忌。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并无定见，洋务活动只是在部分大臣中推动，只是在这些大臣担任要职的省份运转起来。曾国藩、李鸿章先后总督两江和直隶，南京、上海、天津的洋务发展得好。左宗棠督闽浙，抓了福建海防工业，他改督陕甘，兰州的近代工业随之兴起。张之洞后起，在武昌办起了近代工业。其他督抚基本上无所作为。中央政府——朝廷的作为未能发挥出来。洋务新政并不是举国一致的举措。这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统治阶级正好相反。对于洋务派的“整军经武”活动，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也看出“皆是空言”, “此事直不可虑”。一次发展自己的机会就这样没能抓住，失去了。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洋务新政主持者们求富求强的梦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