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社会变化的思想总结——早期改良主义的主张
魏源以后，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局，面对半殖民地化的局面，早期的改良主义者、政论家和思想家，是一些早期的洋务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出路。
最早提出比较明确改良主义思想的，是王韬、郑观应和稍后一点的马建忠等人。王韬考举人屡试不第，抛弃举子业，投到英人在上海所办的墨海印书局当编辑，了解到一些西方的情形，思想逐渐发生变化。1867—1870年，王韬应聘到英国协助翻译中国经书，得到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地察看的机会。他开拓了眼界，丰富了知识，由一个封建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鼓吹者。1873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主张凡一切工矿运输，“皆许民间自立公司”, “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
和实行“君民共治”的政治制度。郑观应出生于广东香山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连秀才也没有考上。他的家乡是早期买办的出产地，叔父和哥哥都是外国洋行的买办。郑观应在科场失败后，17岁就到上海外国洋行当学徒，当上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总理该公司的揽载事务，积累起一笔资产。因为他曾经从事过商业活动，懂得商人的困难，在洋行中又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疯狂侵略，又想发展自己的企业。这种情况使他更加强烈地要求一个有商人参与政治的富强国家来作保障。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过种种考察之后，他所下的论断是：“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马建忠原来也“学举子业”。他看到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看到洋人来自数万里外，以一旅之师北上，清政府马上投降，士大夫引为奇耻大辱。他于是舍弃旧学，讲求洋务。“学其今文字与其古文词，以进求其格物致知之功，与所以驯至于致治之要，穷原竟委，恍然有得于心。”
这些洋务知识分子对时局的认识比较敏感，他们大多看到时代变化很大，受到刚刚输入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非有所变革不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王韬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薛福成也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郑观应、王韬都认为这是中国3000年（或者4000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如何适应这一变局，是这些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各国前来互市，给中国提供了取法效仿的机会。乘此难得的有利时机，戮力同心，以图自强，把“敌国外患”的不利因素改变为发展自己的有利因素。因此适应变局，首在自强。无论是发展自己，还是抵御外敌，都在于自己是否自强。要自强，就要采西学、制洋器、师洋人之所长、夺洋人之所恃。冯桂芬说“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 “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马建忠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而且富国必先富民，“民富而国自强”。求富以兴商为要义。所谓兴商，就是振兴工商业。这就是要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要自强、致富、兴商，就要有为自强、致富、兴商的大批人才，实现培育人才，就要办学，认为八股取士谬种流传，败坏天下人才，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提出废八股、改科举、设特科以造就有用之才的主张。
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出自强、致富、兴商、废科举、办学校的一系列主张，已经大大冲击了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思想观念，明确了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思想和观念。
到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陈炽、何启等人发展和丰富了这种思想。郑观应是位民间商人出身的“洋务通”，对改良自强看法独到。他的著作以《盛世危言》最有名，也最有影响。陈炽是位京官，当过户部郎中、刑部和军机处章京，他考察过沿海和香港、澳门等许多地方，思想开通，积极主张变革。何启则是香港的律师兼医生。这些改良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有一种强烈的抵抗外侮的忧患意识，他们看到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之后，又在遭受西方经济上的步步入侵。他们认为，中国商务一日不兴，则外国贪谋一日不辍。所以郑观应提出“商战”的口号，认为国家应该以“商战为本，兵战为末”，大力保护和发展民间工商业，与外商争权利争市场，使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抵御外国的侵略掠夺。为此，他们向当权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首先是工商企业如何开办？起初他们赞成“官督商办”的形式，以为这既解决了单纯官办的资金不足，又解决了民办需要政府扶植的问题。可是当“官督商办”企业办起来之后，官从中操纵一切，安插私人，疏于管理，挥霍浪费，腐败盛行，而入股的商人则对企业经营状况无权过问，股息红利给多少是多少。结果这种企业十有八九亏损。郑观应后来坚决主张：“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商办。”其次是工商税赋问题。清政府为筹饷镇压太平天国，特设了一种货物过境税，叫“厘金”，在国内关卡林立，盘剥民间商人最为厉害。而外商却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低关税，得以在中国大肆倾销商品。对此，马建忠提出裁厘金加关税的建议，他说：“洋商入内地持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这种状况应该倒过来，“华商为我国之民，故轻其税赋；洋商夺我国之利，故重其科征”。再进一步则是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律来保障工商业者的权利。陈炽强调政府必须设立“商部”，制定“商律”, “不立商部，何以保商？不定商律，何以护商？”他还提出有必要仿效西方建立专利制度以“劝工”，鼓励民间的发明创造。
王韬较早看出了这个问题。他以为，所有这一切事业，“官办不如商办”，要“任之商，不以官”, “皆许民间自立公司”经营。他说洋务派学西法是“徒袭其皮毛”，所以“委靡不振者仍如故”, “使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议”。马建忠给李鸿章上书说，西方国家的富强，根本在于“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特别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之后，人们更是觉得这20多年“洋务”，并没有使国家真正振作起来。那些当官的只知中饱私囊，贪污捞钱，对企业盈亏没有利益关系。商民百姓则无权无势，任人宰割，其呼声和意见没有上达的途径。要想达到“上下一心”, “君民不隔”，就应该学习西方的议院民主政治制度，这是西方富强的“国本”。何启认为，民心不服，由于政令不平，如果让人民自议其政，自成其令，怎么能不服呢？他建议也像西方那样设立议院，由人民选举议员，由议员制定和修改法令，并决定政令，君主的责任则在于任命官吏去执行政令，这实际上就是君主立宪制度的主张。由赞同引进西方的先进器物和技术，到认清发展民族工商业才能作为其基础；由要求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以保护民族工商业，到对西方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主张制度的改良，到认识人的教养亦即文化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这既是思维发展的逻辑，也是中国社会演进的轨迹。
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大致说来：其一，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其二，要求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其三，主张改变封建的君主专制政体，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君主立宪。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