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吴敬梓对蘧公孙和鲁小姐婚礼尴尬场面的描写，可以理解为“预示”。但是，我更倾向于将它视为一种“隐喻”笔墨或手法。

隐喻，最先是被视为修辞学中的一种修辞格。修辞学中的譬喻格，有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它们都是由于喻本和喻体之间有着相似点构成的，一般都在词组和句子中发挥着作用。但当代语义学认为隐喻是语义选择限制和语义变异的结果。因此，对“隐喻”概念及其理论的探讨首先也是在语言学领域展开。

随着对语言学中隐喻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文学隐喻的探讨也逐渐展开。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是目前探讨比较深入的论著。该著从定义“隐喻”入手，探讨文学中的隐喻问题。他认为：“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把握’，指的是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的总和。所谓‘文化行为’，指的是心理行为和语言行为的总和。就其实质而言，它首先表现为语言现象，却暗示出更具深意的心理现象，而任何心理现象都是文化现象的深层性展示。就其过程而言，它表现了两类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在两类事物或明或暗的联系中生成新意义。”在此理解的基础上，该书讨论了“隐喻视野中的文学传统”——包括隐喻与明喻、转喻、曲喻以及与比兴、典故等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文学隐喻自不同于修辞学中的隐喻，不仅表现为语言意义（修辞和语义）上的比喻，而且往往表现为隐喻意象。例如月亮，往往暗喻着团圆、思乡等情感。在叙事文学作品中，隐喻甚至藏伏在某一段落甚至全篇之中。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和史湘云联句，联句本身富有诗意，但联句的场景却很凄清，特别是林黛玉吟出“冷月葬花魂”的时候，这个清夜联句的场景描写所喻示的人物的情感乃至命运，就越来越清晰了。

蘧、鲁的婚礼，在此前已经得到了铺垫。蘧、鲁两家，一是曾经的南昌太守，一是朝廷的翰林，可以称得上门当户对；蘧公孙和鲁小姐，都是有才有貌，才貌相当。他们的婚礼，在娄府那里，本来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却不料到了鲁家的宴席上，发生了“老鼠掉汤碗”和“小使飞钉鞋”两件很是尴尬之事。小说家吴敬梓完全不是随意写来，而是细细铺陈，让尴尬的场面仿佛目前。如此的笔墨自然隐藏着作者的用意——尴尬的婚礼隐喻着蘧、鲁两人的婚姻的尴尬、人生的尴尬。鲁小姐的满心希望，变成了暗自垂泪；一心作风流名士的蘧公孙最后变成了他原先最瞧不起的八股选家。鲁编修本指望招来一个好女婿，谁知因为生女婿的气而断送了性命。婚礼的尴尬虽然是一个开始，但并不是这些结果的原因，尴尬的婚礼只是“喻示”——而非“预示”——后来一系列的尴尬。

就《儒林外史》整个叙事看，这种隐喻的笔墨，并不仅仅表现在蘧公孙与鲁小姐婚礼描写中，在其他地方，同样可以发现。例如，第三十五回《圣天子求贤问道，庄征君辞爵还家》写庄绍光被皇帝征召，在奏对之时，“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着实难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问，一时不能条奏，客臣细思，再为启奏。’”回到住处后，他“除下头巾，见里面有一个蝎子”。这个细节，庄绍光理解给出了喻体：“臧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接着就是太保公让徐侍郎转达“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的意思，被庄绍光婉拒。皇上看了庄绍光所上十策，欲为重用，征求太保公的意见时，太保公则以他非进士出身为由提出反对意见。果然如庄绍光所言，“臧仓小人”使得“我道不行”。

实际上，精于结构的吴敬梓在小说的第一回就设置了一个隐喻——王冕看星：

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这段文字，既是小说的情节，也是一个场面。在中国古代星相学里，贯索九星是主牢狱之灾的煞星，它们犯了主读书和获取功名的文昌星。本来是平静澄澈的月夜，因为两星相犯，怪风骤起，人禽皆惊，接着是天上百十个小星坠向东南角。作者借王冕之口，说这个星象将会带来一代文人的厄运。从整个小说看，这是一个隐喻意象。用星宿的交合比喻一代文人将被八股科举制所束缚和毒害，用怪风骤起、人禽皆惊的恐怖场面喻示一代文人被八股科举制束缚之苦、毒害之深。

从蘧、鲁婚礼的描写，我们能够看出吴敬梓对隐喻手法的纯熟的运用。从庄绍光奏对时被蝎子所蜇，感叹“我道不行”，以及王冕看星，还可看出吴敬梓在小说中经常运用隐喻的手法。这种手法的运用，体现出作为小说家吴敬梓的莫大用心。对这一手法予以挖掘，或许也是懂得《儒林外史》“伟大”的一个途径。小说中类似蘧、鲁婚礼的场面描写还很多，其中不乏隐喻笔墨，或是隐藏着其他的艺术手法，需要我们做更多细心的挖掘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