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补写与修改：以马纯上为例

在复原《儒林外史》写作时间时，还有一点不容忽略，那就是吴敬梓在写作过程中，还不时根据素材原型的发展，而在小说中加以更新、补写或改写。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方面，作者密切跟踪素材原型的新近变化，甚至在小说人物退场后，仍然不失时机，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更新有关他们的消息。第四十六回交代杜慎卿“铨选部郎”，即为一例，上文已经说过。另一方面，则是回过头来对已经写出的部分做出补写和改写，也就是这里所要探讨的现象。这两种情况的分野未必总是泾渭分明，如果吴敬梓在1745年之前已经写出了第四十六回，那么，其中杜慎卿铨选部郎的消息就是后来回头补写进来的。因此，判断是否补写改写，取决于小说这些部分写作完成的时间。

这些闲谈和评论有时的确只是添加了一些新的信息，或更新人物的近况，提醒读者那些人物的故事还在背景中延伸枝蔓，并没有因为他们从小说的叙述场景中退出，便一劳永逸地销声匿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例子中，更新和补写的部分偶然也给人物命运带来了出人意料的逆转，再次显示出小说叙述随机调整的潜力和与时俱变的开放性。与小说正面叙述平行展开的这一条隐线贯穿了《儒林外史》的后半部，而与之伴随的则是一个内部的回溯视野：小说人物对早已退场人物的只言片语往往与过去的事件相关，这些事件在小说的上文中已经写过，但在这个回顾的视野中，又一次旧事重提，但给予了不同的讲述或评价。于是，看似了结的过去被重新带到了充满争议的当下，再次暴露在众说纷纭之中。吴敬梓并没有借助后见之明，对这些人物和事件做出毫无悬念的总结，并将它们封存在绝对无可更改的过去。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正是他高明过人之处。

马纯上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在第十三回出场，等到第十七回，匡超人从家乡回到杭州，“走到文翰楼问马二先生，已是回处州去了”，马纯上从此隐入小说叙述的背景。但有趣的是，关于他的各种评论和说法这才真正开始。作为一个小说人物，他生活在各种议论和闲谈当中，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关他的闲言碎语不仅没有尘埃落定，反而歧见四起，甚至愈演愈烈，将他投入了新一轮的更大争议。于是，便有了马二先生“后史”，在他本人缺席的情形下，仍然若断若续，不时还搬演得火爆抢眼，精彩纷呈。

关于马纯上的品评议论，分别见于小说第十七回、第十八回、第二十回、第四十九回和五十二等回。限于篇幅，这里仅举第四十九回为例：

迟衡山问万中书道：“老先生贵省有个敝友，是处州人，不知老先生可曾会过？”万中书道：“处州最有名的不过是马纯上先生，其余在学的朋友也还认得几个，但不知令友是谁？”迟衡山道：“正是这马纯上先生。”万中书道：“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怎么不认得？他如今进京去了，他进了京，一定是就得手的。”武书忙问道：“他至今不曾中举，他为甚么进京？”万中书道：“学道三年任满，保题了他的优行。这一进京，倒是个功名的捷径，所以晓得他就得手的。”施御史在旁道：“这些异路功名，弄来弄去始终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迟衡山道：“上年他来敝地，小弟看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秀才出身，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高翰林道：“迟先生，你这话就差了。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武正字道：“难道大场里的同学道是两样看法不成？”高翰林道：“怎么不是两样？凡学道考得起的，是大场里再也不会中的；所以小弟未曾侥幸之先，只一心去揣摩大场，学道那里时常考个三等也罢了。”万中书道：“老先生的元作，敝省的人个个都揣摩烂了。”高翰林道：“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万中书道：“老先生的话，真是后辈的津梁。但这马二哥却要算一位饱学，小弟在扬州敝友家，见他著的《春秋》，倒也甚有条理。”

高翰林道：“再也莫提起这话。敝处这里有一位庄先生，他就是朝廷征召过的，而今在家闭门注《易》。前日有个朋友和他会席，听见他说：‘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直是一条小小的亢龙。’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做亢龙，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这也就可笑之极了！”武正字道：“老先生，此话也不过是他偶然取笑。要说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当初文王、周公，为甚么就引用微子、箕子？后来孔子为甚么就引用颜子？那时这些人也都是活的。”高翰林道：“足见先生博学。小弟专经是《毛诗》，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

这一场面，写得煞是好看：每个人自说自话，心性活现，而不只是评论马纯上而已。但毕竟通过万中书之口，补充了他进京赴选一事。此事出于冯粹中，即马纯上的原型，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进京参加北闱考试，并一举成功。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吴敬梓写到小说第四十九回时，得知此事，便顺手牵羊，写入小说。二是时至1752年，《儒林外史》已经大体完成，吴敬梓听说冯粹中入京的消息后，回过头来在小说的第四十九回加写了一笔。看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更重要的是，小说原型人物的这一新闻，为吴敬梓提供了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于是，围绕着马纯上，他又写出了上面这一段精彩对话，让读者再次遭遇马纯上引发的争议。在这里，吴敬梓的补写恰好与小说内部的回顾视野相一致。对早先出场的人物品头论足，抑扬臧否，构成了小说后半部人物聚会闲谈中一个萦绕不去的话题。久已退场的马二先生因此从过去被召唤回来，重现在这些当下的瞬间上。也正是在与当下的近距离互动中，他被暴露在多重视角的审视之下，并且在众口不一、势如水火的争论中任人塑造成不同的形象。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应该过高估计小说中补写和改写的比重。以吴敬梓当时的书写工具和条件而论，对全书做出全面的调整和修改，都远非易事，更何况大的改动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可能会弄得难以收拾。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作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在小说完成之后，又重新做过系统的修改。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应该说现存的卧闲草堂本仍然大体上保存了小说写作过程中留下的面貌。

谈凤梁指出小说中有关荀玫的部分也有后来补写的痕迹，比如第二十九回荀玫因罪入狱，而“第三十四回再次提到他担任‘盐运司’的官职”。鉴于人物原型卢见曾在1739年因贪赃获罪后，于1754年官复原职，荀玫再次出任盐运使，当为1754年吴敬梓去世那一年补加而成。不过，第三十四回似误，疑为第三十回，但第三十回的这个例子并不足为证：杜慎卿向鲍廷玺打听季苇萧的为人，“鲍廷玺悉把他小时在向太爷手里考案首，后来就娶了向太爷家王总管的孙女，便是小的内侄女儿，今年又是盐运司荀大老爷照顾了他几百银子，他又在扬州尤家招了女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一段对话出现在第三十回开头的部分，与第二十九回提到荀玫因事拿问，相去不过几个月。因此，此处“盐运司荀大老爷”云云，只不过重述其年初坐罪去职前的旧事而已，并无官复原职之意，也绝不可能是作者事后补写而成。

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小说的第四十六回写季苇萧去拜访虞华轩，自称在凤阳府厉公处做幕僚，而厉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门生”。季苇萧在这里重提荀玫，但前后并无交代，似乎第二十九回的风险已经平安度过。究其原因，似仍与卢见曾的生平不无关系。卢见曾于1739年获罪，次年被贬出塞，两年后即召回，授滦州知州等职。或许正因为如此，尽管吴敬梓没有在小说中提及荀玫后来的境况，但写到小说的第四十六回，他或许早就不把上文写到的荀玫罢官遭贬一事放在心上了。无论如何，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已经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原型生平的影响。这一影响潜移默化，有时连作者本人也未必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