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愚钝说——大智若愚，低调做人
曾国藩语录
低调做人，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生存智慧。它是战术，也是一种韬光养晦、寻求生存的大谋略，更是立身于社会，圆润通达、不可不知的方法和技巧。
1.深藏不露，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一个位极人臣、被人称为“圣人”和“完人”的人，难道果真是愚钝的吗？显然不是，这不过是曾国藩智慧的处世之道罢了。
曾国藩不仅不愚钝，还可被称为“才高八斗”。他的“愚钝说”其实是一种收敛，一种蓄志，一种大智若愚。洪应明的《菜根谭》中有句话叫“矜名不若逃名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喜欢夸耀自己的名声，倒不如避讳自己的名声显得更高明。
年少的曾国藩就有很好的涵养，他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一语不和就大动干戈、拳脚相向，他表现出了少年人难得的忍让和稳重。他时常以《中庸》中的“圣者无名，大者无形。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来训诫自己，让自己时时保持低调，即使具备鹰的凌厉、虎的勇猛，也不轻易外露，更不以自己的学识和家世欺人。
他有一位同学性情比较暴躁。有一次，那个同学看到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那里进来的，你的桌子挡住了我的光线，赶快挪开！”曾国藩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桌子移开了。曾国藩晚上点灯用功读书，那个同学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
后来，曾国藩中了举人，那个同学知道了，大怒道：“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其他的同学都替曾国藩打抱不平，但曾国藩自己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跟没事人一样。
曾国藩的一生都保持着如此低调的态度，最终却得到了高人一等的结果。
低调对待他人的敌意，并不是胆小怕事、懦弱、不顾自己的尊严和原则，而是一种自我保护，避免自己卷入更大的灾祸中。事实上，只要不是原则性和危及生命的伤害，就没必要和人一争短长；只要对方的攻击能够被自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没必要大动干戈。你的低调会让对方的重拳如同击在棉花上一般，没有着力点，自然也就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伤害了。
荀攸是曹操的重要谋士，智慧过人，为曹氏统一北方、建立功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官20余年，地位始终稳固，在政治旋涡和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原因就在于他能谨以安身，避招风雨。有一次，荀攸的姑表兄弟辛韬问及他当年为曹操谋取袁绍盘踞的冀州的情况，他极力否认了自己的谋略贡献，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
曹操如此称赞荀攸：“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荀攸与曹操相处20年，深受宠信，也未见有人进谗言加害于他。这都是荀攸懂得收敛锋芒、低调处世的结果。而孔融、杨修虽也有智谋，却因不懂低调做人，锋芒毕露，都不得善终。
如果在做事情时，过早地将自己的底牌泄露出去，就很容易受制于人。无法掌握主动的结果，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聪明人都会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底牌，甚至故布疑阵，施出障眼法来混淆对方。
对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人来说，当实力不足时，最要紧的是积蓄力量。
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曾国藩身处官场，明枪和暗箭随时都可能从任何一个方向射来。所以，从政必须学会低头，尽量减小目标，方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告诉我们的就是上述道理。它指出，君子要待时而动，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人类社会向来都是靠实力说话，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因此，一个人要成大事，就不能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实力，以免成为别人的靶子。隐藏自己，积蓄力量，待羽翼丰满了，才更容易一飞冲天，青云直上。
老子告诫世人：“不自露，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夸，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句话的大意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越众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得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做人也要谨记这一点，深藏不露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2.以退为进是真智慧
很多时候，表面上的前进并不一定就是真的前进，还可能是一种后退；同样，表面上的后退未必就是真的后退，也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而做的一种准备和喘息。
曾国藩一生低姿态行事，却取得了别人难以媲美的成就。他很懂得妥协退让之道，总是在出现危机时，适时做出退让，使自己得以喘息，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机会。这一进退之策，帮助他多次化险为夷，并成功地实现战略反击。
随着湘军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连战连捷，曾国藩以及湘军的名气、地位越来越高。尤其是在攻破南京城后，将士们弹冠相庆，静等朝廷的封赏，有的人甚至口出狂言、居功自傲。但低调的曾国藩此时很清醒，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一方面，他确实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成了朝廷的心病，成了朝廷必须防范的人。他位高权重，拥兵几十万，使皇权受到了极大威胁。所以，朝廷在嘉奖的同时，也采取了排挤、压制的策略。比如，不轻易授予曾国藩集团成员军政实权，并派人监视其军事行动；在军事部署上进行压制，朝廷把由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部署在攻占天京（即南京）、获取扫灭太平天国首功的位置，而让湘军去打那些疲于奔命、劳而无功的外围战；限制湘军粮饷，即使是自筹粮饷，也受到朝廷的多方阻挠。
尽管有一肚子委屈，尽管手下众人叫嚣着背叛，但信奉忠诚的曾国藩没有丝毫反意。当然，他并不愿意就这样受委屈，他也想争口气。于是，他采取了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
首先，他对朝廷的各种打压、排挤都表现出了恭顺的态度，没有丝毫怨言，把所有的委屈都吞进了肚子里，让人看到的始终是一张笑脸，以此尽可能消除朝廷的猜忌之心。但是，朝廷对他封赏的出尔反尔，让他意识到总是退让也并非善策，要以退为进，开始“反攻”。
其次，他从稳定湘军集团内部入手。由于湘军的主要头目几乎都是同乡、同窗、师生及亲朋故旧，兄弟同任头目的现象也很普遍，而各姓之间又往往以联姻或其他方式建立起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曾国藩集团各首脑头目之间彼此瓜连藤绕、沾亲带故，使湘军集团形成了铁板一块，朝廷也不敢轻易对其下手。
再次，他大造舆论声势。湘军自然不敢公开攻击朝廷，但对朝廷所重用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予以贬抑。另外，他们开始“自我吹捧”，为自己争取主动，即使朝廷怪罪下来，也能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借口，巧妙地搪塞过去。
最后，他对“客寄虚悬”的处境极为不满，必欲揽到地方实权而后快。他坐镇湖南，让其部众造言“涤公未出，湘楚诸军如婴儿之离慈母”，绝不服从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调度。咸丰十年（1860）春，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南大营。胡林翼抓住时机大造舆论：“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事不足平也。”他又设法利用郭嵩焘等人打通权臣肃顺的关节，终于达到目的，当上了两江总督。
古今中外的退让，皆以勃发成功为目的，但更明显的共同之处是等待成熟时机的到来。时机不成熟就贸然行动，不但会使隐忍的成果毁于一旦，更会使规划好的宏图大业暴露于敌人的火力之下。
曾国藩经常给家人和下属讲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人，一天，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在家吃饭。一大清早，老翁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午，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在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僵持在那里。
看到这种情况，老翁急忙出门，赶上前去婉言说道：“我家中有客，等着用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我儿子过来，你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
那个人说道：“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贵货，万一沾上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想，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劝告，还不如主动示弱，便说：“这么办吧：我下到水田里去，你再将货担交付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过去，我再将担子奉还。怎么样？”并且当即低下身子解袜脱鞋。那个人见老翁如此，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说道：“既然你已让步，我也没有道理争强，干脆我下田吧。”
结果，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两不耽误，老翁在妥协中赢得了时间。
曾国藩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家人和下属：退让，可以赢得扭转不利形势的机会。军事上有“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的战术思想，一味死守未必守得住，只有顶出去才能让敌人尽可能远离自己的阵地，使敌人有所顾忌，从而牵制敌人的进攻，达到有效防守的目的。同理，为了达到前进的目的，有时候就要做出一定的妥协、退让，麻痹对手，通过迂回策略取得实际意义上的前进。
3.坚守自己的屈伸原则
一个人要想做成大事，不但要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把握时机的能力，以及明确进退的明辨能力。如果光有明确的目标，但是不能把握住机会，那就只能对着目标望洋兴叹了。
为了大目标的实现，我们需要坚守自己的原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进。
当年，曾国藩努力在衡州编练水陆两军，打算在打造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之后，再出省作战，去剿灭太平军。此时水陆两军刚成立不久，还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有限，根本无法和太平军抗衡。
但朝廷却等不及了，正规军的节节败退令朝廷不再抱有希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因此，朝廷不断发来征调谕旨，要曾国藩出兵。曾国藩此时表现出了自己的英明果敢，他冒着被治罪的危险坚守不出。这让咸丰皇帝十分恼火。
当曾国藩面对太平军西征，提出四省联防、合力围堵的措施时，咸丰皇帝便讥讽曾国藩的想法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捧罢了，根本没有能力去打败太平军。
面对咸丰皇帝的嘲讽和压力，曾国藩十分为难：若听其调遣，一段时间以来的心血及努力必将付诸东流；若不听调遣，万一惹怒了朝廷，则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后来，曾国藩分析形势，知道朝廷的大患是太平军，虽然急于镇压，但还需要依靠曾国藩的军队，不至于对他痛下杀手。因此，为了能够最后一举成功，曾国藩在接到谕旨后，依然拒绝出省作战。在陈述其不能出征的诸种理由之后，曾国藩还激昂地表示：
“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臣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钝利败，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迄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皇帝看了奏折以后，深为曾国藩的赤胆忠心所感动，在朱批中安慰道：“成败利钝不可逆睹，然汝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为坚持“志其大得”，不仅拒不执行咸丰皇帝的谕旨，同时也对处于危困之中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等人的求援于不顾。虽然局势急转直下，但他坚持不可草率出省作战，赢得了编练水陆两军的时间，为其日后一举独立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基础。
有时候，退一步便可以创造更好的机会。退让并不代表胆怯、弱小，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是明智的行为。
古人形容“能屈能伸为大丈夫”，可见大丈夫行事，理应有进有退。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地进攻。战斗打起来，就需要军队有韧性，没有韧性的军队终究会失败。
作战如此，生活中为人处世更是如此——“退”是为了“进”，不管怎么退，只要最终的结果是进就可以。这是自我表现的一种艺术，也就是所谓的“暂时的让步是为了更好地选择”。
4.切忌“功高盖主”，学会“急流勇退”
梁启超先生曾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十分中肯、精辟。
曾国藩一辈子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才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了双丰收。同样，他也因为自己的谨行慎思而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了急流勇退，保全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藩面临一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当时，湘军克南京，曾国藩拥兵30万，占据江南半壁江山。而且，此时的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堪称清王朝开国以来权力最大的汉族官员。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足以“功高盖主”了。
曾国藩的部属幕僚均竭力劝进，因为咸丰皇帝临死时，曾留下遗言“克复金陵者王”。但曾国藩却没有说什么话，他只写下了“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算是作答。
曾国藩深知为官之道，他早有“急流勇退”之心。在同治三年（1864）五月的一则日记中，曾国藩的退意已经显露无遗。当时，南京还没有攻克，但曾国藩已感觉到了时局的变化和潜伏的危机。他说出了一番感言：“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曾国藩明白“功高招忌”的道理，他在家丁忧之时曾研读《道德经》，并在该书扉页上写了8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他也感叹：“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最终，功成名就的曾国藩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攻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建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同时，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的去留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引起各方猜忌。但是，他却替他的弟弟曾国荃“专折”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国荃急功贪财、恶名远扬，对这个弟弟，曾国藩最不放心。他曾对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曾国藩还曾题诗一首，既为告诫兄弟，亦为自勉。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自断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了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知足不争，功成不居，不为天下先，这是古代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它强调的是人的知足和甘处下风的品质。
众所周知，刘邦能够夺得天下，韩信的功劳是最大的。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韩信：“功高无二，略无世出。”刘邦建汉之初，对帮助自己夺天下的功臣给予了很大的赏赐。韩信也因为功高盖世，先被刘邦封为齐王，后被改封为楚王。
对刘邦来说，韩信永远是他的心腹之患。韩信功高盖世，是个不容忽视的威胁。所以，项羽一死，刘邦马上便夺了韩信的兵权；公元前201年，刘邦又以谋反罪将韩信诱捕。
比起韩信，越王勾践身边的范蠡则要聪明得多。灭吴之后，勾践大赏功臣，封范蠡为上将军，但范蠡自知“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便装上轻宝珠玉，与家人泛舟五湖，不辞而别。后来又隐居海滨，经商致富。
范蠡引退后，致信给文种。文种和范蠡一起为勾践打败吴王夫差立下了赫赫功劳。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但文种没有听。后来有人进谗言说文种要造反作乱，勾践听信谗言，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当初给我出了9条对付吴国的策略，我只用3条便打败了吴国，剩下6条在你那里，你用这6条去地下为寡人的先王去打败吴国的先王吧！”最后，文种自杀身亡。
同样是功臣，却落得不同的结局。范蠡知道功成不居，而文种却没有及时见好就收，结果落得被逼自杀的下场。
有些人觉得，“功成身退”的思想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安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但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在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将一切名利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还是利，在达到顶峰之后，如果不保持谦虚谨慎，就容易骄傲自满，可能走向辉煌的反面。
张强通过应聘来到公司任职时，部门经理对他有戒心，因为张强各方面都明显比他强。部门经理是自学成才的“土八路”，而张强是海外归来的“洋博士”。张强一上班，部门经理就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弟，我随时准备交班。”眉宇间透露出一丝悲凉。
可张强知道自己的身份，部门经理是上司，自己是经理的助理，他们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且张强也没有“抢班夺权”的歹念。
为了消除上司对他的戒心，张强决定在大智若愚上做点文章。
在业务会上，张强对自己的真知灼见、远见卓识有意有所保留，留下空间给经理做总结。平常，张强尽量表现得“俗”一点，收起了自己的锋芒，凡事都会向经理请示汇报，从不擅自做主，特别是一些决策性的工作，张强都会等经理表态。
有一次，经理出差不在公司，有一笔生意其实张强看得很准，肯定能赚大钱，但他还是向远在千里之外的经理请示，说自己吃不准，请经理定夺，把“功劳”让给经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经理对张强消除了戒心，开始把好多重大的决策权主动下放给张强，使张强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一般说来，大多数人对于在运气、性格和气质方面被人超过并不太介意，却没有一个人喜欢在智力上被别人超过。
当领导的人总是要显示出比其他人高明。因此，当作为下属的你取得了上司得不到的某种利益及好处时，势必会使上司受到冷落，面子上挂不住。这时就需要你有舍得分享功劳的勇气，给上司一些心理补偿，让他得到平衡。
5.身处顺境，更需要保持低调
也许，你会觉得尽藏锋芒很痛苦，但你要清楚，上司提拔你可能要费点力，可打压你却是举手之劳。因此，你要懂得先保护自己，收敛锐气，待时机成熟再锋芒毕露，一鸣惊人，减少中途夭折的危险。
很多人只看到了曾国藩位极人臣的辉煌，而忽略了这辉煌背后的种种艰辛和磨难。曾国藩在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如咸丰七年（1857）被迫闲居家中，同治六年（1867）因征剿不力而被撤职，对他都是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气馁，坚持静待时机。
咸丰二年（1852）底，曾国藩奉旨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兴办团练，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而他面对的却是重重压力，不仅要与太平天国斗，还要同湖南的官员斗，大有四面受敌之感。曾国藩初办湘勇的日子很是艰难。
咸丰三年（1853）九月的一天，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练勇发生了严重殴斗，曾国藩非常生气，想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湖南提督鲍起豹发去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激怒了鲍起豹，他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到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状，气势汹汹地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差点将曾国藩打死。狼狈不堪的曾国藩只得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救。但骆秉章看不起曾国藩，早就对他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身份不满，所以不但不安慰他，反将肇事者放了回去。事后，谣言四起，说是曾国藩插手湖南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他是咎由自取。但曾国藩为了事业，不计较骆秉章等湖南地方官员的拆台、掣肘，低调地与之周旋。
除了湖南的地方官员排挤，咸丰皇帝的不信任也让曾国藩倍感压力。有人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曾国藩一呼百应，跟随的人很多，质疑他是否会割据一方，进而问鼎中原。咸丰皇帝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曾国藩的一肚子委屈只能往肚子里咽。幕宾曾劝他将所受到的湖南地方官员掣肘之事据实上奏，他却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难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如到衡阳去。”他还说：“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点都没错。洪秀全的失败与他不能“忍”不无关系。革命尚未成功，已忍不住开始享乐，学着当皇帝、杀功臣，最后使自己元气大伤，被人所灭。反观曾国藩，兵败、被贬、猜忌、压抑，都没能消磨他的斗志，始终坚持修身养性，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他能在凶险的官场上适应复杂的政治局势，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凭借的正是“低调”。
如果说身处逆境需要低调，那么身处顺境则更需要低调。身处逆境时，所有的困难和问题都已经摆在了面前，有明确需要克服的目标；而身处顺境时，低调更像是一种涵养，也许没有什么摆在眼前的困难，但若其中的某个环节做得不到位，就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
所以，身处顺境时，更需要全身心戒备，因为你不知道困难会从哪个方向来。《史记·滑稽列传》中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祸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得意到了极点，往往就是失意的开始。
明朝初年有个人叫沈万三，是当时的“全国首富”，就连当时的首都南京城，都有一半是他修筑的。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准备重修都城南京。可是由于连年战乱，造成国库空虚，皇帝没有那么多钱，只好向几个大户借钱。财大气粗的沈万三当仁不让，主动表示承担一半的开销。
沈万三的自我感觉特别好，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当今皇上都得靠他接济，这是何等荣耀！他与皇帝的工程同时开工，结果沈万三先于皇帝完工，朱元璋对此感到很不高兴。修筑帝都之后，沈万三觉得“不过瘾”，又申请由自己“掏腰包”犒赏三军。全国军队每人银子一两，总共近百万两。看到这种情况，朱元璋更难受了，他本来就出身贫苦，再加上心胸狭窄，终于由妒生恨，将沈万三发配云南，没收亿万家产。
曾经的荣华富贵一下子变成了过眼云烟，一贯养尊处优的沈万三根本受不了云南的凄凉清苦。身体上的折磨还是次要的，心理上的痛苦更让他不能承受。自己为了大明朝出了那么多的财力，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不出三年，沈万三就在抑郁中去世了。
古人的故事告诫今人，在牢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同时，更不能忘记“高处不胜寒”！
曾国藩认为，低调得讲究方法。真正的智者知道，在得意时更要压低姿态。失意的时候还好说，一旦得意，人会不自觉地膨胀，自我放大，就像一把开了刃的尖刀，好像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自己，没有什么问题自己解决不了。殊不知，这把尖刀随时可能伤害最亲近的人，也随时可能受到意外的打击，折断可能只是瞬间的事。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品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很多人开始向内敛含蓄的方向转变，得意而不忘形逐渐成为人们处世的准则。在人生得意时，一定要在内心给自己划一道警戒线。这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身居高位而沉得住气，才是胸中真正有大韬略的人。记住，矜持低调、克己奉公、不事张扬，只有懂得这些生活道理并真正做到的人，才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