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内省说——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地对待他人

曾国藩语录

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清楚地了解自己，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改变、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1.认识你自己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出自老子《道德经》，意思是“了解自己的情况，对自己有正确的估计”。其中，智，是自我之智；明，是心灵之明。你了解别人，你就是有智慧的；你了解自己，你就是高明的。

曾国藩长于战略规划及组织建设，具体的业务层面不是他的长处。他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颇有自知之明，所以对部属充分授权，放手使用而不包办。这样，部属既有成长空间，又有事业成就感，所以都很乐意为他效劳。

湘军总攻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前夕，曾国藩在前线指挥部视查。按常理，作为统帅怎么都要在总攻前夕表现一番，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午夜时，他执意要回后方。部属请求他坐镇指挥，曾国藩说：“带兵打仗不是我的强项，我留在指挥部肯定会干扰你们的指挥，那样就容易打败仗。”

曾国藩本是个文人，并不懂什么行军打仗的事，他直接指挥过几次战役：靖港之役、湖口之战、祁门之战，每次都是大败亏输。尤其是湖口之战，他差点被逼跳湖自尽，幸好身边的卫兵及时拉住了他。他由此认清了自己在指挥作战方面的不足，此后，他一直致力于调度将领，从不插手具体的作战指挥。

曾国藩前后任用的将领有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宾、李元度、曾国荃、胡林翼等人，这些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战将。

曾国藩认为，做人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更要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且要勇于向别人承认自己的短处。他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弟谓余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诚不免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曾国藩始终不放松对自己的反省，常常以一种自责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体现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

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就要着手去改变、去完善。

曾国藩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注意结交名家，向名家多学习，让自己向他们看齐。他比较推崇的名家有两位，都是当时的理学重要代表人物。一位是大理寺卿唐鉴，曾国藩结识他以后，经常向他请教，并写信告诉友人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自从认识了唐鉴先生，才算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学问。”“听了唐先生的话，我就像瞎子见了光明一样。”

另一位是著名理学家倭仁。倭仁每天从早到晚的言行饮食，都有札记。凡是自己的思想行为有不合乎义理的地方，都要记下来，以期自我纠正。曾国藩还效仿倭仁：每天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都记下来，以便随时反省自己；他还为自己规定了12门课程，每天照着执行；定期将所写笔记送交倭仁批阅。

另外，曾国藩还与当时的一些京师名流学者结识，学习他们的长处。如，何绍基擅长书法诗词，令曾国藩一生都很重视写字和作诗；吴嘉宾学有专长，告诉曾国藩治学应专攻一门。曾国藩非常佩服，写信给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东翻西阅。一集还没有读完，就不换读他集。”

在这些人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学习下，曾国藩无论是性格还是行事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渐养成了沉稳凝重的个性，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可见，一个人只有深入地了解自我，才能有正确判断其他事物的基础。所以说，深刻地认识自己是进步与修身的基石。那么，“智”与“明”二者，哪个又更高一筹呢？智者，知人不一定知己，知外不一定知内；而明者，知己知人，内外皆明。显然，“明”才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具有真正的无限性和客观全面性。欲求真知灼见，必返求于道。只有自知之人，才是真正的觉悟者。

《战国策·齐策》中的邹忌就很有自知之明，没有被旁人的吹捧冲昏头脑。他说：“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这里，他把吹捧者的内心揭示无余，自然不会被“妾”和“客”所欺骗。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监察御史文笔不行却爱好写文章，别人奉承他两句，他就拿出一部分钱财请客。监察御史的夫人劝他说：你并不擅长文笔，一定是那些同事在拿你寻开心。监察御史想了想，觉得夫人的话有道理，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再不肯出钱请客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可怕的自我陶醉比公开的挑战更危险。自以为是者不足，自以为明者不明。自明，然后才能明人。流星一旦在星空中炫耀自己的光亮，也就随之结束了自己的一切。自高必危，自满必溢。胜时就认为完美无缺，成就大就居功自傲，名声高就目中无人。在这方面，古人有经典论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自知之明与自知不明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自知不明的人往往昏昏然、飘飘然、忘乎所以，看不到问题，摆不正位置，找不准人生的支点，驾驭不好人生命运之舟。自知之明关键在“明”字，对自己明察秋毫、了如指掌，因而遇事能审时度势，善于趋利避害，很少有挫折感，其预期值更高，人生道路也更顺畅。

从另一层面上讲，自知无知才求知，自知无畏才拼搏。好说己长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长。自知度越高，求知欲越强。学然后知不足，知然后更求知。掌握的东西越多，越感到自己学识的短浅。知无止境学无涯，因此，自知之明是求知的不竭动力，求知是自知之明的升华。自知之明通过求知改变自己的无知无识，也是使自己达到自尊自重、自律自信、自立自强人生境界的基础。

因此，儒家认为，能够客观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不看低自己，更不看高自己，发挥自己之能又不强己之难，便是一种明白、一种聪明、一种精明。

2.内省是净化灵魂的保证

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就要懂得不断内省。很多研究曾国藩的学者都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曾国藩之所以优秀，不同于其他历史政坛的大人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非常注重人格修炼，通过毕生不断地自省来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曾国藩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理学大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想尽办法来提升自己的智慧。同时，他还发挥自己强大的内省功夫，不断检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找到不足或者不正确的地方，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曾国藩的内省功夫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时时处处反省自己，这就使得他的内心仿佛有一位称职的督察，时刻监督着他的一举一动，让他不敢越雷池一步。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里，每天迎来送往的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重要，而是他在借此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曾国藩留在翰林院。“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喝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写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态复萌。

很显然，一开始，曾国藩的自省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他知道如果不能改掉这样的坏习惯，他将一事无成。尽管会不断地重犯，但他一直在坚持反省。

和同僚的交往固然可以加深了解、沟通，却也会荒废时日。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上午，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他当天的日记中充满了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尽管他力求不忘“戒之”二字，但很快就又犯了。

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了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如此大风的天气中也不能安坐家中，曾国藩的浮躁可见一斑。他也认识到了浮躁的危害，于是决心强迫自己静坐下来读书，却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了自己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他知道这种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几天后，他听说菜市口要斩杀一位武将，别人邀他一同看，他“欣然乐从”，虽然内心很挣扎，但也不好驳了朋友的面子，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虽然没有去，但是心却没有静下来，于是又去了朋友家。他不顾正在忙碌的朋友，非要东拉西扯地闲谈。从朋友家出来，本来已经很晚了，但他仍不愿回家，又到另一位朋友家中，三更才归。他在日记中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他也“目屡邪视”，“耻心丧尽”；赴朋友的喜筵，他“谐谑为虐，绝无闲检”。周身为私欲所纠缠，使得他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便感到隔膜不入。于是，他决定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国藩为了改掉自己的坏习惯，提出了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后来都做到了。

曾国藩认为，吸烟不仅有害健康，还有害精神。他认为：精神要常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他觉得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而吸烟对此有很大影响。

此外，曾国藩还认识到，沉溺于色会妨碍事业。他曾经有“喜色”的毛病，看到朋友纳了小妾就会浮想联翩。为了日后能有所作为，他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他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始终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

当然，尽管曾国藩一意要自立，要与过去的缺点告别，然而，要改过自立何其艰难，其改过自立的过程自然十分曲折。不过，曾国藩刻苦自立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到了道光二十三年，上述的诸多毛病都得到了有效遏止，在新的一年的日记里，很少看到他再为上述毛病而忧心。于是，在新的一年里，曾国藩又致力于纠正忿、欲两大毛病。

曾国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保持一生的内省功夫是强大的助力，他在这种强大的内省中修炼了自己的内心和品德，提升了自己的人生智慧。

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内省历来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荀子则把“自省”和学习结合起来，作为实现知行统一的一个环节。他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朱熹说：“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以上种种，无不说明内省是查漏补缺的最好方法。肯反省才会有进步，要知道“智者事事反求诸己，愚者处处外求于人”。当今极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加德纳强调，内省智能是多元智能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智能。内省智能强的人能自我了解，意识到内在情绪、意向、动机，以及自律、自知和自尊的能力，了解自己的优劣，科学谨慎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3.把“敬”字放在心中

我们常说，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得先尊重别人。在与人交往方面，曾国藩对“敬”字的体会是：“敬”字唯“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三语最为切当。也就是说，无论对方人数多少或年龄如何，都不该轻慢，要多加礼遇，这样做既尊重了别人，同时也体现了个人修养的层次。

曾国藩特别强调在待人接物方面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可以轻慢。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到自己的不敬言行，提醒改正：“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第二年，他记载在酒席中，因为自己太过放肆而自取其辱的尴尬，自己反思道：“席间，因谑言太多，为人所辱，是自取也。人能充无受尔辱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尚不知戒乎！”

除了自身修养的要求外，曾国藩还很重视在家庭中培养“敬”。他在咸丰四年（1854）七月二十一夜给弟弟们的信中写道：“家中兄弟子任，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知风味。”他认为，家人之间互相敬重、互相敬爱，走上社会后才能懂得尊重他人，才能处理好和别人的关系。同时，“勤、敬”门风也会赢得族人、邻里的尊重。

曾国藩不断督促弟弟、子侄们认真践行“敬”的原则，还对自己的儿子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意思是告诫儿子：不但要举止端庄、说话谨慎，还要严格要求自己，有让人尊重的资本，别人才会尊敬你。

在曾国藩看来，在做事方面也应该具备敬畏之心。咸丰八年（1858）九月，他在给自己的手下大将鲍超的信中曾谈到以敬做事的重要性：“足下数年以来，水陆数百战，国家酬奖之典，亦可谓至优极渥。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

“尊重”绝不仅仅只是社交场合的礼貌，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对另一个生命深切的理解、关爱、体谅与敬重，最纯粹，最质朴，也最值得回报。因为一言不慎，或者一个不恰当的举止，引起别人的反感，乃至恶语相向的事情很多，这就是没有“敬人”引起的。你没有尊重对方，戏谑对方，对方自然不会敬重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取其辱。

在现代社会，敬业仍然是一个人成功的必备要素。只有把“敬”字放在心中，才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去做事。“敬”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严肃认真，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别人的“礼”，这种礼包括了对生命的尊重，对对方人格的尊重。

一家生意兴隆的点心店门口来了一个乞丐，他衣衫破烂，身上还散发着一股怪味。当他畏缩着走过来，周围的客人都皱起眉头捏着鼻子，露出厌恶的表情。伙计急忙叫乞丐滚开，乞丐却拿出几张脏兮兮的小面额钞票，说：“今天我不是来乞讨的，我听说这里的点心好吃，我也想尝尝，好不容易才凑到这些钱。”

店老板目睹了这一幕，他走上前十分恭敬地把两个热气腾腾的点心递给乞丐，还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说：“多谢关照，欢迎再次光临！”

这是老板第一次亲自招呼客人，而这个客人却是一个乞丐！店老板事后解释说：“买点心对其他客人而言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而这个乞丐为了品尝我们的点心，不惜花很长时间去讨来那一点点钱，实在是非常难得。我不亲自为他服务怎么对得起他的这份厚爱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收他的钱呢？”旁边的孙子不解地问。老板笑笑说：“他今天是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里的，不是来讨饭的，我们应当尊重他。如果我不收他的钱，岂不是对他的侮辱？记住，要尊重我们的每一个客人，哪怕对方是一个乞丐，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客人给予的。”

这个店老板就是两次被《福布斯》评为世界首富的日本大企业家堤义明的爷爷。后来，堤义明也要求自己的员工像他爷爷那样，尊重每一位客人。

4.戒多言：雄辩是银，倾听是金

很多时候，话说得越多，错误和漏洞就会越多。在我们身边，经常会有一些人，特别喜欢侃侃而谈，无论什么话题都要插上几句，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博古通今似的。这样的人，自以为自己的“博学”会赢得别人的尊敬，其实，只要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会对此不以为然。古希腊有一句谚语：“聪明的人，根据经验说话；而更聪明的人，根据经验不说话。”西方还有一句著名的谚语：“雄辩是银，倾听是金。”

《朱子家训》有言：“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意思是说：居家过日子，不要争斗诉讼，一旦产生争斗，无论胜败，结果都不吉祥；处世不可多说话，话说多了难免有疏漏。《曾国藩家书》中说：“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满口大道理的人，不一定是亲身证得的。一个人做事要有头脑，少说多做，而不是夸夸其谈。

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至真的道理。多言，被曾国藩列为三戒之一。这是因为曾国藩年轻时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经常因为言语刻薄而得罪人。有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倒被别人抓住语病一通讥讽，让他很是尴尬。还有一次上早朝时，他随口说了几句气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引起了同僚们的猜忌，结果搞得大家都疏远他，让他很孤立，也很狼狈。经历过多次类似的情况后，他决心戒除自己多言的毛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七日，曾国藩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他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可是，习惯一旦养成，想要戒除没那么容易。第三天，好友冯卓怀来访，他们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席间，曾国藩和友人交谈甚欢，忘记了谨言的决心，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感到非常后悔，同时也对自己愤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是指言语迟钝，结结巴巴，不善表达；“敏于行”则正好相反，“敏”是敏捷，手脚勤快，反应迅速。意思就是告诉人们，要谨慎地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把思想化为行动，切忌空想、说空话，或说了、想了，却又不去行动。聪明人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道理，所以，他们在说话前会深思熟虑，以免流于胡言乱语而招惹是非；而与之相反的是，聪明人做事从来不会拖泥带水，行起事来往往雷厉风行。

曾国藩谨言的效果是显著的，他多言的毛病也确实改掉了。他从中认识到了慎言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告诫身边的人也要慎言。

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

曾国华战死后，曾国荃成了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一开始，曾国荃不懂得官场规矩，总是多嘴多舌、言出无状。曾国藩得知后，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对于是否北上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而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主张北上攻击太平军的话。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对此很是高兴，在给两个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三代世表序》中‘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

言多必失，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古人尚且对此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交流渠道多样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多加注意。现代社会中，言论虽然较之古时有较多自由，但谨言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在不断修炼中，曾国藩总结出了多言的害处：

（1）多言生厌

话太多了容易让人讨厌，有事没事总在不停地说，好像自己什么都懂，别人都是傻瓜一样。

（2）多言招祸

俗话说“祸从口出”，说得多了，难免会将不该说的、不能说的话都说出来，或者主观臆断，说出的话就好像挑拨离间一样。

（3）多言致败

所谓“守口如瓶”，一个多言的人往往是缺乏警惕性、没有保密意识的人，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全图一时口舌之快，这样会给自己埋下失败的伏笔。

（4）多言无益

话多了伤气，说话太多，对身体没有好处。

由此可见，多言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与其多言，不如多行。我们常说“少说多做”，实干才能出成效，夸夸其谈永远不可能创造出成绩。

5.戒骄气：可以有傲骨，不能有傲气

孔子曾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使人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无论是什么时候，做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都是一个不败的法宝。

曾国藩不仅自己“谦逊”，还常常以此来告诫、约束部下。手下大将鲍超有一次因功晋职时，曾国藩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前次曾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相劝，务望牢记在心。”他还经常以“谦逊”二字教导鲍超说：“观古今以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心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是安心妙法。”又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臬署专以刑幕为重，公事烦琐，不如专心论兵。阅历较实，名望亦隆。文移体制，外任与京秩不同，自宜以谦。”

此外，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视为官场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导致自己的官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

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交勉之。”

写这封信的背景是：他的弟弟曾国潢和曾国荃时常有骄傲的姿态，特别是曾国荃，他在为朝廷建立功勋之后，越来越目中无人。这样的做人态度让曾国藩十分担心，所以他多次借由书信训勉告诫曾国荃，期望他能有所省悟改进。

关于懒惰、骄傲的告诫，在曾国藩的整部家书中俯拾即是。曾国藩曾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又说：“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更多的则是自我检讨：“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

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座右铭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气”和“傲骨”虽只是一字之差，实际上却相去千万里。

傲骨，是不动声色、“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的真实写照；傲气，则是哗众取宠、盛气凌人的绝妙表演，是“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最好注释。傲气是心浮气躁的表现，而傲骨则是人品顽强坚毅的反映。

如果说傲骨是一种气质、风度、人格、素养、知识和道德综合后的存在，是人格的至高境界，那么傲气就是一种浅薄、庸俗、偏狭、夜郎自大的心态，是人性中极为低劣的恶习。而谦逊并非自我贬低、自我否定，而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自我肯定。只有那些肤浅而又短视的人，才喜欢在大家面前粉饰、吹嘘自己。他们总是陶醉在自我营造的一种浅薄、自命不凡的感觉中，这样的人即使得势，也不会长久。

“介子推傲骨拒晋公”、“张良傲骨归山隐”传为美谈；“项羽傲气失江山”、“罗成傲气命不长”让人惋惜。人应该有傲骨，而不应该有傲气，因傲而致败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事情都坏在“傲气”上。

6.积攒独立自主的本钱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谁都想能有一副结实的肩膀，可以让自己稍作喘息，调整心情迎接下一个挑战。但现实却很残酷，越是在关键的进退之际，越不能轻信别人，而要把机会和主动权操控在自己手中。这个时候，唯一靠得住的人只有自己，此时绝不能有丝毫的自卑和胆怯，要勇敢地将平时积蓄的能量释放出来，为自己的未来搏一下。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写的《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感慨，源自一次惨痛的经历。

1862年5月，曾国荃率军在南京雨花台扎营后，就和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人在太平军叛将韦俊的带领下，观察地形。南京城城高池深，以他部下区区2万人马想要攻下来，实属异想天开。因此，他不敢轻举妄动。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城内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部联合起来，将对自己形成合围之势。所以，他一面督促军士在雨花台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的准备，一面派人送信，催促各路人马尽快赶来增援。

很多天过去了，曾国荃没有等到一支人马，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就接到了自己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急忙回家奔丧；他的部将唐训方驻扎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挡在了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遭遇太平军的杨辅清等部，双方展开了血战，也很难到达南京。此时，能够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送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后，急速命令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原本准备立即出发，后来却按兵不动，拒绝奔赴南京。曾国藩知道军情紧急，就再三恳请多隆阿前去支援，但是多隆阿丝毫不为所动。恰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进入陕西，多隆阿的部将雷正绾已经开进陕西去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上奏朝廷请令自己率军入陕，借此机会不赴南京去支援曾国荃，朝廷居然准奏了。

曾国藩得知多隆阿西进陕西后，非常惊慌，急忙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向来和曾氏兄弟不和，这次乐得看湘军的笑话，根本不理会曾国藩的来信，最终使曾国荃之师成了孤军。

这件事情给了曾国藩很深刻的教训，他更加坚定了“危急之时要靠自己”的道理。他知道，要想真正闯过难关，只有靠自己挺住。于是，他决定不再坐等别人的帮助，自己先行动起来，主动出击。

于是，曾国藩组织队伍训练，加强思想建设，看到内湖水师缺乏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他便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他不断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兵、如何列阵打仗。此外，他还花了几天时间，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扎营、作战、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内容。

另一方面，曾国藩也密切关注战事。不久，他就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他还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南京城内太平天国内部政变的消息。曾国藩终于躲过了危机。

太平天国内部政变只是加速了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变，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曾国藩的自救才是最得力的措施。我们可以假设南京城内没有发生政变，那么若真的打起仗来，曾国藩的自救就能派上用场。求救是被动的，还可能白等一场；自救是最管用的，无论什么时候，自救都能够让自己掌握主动权。

危机随时会有，所以才要居安思危。而居安思危不是光想，还要有实际的行动。如何行动？首先要有信心，其次要冷静镇定，最后要拿出得力的措施来，防患于未然。因此，我们需要平时多加强锻炼和学习，提升自己的应变能力，不断积蓄自己的实力。唯有如此，在危急时刻，才能靠自己闯过难关，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