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结构主义在现代心理学的最初形态
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类心理现象或人类意识的专门科学——一直是同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保持密切的联系。显然，人类的心理活动，归根结底，是整个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本身长期发展的产物。因此，要揭示心理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就不能不从哲学的高度去思索问题——即从心理同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揭示心理的本质。反过来说，由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上述特殊性，使它的许多新发现和新成果都直接地对同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发展日趋多元化，出现了一系列相互更替或同时并存的不同学派。这些不同学派的存在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争论，不仅有益于心理学本身的发展，也同时促进了哲学、文学、宗教等研究工作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这些研究领域中新的思想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如上所述，由于心理学同哲学的密切联系，心理学的上述发展趋势更加有利于哲学界中新思想的形成。
在近半个世纪中，心理学的发展基本上沿着六个方向进行：
（1）着重于心理功能的分析和研究，被称为功能论（Functionalism）。
（2）着重于心理联想活动的研究，被称为心理联想论（Associationism）。
（3）着重于人类客观行为的研究，被称为行为主义（Be-haviourism）。
（4）着重于人类心理形态的研究，被称为形态论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或音译为“格式塔心理学”。
（5）着重进行心理分析，被称为心理分析论（Psychoanalysis），或精神分析学。
（6）着重于系统地揭示意识的主要内容或基本结构，被称为结构论心理学（Structuralist Psychology）。
需要注意的是，结构论心理学虽然同结构主义哲学有密切和直接的联系，但它们之间仍有本质的区别。作为心理学的结构主义同作为哲学的结构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必须分开来研究它。
在上述六种心理学学派中，后三种派别对于结构主义哲学的产生具有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影响。现在，我们分别加以论述。
（1）形态论心理学所谓“形态”，实际上已经很接近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德语Gestalt这个词，在翻译的时候可以直截了当地译作“结构”或“构型”。在形态论心理学家看来，复杂的知觉不能简单地用构成知觉的感觉总和来充分说明。当一种心理活动构成知觉的时候，其相关联的部分就合成为“结构”，但这种结构本身并不包含组成它的各部分的特性。在这里，很明显形态论所使用的“结构”概念已不是小学生在学算术所使用的“加、减、乘、除”，不能把“结构”看作是组成该结构的分子特性的“算术和”。所以，量的概念已经不够了，此处需要求助于质的概念。当然，在早期的形态论中，还未能完全克服机械主义的桎梏。例如，在早期形态论者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öhler,1887—1976）那里，对结构所下的定义还非常简单。他认为，“结构”指知觉或行为方面的构型，是指力线（类似于一个电磁场中电流的作用）结合起来的、赋予每一种现象上局部价值的整体。因此，不变动结构，就没有一部分能够被改变，也不能够改变关系网络中的任何一个事物。形态论的这种“结构”概念很可能是由于得到“胚中预成说”（preformationism）的启发，但也可能直接来自经验。这种打上了机械主义烙印的“结构”概念的缺点是：首先它不能说明某种观察到的现象；其次，它对于活动者或知觉者的意向、其他组织知觉和行为能力的解释不够灵活，没有留下余地，死板得很。
这种形态论心理学是从1910年开始形成独立体系的。当时，他们着重研究幻觉现象，这种幻觉是关于运动的虚幻的知觉印象。例如，当两个静止的并在空间上分离的光源短暂地连续闪光时，就可能出现上述幻觉。Phi这个词头，特指那种脱离关于某一对象的知觉而产生的一种纯粹运动的印象。
形态论心理学的创立者是马克斯·威特海默（Max Wertheimer, 1886—1943）、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和前面提到过的沃尔夫冈·柯勒。他们的最中心观念就是：部分的性质是由全体决定的。他们把这一基本原则贯彻于心理学、哲学、艺术和各门科学。因此，他们主张，各种研究工作首先要从整体出发，由上至下地进行。他们反对由部分到整体、由具体到抽象、由下至上的研究方法。上述三位主要代表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由德国移居美国后，在应用其理论于知觉、思维等心理活动的研究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他们的影响下，心理学和哲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形态论”或“构造论”去研究个性、社会心理学和美学。但是，这一理论体系本身尚未充分完备。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后，它的影响越来越小。然而，不管怎样，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不仅曾经推动过心理科学的发展，而且也的确促进了结构主义哲学的产生。柯勒的主要著作《类人猿的精神》（The MentalityofApes），考夫卡的《形态心理学的原理》（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和威特海默的《生成的思维》（Productive Thinking）都对心理的“构造性”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给列维-斯特劳斯等人深刻的启发。
（2）由弗洛伊德创建的精神分析学派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成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个层次，并以这种特殊的构造为基础，说明人类的整个精神活动及其文化形态的变化过程，也同时说明了个人正常、异常或变态的心理活动规律。弗洛伊德用这些理论，成功地说明了原始人的图腾、精灵说、神话、原始宗教、禁忌的产生及变迁，因而为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和改造弗雷泽等人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树立了榜样。
下面分别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关于自由联想和神话的理论和关于图腾的理论，说明精神分析学对于结构主义的影响。
（1）潜意识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按照这一理论，人类和个人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是潜意识。潜意识是人类心理最底层或最深层的结构。在这个最深层的心理结构中，心理因素处于最原始、最生动、最直接和最活跃的阶段。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而结构主义关于心理的自律性、构造能力的观点则更直接地与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学说联系在一起。
潜意识的原始性，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它是指潜意识处于心理发展的最初阶段——从整个人类来看，它是在文明前期的原始部落——民族中存在的心理活动；从个人来看，它是在每个人的幼年期发生的心理。处于这一阶段的潜意识，显然只能具有最简单的性质和能力。第二，它是指潜意识构成全部心理活动的基本元素。换句话说，潜意识如同原子构成自然界万物一样，乃是构成人类一切心理活动的基本单位。
正因为潜意识处于最原始阶段，所以，它是最生动的。所谓“最生动”，包含三个含义：①它是始终不停地活动着的；② 它的活动是毫无掩饰的，采取了赤裸裸的形式；③ 它是最有力量的，任何对于它的压制，只能造成它更大的反抗。
弗洛伊德在他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00）等著作中，用大量材料说明潜意识的上述生动性。透过潜意识的这种生动性，可以看到心理的许多最基本的特征。从弗洛伊德的论述中，列维-斯特劳斯看到了心理主动的创造能力，这是他在创造结构主义时的一个主要思想观点。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潜意识压在心里的最底层，受到在它之上的意识层的严密控制和监督，使它经常无法直接地表现出来。有时，它千方百计地利用意识层的缝隙（如利用睡眠时，意识控制能力减弱的机会）而表现出来，于是就形成梦、神经病、无意识动作等在常人看来荒谬绝伦的事物。
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并非一切潜意识活动都是荒谬绝伦的、非理性的、无逻辑性的。潜意识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其说是非理性的，毋宁说是性欲的。弗洛伊德说，所有的人，从小都在心理深处潜伏着“性原欲”（Libido），它是心理活动的原动力。在幼儿阶段，性原欲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因此，个人心理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要经历所谓的“俄狄浦斯情动期”阶段——男孩爱上母亲，女孩爱上父亲。但在进一步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各种教育，在个人心理活动中会慢慢地形成“非自我”或“超我”（Superego）的意识。它可以经由一种道德力量控制“性原欲”，这种道德观念的总和，就是所谓“原我”。如果这一心理转折过程受到阻抑，就会在个人心理深处遗留下一个“疙瘩”，它像难解的“结”一样，始终伴随着人的心理活动——在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心理疙瘩就会演变成精神病。弗洛伊德把这种心理疙瘩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一名称取自古希腊著名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495—406 B.C.）的同名悲剧《俄狄浦斯王》（OedipustheKing）——据说，就在这一悲剧中，俄狄浦斯王亲手杀死了父亲而娶了母亲为妻。
当然，在晚期，弗洛伊德学派不再把力比多（Libido）归结为性原欲，而用“生的本能”（Life Instinct）来代替它。这概念的变化，表明精神分析学派企图纠正自己在理论上的片面性——过分强调性欲的作用。但不管怎样，这种潜意识的心理结构理论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斯特劳斯的思想。
（2）关于自由联想和神话的理论是在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自由联想”，是一种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在弗洛伊德看来，一切精神病的发病机制，如同梦的发生一样，乃是由于受压抑的潜意识冲破意识的控制而任意活动的结果。在正常人那里，如前所述，潜意识得到了意识的控制，只能在合理的轨道上发生作用。正常人的意识经过由童年至成年的漫长训练和发展，有足够的力量操纵潜意识，使它们沿着符合理性和逻辑以及符合一般人生活习惯的轨道发生作用。但是，如果人的心理成长过程遇到特殊的打击、挫折，意识的能力就受到破坏，它也就无力控制潜意识的活动。人在精神病发作时，会无意地重演幼年时期的某些动作，或演出与性欲活动有关的动作就是一个例证，说明潜意识已经不再受意识的控制而自发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主张让潜意识的活动尽情地表演出来——它要表演什么就让它表演什么。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医生正确地把握精神病人的发病原因，发现哪些受压制的潜意识活动的内容，然后，才能针对这些原因，对症下药或进行必要的精神上的诱导。
后来，弗洛伊德把自由联想法加以更广泛地应用，扩展到文学创作上，以及一切有益的精神想象活动领域。弗洛伊德认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应该让潜意识毫无障碍、毫不受压制地进行自由活动，就像治疗精神病人时所采用的“自由联想法”那样。弗洛伊德的这一主张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环节：第一步，让潜意识像脱了缰绳的野马那样，毫无拘束地奔驰在广阔无际的想象天地中。在这时候，潜意识越是自由，想象活动越是丰富，文学艺术的创作思想和内容也就有生动而令人惊叹的情节；第二步，作者在放宽对潜意识的控制时，要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收紧缰绳，驾驭潜意识，使它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停止下来。这第二步乃是作家和艺术家不同于妄想症者和精神病人的地方，也是优越于他们的地方。妄想症者和精神病人没有自制能力，以致潜意识永远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变态的心理活动，是任何作家和艺术家所不可取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曾引用德国作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关于文学创作的一封信的内容，指出有些作家失败的原因在于不懂得在必要的时候放松意识对于潜意识的控制。同时，他在同一本书也指出，作家在潜意识尽情活动之后应该顺着回到意识界的正常道路，及时地清醒过来，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既保持生动性，又保持合理性和逻辑性。
自由联想的方法实际上早在原始人那里就已被应用于神话的创作中，原始民族的神话故事保持着丰富而生动的内容，对儿童和成年人具有永久的魅力，就是因为它们是潜意识进行自由联想的结果。这些神话，经历几千年的流传，仍然能感动每一个人，就是因为它们扣住了人们的心弦，而这个心弦的基调，不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是一样的，即以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为基础。弗洛伊德指出，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TheTragedyofHamlet）中，哈姆雷特并没有杀死他的杀父仇人，就是因为那个仇人干了他自己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与他的母亲通奸。
在弗洛伊德看来，所有的神话都表现了潜意识的活动内容。列维斯特劳斯从这里发现了一条贯穿于一切神话类似于潜意识的基本结构。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这个问题。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提示一下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论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自由联想方法有密切联系。
（3）关于图腾和禁忌的理论也是使弗洛伊德同列维-斯特劳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思想桥梁。弗洛伊德在1914年发表了《图腾与禁忌》（TotemandTaboo），将他的潜意识理论及精神分析学应用于对原始民族的文化、习俗及图腾观的研究工作中。在这本书中，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在创建结构主义时所发现的那样，弗洛伊德高度地评价了弗雷泽、泰勒和威廉·史密斯等人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我们将会在以后发现，列维-斯特劳斯之所以能吸收弗雷泽等人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弗洛伊德影响的。
弗洛伊德发现，尽管各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对象千差万别，但他们的图腾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弗洛伊德说：“图腾，显然是父亲形象的一种自然取代物……图腾制度，就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儿子们与父亲的一种契约行为。因为就图腾而言，它提供了一位父亲所能提供给儿子们的一切幻想——保护、照顾和恩惠，而人们——父亲的后代则保证尊重其生命。”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父亲和儿子之间都曾经有过共同的情人——儿子的母亲。因此，在心理上，儿子同父亲之间是有矛盾和对立的。但是，维持家庭和整个社会存在的利益，使儿子们能压抑内心深层那股企图占有母亲的情欲——道德的力量使儿子们反省和懊悔。所以，对于图腾的崇拜似乎表达了儿子们对自己以往敌视父亲的懊悔。所以，弗洛伊德在书中说，儿子们“对待图腾的方式似乎已超出纯粹的懊悔心理。事实上，他们已企图以此种与父亲取代物间的特殊关系来减轻其内心之罪恶感，同时，改善与其父亲的关系。……进一步，图腾观实际上又包含了一种自我审判的意味在内：如果父亲像它一样对待我们，我们就绝不会杀害他。因此，图腾观的出现使整个事情和过程罩上了圆满的气氛，也使人们逐渐忘却其起源。”
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的重要意义并不在其具体内容，而在于它为后人指明了一个探索方向——不管这一探索方向的结果如何，它毕竟可以从一个侧面发现某些真理。斯特劳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方法，他像弗洛伊德一样，企图在不同的神话和图腾中找出那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其结果是找到了一个新东西，即“结构”。
（4）结构主义心理学尽管与结构主义哲学一样以“结构主义”标榜，但我们仍然有必要把它看作是结构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所发生的一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它毕竟是结构主义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种萌芽形式而已。在这一方面，我们要着重介绍结构主义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的前期心理学观点（他的后期观点留待本书稍后部分去论述），因为他的前期心理学观点也直接成为结构主义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文化前提。
皮亚杰最重要的贡献是对于人类智慧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英国初等教育的改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心理学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皮亚杰在自己前期的主要著作《儿童智力的起源》（The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1952）中仔细地研究了儿童智力的发展。他大部分研究的工作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的。
他认为，人的脑子和神经系统是人类用来适应周围世界的工具。这种适应（adaptation）包括皮亚杰称为“同化”（assimilation）和“容纳”（accommodation）两个过程之间的微妙均衡。同化过程是当儿童们在周围环境中遇到了过去没有经验过的新事物时发生的。譬如说，一个幼儿很可能会把猫称为“狗”。在这种场合下，他显然是用“狗”这个概念——即一个有四条腿和一条尾巴的毛茸茸动物——去“同化”那只猫。又譬如说，一个刚刚会叫“爸爸”的孩子可能会把同他爸爸年纪相近的别的男子称为“爸爸”，在这种场合下，这位幼儿显然是用他所理解的“爸爸”这个概念——即和他爸爸相似的男子——去同化别的成年男子。适应过程是当一个儿童遇到新环境迫使他修正原有的观念，适合于新环境时候生的。譬如说，假如有一个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儿童看到父母事先在圣诞树上挂上礼物时，那么，这个儿童会容纳这种新的情况，修正他原先认为圣诞礼物是圣诞老人给予的习惯观念。又譬如一个调皮的儿童反复哭闹后，并未出现父母吓唬他时提到的那些“魔鬼”、“老虎”、“豺狼”，他就会使自己容纳新的情况，修正他最初几次有过的那种唯恐遭到魔鬼惩治的想法，从而使父母原有的威胁性语言失去效力。皮亚杰认为，智慧就是这种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
人的脑子，作为适应环境的工具，从婴儿到成年的成熟过程中，须经历许多不同的阶段。皮亚杰把人类智力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感觉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前起动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具体起动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和正式起动阶段（the stage of formal operation）。感觉运动阶段是从出生开始到18个月左右。皮亚杰认为，在这一阶段，只有当婴儿看到一个物体的时候，才能想到这个物体，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任何物体的观念。这也就是说，在婴儿的心里，关于一个物体的观念是随着该物体对婴儿感官的刺激的同时产生和消失的。当婴儿看到一个洋娃娃并竭力想伸手接触它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洋娃娃遮起来，婴儿也就停止伸手。可是，随着这个阶段的发展，婴儿的思想也就逐渐复杂起来。他开始在遇到新的情况时作出尝试。他慢慢地得出物体持续存在的概念，并开始试图打开遮盖物找寻底下的洋娃娃。
前起动阶段是从儿童学习用言语表示物体的时候开始的，直到七岁左右。在这一阶段，儿童是极端自我中心的，因而往往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们往往还有一种倾向，即用物体作为别的事物的物征。例如，处于前起动阶段的儿童可能会把一块肥皂当作一只船在澡盆里推来推去，或者爬进一个硬纸盒，以为盒子是一座碉堡。在这一时期内，儿童们多半只靠事物的外表和现象来判别物体的性质。他们尚不能理解液体和固体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变形。皮亚杰曾经做过一次著名的“守恒”实验（“conservation”experiment），让一个前起动阶段的儿童观看一个人把有颜色的水从一个矮而阔的玻璃杯，注入另一个高而窄的玻璃杯中。由于高而窄的玻璃杯中的水平面比较高，这个孩子竟认为水的容量增多了。
具体起动阶段是从七岁到十一岁。这个年龄的儿童已经懂得量的守恒以及各物体间的关系。他们开始懂得“较大”、“较小”、“较亮”或“较暗”等表示相对观念的词汇。处于具体起动阶段的儿童已经学到了许多用以适应周围环境的重要规律，但他还不能应付抽象的推理。这种能力在前述“皮氏心理发展模式”的最后阶段才展现出来。
最后一个阶段，即正式起动阶段，从十一岁起，约莫到十五岁止。这是形成成年推理的前奏。这一阶段的青少年，可以用抽象概念进行思维，并可以思考各种假设的情况。他也能够推测本人的行为及其他人的行为后果。
皮亚杰认为，如果一个儿童在某一发展阶段内未能获得足够的经验，他在下一阶段的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甚至可能妨碍他达到一个成年人所应具备的智力水平。另一方面，如果使儿童在一定阶段内取得较丰富的经验，将有助于他在以后阶段的发展。
另一位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1915—2016）和他的助手们确定并区分了三大类推理过程，其前后相互关系在许多方面同皮亚杰的区分相类似。不同于皮氏理论的地方是：布鲁纳所划分的三个阶段都具有积极主动的特点，而且都有许多成年人思维的成分。同时，在布鲁纳看来，前后各阶段之间并不是相互更替的关系。
哈佛大学的伯顿·怀特（Burton White）也在幼儿医院里反复做了许多次实验。这些实验所考察的，是同一环境下进行的不同实验，会使幼儿的心理发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怀特发现，对幼儿的视觉进行多种训练，使幼儿看到丰富的对象，就会加速产生和改变许多幼儿的某些重要特征。这些实验使幼儿的这些特征比在普通环境里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更有趣的是，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库恩（Alfred Kuhn,1885—1968）认为，人类心理的每个发展阶段所获得的大部分经验，包含着下一阶段心理活动的“密码”（Code）。在库恩看来，我们对周围形势的反应并不只是立足于当前的认识，而是以当前认识和贮于大脑中的先前认识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当前的感性信号如同导火线，对大脑中的有关记忆起着点火作用。举例说，当我们得知海豚是哺乳动物的时候，就同时获知有关海豚的习性及其进化的大量生物学知识。
库恩认为，我们建立自己概念的过程，就像各门科学建立它们的概念体系一样，我们把过去大量的认识归纳到各类概念和范畴中去，然后，又规定出这些概念和范畴的相互关系，以建立更高一级的概念体系。有时，我们所制定的概念同当前的认识发生一定的矛盾，于是就逐渐地修正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并重新加以分类，使之变成更新更有用的概念，这些概念是我们理解知识的钥匙。
以上所简略介绍的，是皮亚杰、布鲁纳、伯顿·怀特、库恩等人的结构主义心理学的某些重要内容。这些理论虽各有不同，但都一致地强调人类心理发展的某些基本模式。这些模式，实际上是“结构”的同义语。这就是说，人类心理活动都遵循着一定的“结构”，而各种心理功能，不过是这些“结构”的客观效应。心理学的基本任务无非是揭示那些规定心理活动规律的内在结构——或者“模式”，或者“密码”，或者是“概念体系”等。
结构主义心理学的上述研究成果，连同形态论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成果一起，被列维-斯特劳斯等人所吸收、转化成为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我们将在以下几章中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在论述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反复地引述了形态论、精神分析学和结构论心理学的概念。在许多地方，列维-斯特劳斯毫不加修改地照搬弗洛伊德等人的词句。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上述各心理学派的理论作为“先驱者”，结构主义哲学就很难形成，或者不会那么快、那么完备地形成世界观体系。
如前所述，由于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心理现象，而人的心理现象又密切地与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人的社会生活及人类文化相联系，所以心理学的上述发展情况及其对于结构主义哲学的影响就更加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