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现代西方哲学对“结构”的探索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质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它的特殊点并不在于它提出了“结构”的概念，或者是它对世界结构的探索，而是在于它对“结构”所提出的特殊看法，以及它探索世界和社会结构的那个特殊方法。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在《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ofNature）一书中概述了西方哲学从古代到近代所经历的、探索世界本质的过程——这一简单过程的基本特点是：人们从整体观察的方法过渡到个别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往往着重于从世界的整体结构去说明它们的本质。这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因为在古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那么深入，以致只能概略地说明它最一般性的特征。科学文化的不发展，限制了哲学家和科学家去深入解剖和分析事物的内部结构。

随着历史的进展，生产力和科学发展了，人们的认识能力也加强了。于是，人们不满足于古代的一般性、总体性的认识，试图深入事物内部，去发现更为细致的本质。为了这样做，人们不得不将整体分割成各个部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正是人类文化进步和人类认识能力加强的象征。正是在深入分析的情况下，人们发现了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更为内在的奥秘。这一分析过程的深化，反过来同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但是，到了现代，大约从19世纪末开始，人们在从事深入分析的同时，慢慢地忽视了各部分、各片段间的内在的、客观的联系。

在各门学科中，越来越发展一种分工太细、只讲局部、不讲整体的所谓“原子论”倾向，以致难以从事综合性的、有系统的研究，其结果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因小失大。

在哲学领域中，从19世纪末开始，各种各样的“分析哲学”越来越兴盛。当然，我在这里使用“分析哲学”是就其广义而言，而不是特指流行于英语国家的现代分析哲学。从19世纪末开始，依次流行于西方哲学界的新康德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论、经验批判主义、语义哲学等，都可以纳入这一范畴。他们的通病是抓住世界上的某一领域的、局部的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概括，然后得出一个关于整体世界的一般性结论。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哲学家们从某一个特殊领域（例如逻辑或语言）中分析得来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整个宇宙。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西方哲学在陷入分析局部的泥淖时，也同时隐含着克服这一倾向的可能性和前提。下面，我们分别从新康德主义、逻辑原子论和语义哲学三个方面，说明结构主义形成的哲学前提。

1．新康德主义对结构主义哲学所作的思想准备

新康德主义发端于德国哲学家李普曼（Otto Liebmann,1840—1912）在1865年发出的口号：“回到康德去！”这一学派于19世纪末兴盛于德国，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 1828—1875）、柯恩（Herman Cohen,1842—1918）、纳托尔普（Paul Natorp,1854—1924）、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以及法国的雷诺维叶（Charles Bernard Renouvien,1815—1903）和英国的亚当森（Robert Adamson,1852—1902）等人。他们面对着旧的形而上学在解决世界本质问题上所表现的无能，着重地发展康德哲学中的先验论认识论（Aprioristic Epistemology），并主张在所谓“精确的科学”——即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论证先验论原则。

新康德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它的先验论和哲学的“科学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看到的，结构主义者都是先天论的鼓吹者，同时也极力主张将哲学“数学化”和“符号化”。

新康德主义者站在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摒弃了康德原有哲学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把康德所说的“经验”和“物自体”彻底地加以“清洗”，变成为纯先天的因素。赫尔曼·柯恩在他的《康德的经验理论》（Kant'sTheoriederErfahrung）一书中极力论证：只有先天的原则才具有“普遍性”，只有数学和物理学原则才是“先天的综合判断”。他把经验事实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加以绝对化，否认在特殊和个别之中会包含着普遍性的因素。

实际上，柯恩等人和历史上的一切先天论者一样，只是遵循着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原则——即非此即彼——去论证先天论原则的“存在”。他们认为，只要否定了经验的普遍性和现实性，就自然而然地论证了先天原则的普遍性和现实性，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直接论证先天原则的普遍性和现实性。

有时候，他们也试图直接论证先天原则的存在，但他们往往以切断经验与普遍原则的联系为前提。他们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普遍性原则，归根到底，都是与经验有关。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简单的数学运算就是从千百次的日常实践中总结抽象出来的。随着实际经验的不断丰富和抽象能力的增强，人们才逐渐得到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原则。在最抽象的数学原则与最简单的经验现象之间，存在着许多层次的抽象过程。这些过程可以给那些数学原则蒙上一层脱离实际经验的假象，使人们往往“忘记”它们最初起源于最简单的经验现象的历史事实。

先天论的哲学家们有意切断数学原则与经验的联系，夸大了数学原则相对独立于经验的性质。正是新康德主义者这种先天论的论证方法，成了结构主义先天论的出发点。

结构主义哲学家斯特劳斯等人搜集了社会中带有普遍性因素的“关系”，夸大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肯定它们是“固定不变”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断言，在人的理性王国中，存在着某种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基础。这是结构主义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结构主义是先天论哲学的一个派别。它不同于其他先天论哲学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用“结构”作为先天论哲学的中心概念。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先天论的拥护者不乏其人。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先天论体系，但其理论体系几乎都同新康德主义相联系。众所周知，自新康德主义之后，西方哲学史上先后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先天论哲学，他们是：马赫主义、逻辑实证论、内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先天论原则把他们联结成历史性的共同体。我们在考察结构主义哲学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它的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先天论原则，因为这是它最基本的“结构”；抓住了这一基本结构，就可以看出它在现代哲学史上的历史渊源。

新康德主义在先天论基础上，极力推崇数学原则的普遍性。在新康德主义之后，受它的影响，把注意力转向数学原则的哲学流派包括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论等。他们认为，既然数学是最典型的先天知识，那么真正“科学”的哲学体系也就必须依赖于数学的论证方法。

结构主义由于以先天论原则为基础，同样也试图用数学方法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列维-斯特劳斯就强调将结构主义的社会人类学进行“数学化”的重要性。

结构主义者的“数学化”方法，并不意味着他们企图把经验的社会事实本身加以“数学化”。他们提出“数学化”的真正用义，只是促进结构分析，使它成为认识社会现实较好的工具和手段。

我们以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亲属的基本结构》一书为例，来说明结构主义是如何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完成哲学的数学化。

列维-斯特劳斯在那本书中对大洋洲的默京人（Australian Murngin）的亲属系统进行了研究，并加以“数学化地概括”。关于默京人的亲属结构，除了斯特劳斯以外，其他的人类学家也曾进行过研究，他们是：美国社会学家瓦纳[W.L.Warner，见瓦纳所著《澳洲默京人亲属结构的特征和功能》（Morphology&Functions of Australian MurnginType of Kinship），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American Authropologist）第三十二卷第二册和第三十三卷第二册]、劳伦斯、默多克[W.E.Lawrence and G.P.Murdock，见他们合著的《默京人的社会组织》，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AmericanAuthropologist）第五十一卷第一册]、拉德克里夫-布朗[见布朗所著《默京人的社会组织》，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AmericanAuthropologist）第五十三卷第一册]以及埃尔金（A.P.Elkin,1891—1979）等人。这些人曾经认为，默京人的亲属结构可以归纳为七级系统或不到七级的系统，或者是四级系统、三级系统等。

斯特劳斯认为，在前人研究亲属结构的各种方法中，他最欣赏的就是用数学方法去研究人类学问题。斯特劳斯还认为他们用数学方法研究亲属结构的结果，就是向人类学提供一个统一的概念——“交往”（communication）。“交往”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是用来寻求那些构成社会文化的“意义”（meaning）或“象征性意义”（symbolic meaning）的起源，探索这些“意义”间相互混合的过程，研究社会群体创造这些“意义”的能力以及社会群体仰赖这些“意义”的结果。大多数社会学家承认，通过语言而进行“交往”是形成社会的先决条件，尽管他们或深或浅地探讨了“非语言的交往”（non-verbal communication）的可能性。

斯特劳斯高度评价“交往”这一概念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说，“交往”这一概念“使人类学可能把各种类型的不同研究结合成一种统一的研究，并同时为同一方向上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手段。”（《结构人类学》第一卷）

斯特劳斯还说：“在社会科学中，结构研究是数学现代发展的间接成果；数学的现代发展与传统数学相反，不是着重于量的观点，而是更强调质的方面。……”（同上书）

在斯特劳斯之后，越来越多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逻辑——数学技巧和表达方式，并以此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哈拉里（F.Harary）坚持以适当的手段把社会研究的素材加以数量化，促进结构分析。此外，基尔包德（G.T.Guilbaud）在研究安布里姆（Ambrym）亲属系统时曾经使用了代数手段，霍夫曼（H. Hoffman）在研究印第安人的波尼（Pawnee）体制时也应用了符号逻辑的方法。

在巴黎的结构讨论会上，列维-斯特劳斯主张，未来进行社会研究最重要的方向——变形律的发展，最终将取决于人类学家们应用代数公式表达“结构”的能力。

结构主义在先天论和哲学数学化方面的上述努力，都是以新康德主义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的。

2．逻辑原子论所进行的“结构”分析

逻辑原子论应用一种特殊的“哲学分析方法”，说明构成“实在”的“事实”的本质。英国哲学家罗素（Betrand Russell,1872—1970）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对于“实在”的“结构”进行富有独创性的分析，对于结构主义哲学的形成尤其具有突出的影响。

罗素认为，一切哲学命题都可以分析成其他更为简略的命题；经分析而获得的简单命题将揭示“事实”的“真正结构”。维特根斯坦也认为，“一切命题都是基本命题的真理功能”（all propositions are truthfunctions of elementary propositions）。这也就是说，一切命题都可以还原为构成结构最简单的“原子命题”。而按照罗素和维根斯坦的意见，这些“原子命题”就是单称的肯定判断，它们是由最简单的实体在逻辑上的真正名称及其属性所组成的。所谓哲学上的分析，就是展示各种类型的原子命题来揭示世界的“结构”。

逻辑原子论所进行的上述“结构”分析，表现了20世纪哲学家们决心采用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去探索世界的本质。在罗素等人看来，像传统哲学家那样抽象地探讨“形而上学”的问题，已不符合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也是无济于事的摸索过程。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科学研究分工越来越细致。各门学科的研究人员，为了深入探索事物的结构及其本质，不得不把世界分割成各个独立的部分，然后，又在各个部分中再分割出更多的小部分。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深入揭示事物的内部结构。

但是，长时间的分工过细，又养成研究者一种孤立地、片面地分析事物的习惯和思想方法，以致越来越多的人忽视了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性，只停留在各个部分的分析工作之上，不再进一步考虑各个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逻辑原子论者的贡献就在于：他们不仅把分析的方法导入哲学研究中，而且还向人们提示这种分析方法可以进行到多远的程度。逻辑原子论者强调了分析的重要性，同时也在应用分析方法的过程中，发现了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罗素在分析事物的逻辑结构工作中，发现全称否定判断是难以简化成最简单的“原子命题”。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一书中明确地主张：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他认为，分析之所以可能乃在于世界结构的系统性或总体性。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状态都是一条由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或“链条”；它们处在特定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也就是这些状态的“结构”，它们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3．语义哲学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及结构主义的影响

语义哲学最初由逻辑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 1902—1983）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这位原籍波兰的美国逻辑学家集中地研究了“真理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ruth），而这跟以前流行于逻辑界的下述观点是相对立的，即：一切有关语词含义的逻辑和哲学方面的问题，都只能在造句法或措辞法（Syntax）的范围内去研究。由塔斯基所否定的后一种观点，显然只把问题局限在语词的相互关系上。塔斯基打破了这个局限性，主张研究语词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语词及其描述的对象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这些关系之中就包含着能够揭示事物本质的内在结构。

由塔斯基所开创的新研究领域，为原籍德国的美国哲学家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所发展。他认为，关于“意义”（meaning）的哲学理论应该包括造句法和实用的两大部分。因此，它当然不仅要研究语词间的关系，而且要广泛地研究语词含义对于它的使用者、使用环境及其使用目的之间的依赖关系。卡尔纳普用“符号学”（Semiotics）这个新范畴来囊括上述三方面的内容。

语义哲学的上述研究成果促进了结构主义者把索绪尔等人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观点移植到哲学领域中，加速了结构主义哲学的形成和体系化。

综上所述，在结构主义哲学形成以前，西方哲学已开始对世界的“结构”进行新的探索，并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