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日出东方(2)

那时的中国人着实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沉醉和狂欢了一阵子，但是，现实让他们很快地失望了。“大清帝国”的黄龙旗飘落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升起了，但封建统治的基础却依然根深蒂固。夹缝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从娘胎里就带来了软弱性，他们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土崩瓦解之后，竟然迷惘踌躇，止步不前。于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下，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转瞬间落到了前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手中。从此，北洋军阀代替了清朝王室，水深火热换成了火热水深。袁世凯上台之后，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在这种局面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愈发贫弱，百姓更加陷入苦难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辛亥革命最后以“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结局而告失败。严酷的现实说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旧在煎熬中痛苦地挣扎。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4]

辛亥革命为什么最后归于这样的结局呢？究其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太软弱。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能力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热切地期望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但又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小心翼翼地试图不正面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同样，他们憎恶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但又以为只要把民主共和国的政体建立起来，各种问题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根本不想也不敢触动中国封建势力的庞大经济基础，更不可能发动农民在农村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大变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它在这场革命中，必然不能提出明确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必然脱离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必然形不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农民斗争、资产阶级改良以至资产阶级革命，各种惊心动魄的斗争，都相继画上了痛苦的句号。一次次地反抗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饮恨黄泉，许多活下来的人仰望苍天。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五四曙光

旧路走不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而新文化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辛亥革命之后，一个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痛定思痛，苦苦思索着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那时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不足以救中国，还要有新的觉悟，欲救国，必先启蒙。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于9月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的风暴。

新文化运动初期，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腐学说之囹圄”[5]。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进步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在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据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科学除狭义的自然科学外，还指广义的社会科学，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这场启蒙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传播和接受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新思潮创造了条件。

那时的许多人认为，中国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强盛，就得走西方文明之路。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6]。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

当中国人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让世人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一件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宣告了中国的北方邻国——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这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对中国先进分子的震撼同样是巨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于冲破封建主义的思想牢笼，确曾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到20世纪初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日益暴露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的新途径，去寻找新的挽救中国的思想武器，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不仅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俄国地大人多，经济文化落后，国情与中国有许多近似之处，这就不能不对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给中国的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他们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也逐渐成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具有顽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它又比农民更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具有更开阔的眼光。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成长，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另外，这时还形成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在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这场新的人民大革命，是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的。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会议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竟然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集会。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由此掀起的学生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

正在这时，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一些地方的农民也参加了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迫于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未敢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以实现。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的过程，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程度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这种揭露不仅仅限于日本，而且也包括对英、美等国。由于这个原因，就从根本上使人们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同时，五四运动给予中国封建势力以极大打击，造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形势。五四运动的直接打击对象是北洋军阀政府，而这个政府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五四运动以其广泛的群众性向封建统治势力宣战，比起此前的革命运动对封建势力的忍让、退却，就大不一样了。

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人们从五四运动高潮的兴奋和激动中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思考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于是，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为人所注意，以至流行一时。但当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报纸杂志上纷然杂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流派，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经过反复的比较和鉴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聚集在一起，结成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7]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杨匏安、李达等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同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强调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并“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8]。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于1919年7月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于1920年四五月间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巴黎和会与苏俄宣言，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前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愤慨，后者则引起中国人民的惊喜。一些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抱有幻想的人，从这种对比中放弃了原来的迷恋。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李大钊继续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辛勤耕耘。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也在1920年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9]这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应该起而仿效。他在1920年春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所说的共产主义书籍，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与时俱进，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