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日出东方(3)

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共同的心路历程。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选择和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慎重思考和反复推求，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做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但他们一旦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注意同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很快就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五四爱国运动中，工人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于是，他们很快就“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办学校，组织工会。在长辛店的棚户区，在大上海的陋巷里，都有他们深入工人群众的身影。通过先进知识分子这个桥梁，就把诞生在遥远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近代工人运动连接起来了。

有了先进的理论，有了新的社会力量，到这时，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已成为呼之欲出的事情了。

■红色起点

1920年2月，一辆骡车驶出了寒冷的北京城，车上的两个人一副商人装扮，这两个人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为帮助陈独秀摆脱北京政府的迫害，李大钊护送他先到自己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暂避，然后再转道天津前往上海。就是在这辆骡车上，两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一路驱车，一路交谈，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南北呼应，组织建党。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1920年春开始筹备建党工作的。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越来越感到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原来同是新民学会会员的蔡和森和毛泽东通过互通信件，讨论建党问题。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几次写信给在国内的挚友毛泽东，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共产党”。毛泽东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回信表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0]。这些情况表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这也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的共同要求。

与此同时，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也在帮助中国建党。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们的建党工作给予帮助。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11]，陈独秀为书记。这个组织的名称，经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叫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上海党组织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在北京成立共产党组织，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建立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日本、法国也建立了由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

各地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一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组织利用已有的或自己创办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上海党组织还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还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派别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强调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突出地宣传了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并使国家走向消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驳斥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这些论战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使他们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三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共产党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1920年11月，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此后，长辛店、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也相继成立了工会，并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通过这些工作，工人群众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1920年8月，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书记。其后，北京、天津、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各地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使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达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这里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其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了党的名称和党的纲领：“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本党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12]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还了解不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一成立就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它的一个重大优点。

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经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后来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3]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了。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还是一个仅仅拥有50多名党员的很小的党，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开始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

中国革命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需要有坚强的领导。辛亥革命失败已经证明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承担起这个任务。因此，必须有新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适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它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由于它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拥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逐步地而又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原因。

时代骄子，风云际会。一大代表中，年长的45岁，年轻的只有19岁。正是这十几个人，相聚在这里，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大浪淘沙，岁月无情。还是这十几个人，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者有之，为人民解放而献身者有之，中途脱党者有之，背叛革命者有之，沦为汉奸者有之。他们的曲折经历，尽现了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也为后人留下了对人生的深深思索。

■工运烈火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新的舵手。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