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日出东方(1)
■长夜难明
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进入近代社会的。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以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在历史上，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随着岁月的流逝都相继衰落、中断或变异了。唯有华夏文明虽经曲折却从未中断，并不断创造出繁荣昌盛的局面。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对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当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陶醉于泱泱大国的“康乾盛世”之时，却万万不曾料到，比“大清帝国”大得多的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之舟顺着弯曲的历史长河驶进了近代港湾。18世纪60年代以后，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
翻开这个时期的世界历史画卷，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番景象：当这些国家的蒸汽机在工厂里轰鸣作响，汽船在内河上劈波斩浪，火车在原野上呼啸奔驰时，曾经创造古代灿烂文明的中国却依然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原来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此时已远远跑在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前面。
历史是无情的。一方生机勃勃，一方苟延残喘，这种反差极大的对比是令人心痛的。为什么中国会由盛转衰、渐渐落伍了呢？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制度，阻滞了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行。由这个制度构架的中国社会，日益走向了衰败和落后。
衰败源于腐朽，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英国侵略军为维护其肮脏的鸦片贸易，以坚船利炮冲开了中国长矛大刀筑起的海防，耀武扬威地开进了这个闭关锁国的东方古国的大门。鸦片战争的结局是正在走向腐朽没落的中国战败，清朝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自那时起，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每一次的入侵，都使中国山河破碎；每一次战争，都使中国人民生灵涂炭。屡吃败仗的清王朝统治者被迫同西方列强订立了一系列割地、赔款、让权的屈辱卖国条约。尽管中国在形式上还保持着独立，但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逐渐形成了被西方列强共同宰割的局面。在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没落面前，外国侵略者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他们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不仅取得了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经理航运等特权，而且取得了驻扎军队、设立租界、领事裁判等特权。这样，外国侵略者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也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大权，俨然成了“大清帝国”统治者的太上皇。这样，中国就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马克思早已精辟地说过：“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面对着大门洞开的中国这块肥肉，眼看着哗哗流入腰包的白银，贪婪的外国资本家喜出望外，头脑也变得发昏了。英国西菲尔特一家公司运来大批刀叉，准备供给习惯于用筷子的中国人进餐之用，结果刀叉在商店里陈列多年，无人问津。英国伦敦一家公司运来大批钢琴，设想在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每200个妇女中有一个愿学钢琴者，那将是多么大的一笔买卖呀！其结果钢琴被堆在仓库里，任凭它受潮变质。
这两个近乎荒唐的故事，分明昭示了外国侵略者对地大物博的中国垂涎已久的目的。他们来中国，不是领略东方古国的风情，更不是旨在传播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外国资本的侵入虽然促使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导致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得以延续，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人民本来已饱受本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又受到外来侵略势力的掠夺和奴役，无异于雪上加霜。自那时起，近代中国一步步由封建社会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沦落到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林则徐虎门销烟，严复发出“救亡”的呐喊，魏源幻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力图“求强”“求富”……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一切努力，并不能挽救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中华民族就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解决独立、民主、富强的问题，便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救亡和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问题。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一向富于斗争精神的中华民族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前从未屈服过，几代仁人志士为捍卫民族尊严和争取国家独立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由于这些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因此它们的性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我们把这种革命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谁来铲除横亘在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几座大山，拯民众于水火，救国家于危亡呢？在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资产阶级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担当起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在19世纪后半期，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轮番上阵，都充当过反抗斗争的主角。
中国农民最早成为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斗争的主力。从三元里抗英到太平天国战争，血与火的抗争，生与死的较量，悲壮且悲愤。尤其是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驰骋14年，纵横18个省，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抗争精神，但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农民毕竟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不可能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纲领。他们的斗争往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不可能组成起领导作用的政党。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斗争将最终归于失败。
农民斗争没有阻止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和灭亡的直接威胁。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堂堂“天朝大国”惨败于东洋岛国日本，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新式海陆军迅速溃败，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人蒙受台湾省被割弃、赔款2.3亿两白银等巨大损失。在这样的奇耻大辱面前，中国人只有再次奋起，救亡图存。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第一次喊出“救亡”的口号，奏响了此后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斗争的主旋律。
甲午战火硝烟未尽，各帝国主义国家又掀起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面对国将不国的危急境况，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斗争中崭露头角。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变法图强”奔走呼号，发起维新运动，企图在不变动现政权和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积弊修修补补。这场运动只坚持了103天，终亦不为统治者所容而流产。尽管“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迈，但最终带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哀叹，空洒一腔爱国热血。谭嗣同悲愤的慨叹，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难逃失败命运的苍凉结局。
以上这些斗争，同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不可能担当起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在客观上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最终也失败了。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武装侵占中国的首都北京，第二年清朝政府又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人不得不再次蒙受巨大的民族耻辱。
当人类进入20世纪的时候，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帝国主义列强恣意横行，灭亡中国的野心路人皆知；清朝政府昏庸腐朽，“洋人的朝廷”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洋人固然可憎，洋人的朝廷同样令人可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从痛苦的教训中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要生存，中国要发展，必须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
■辛亥之变
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失败后，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加剧了。伴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初步成长起新的社会力量，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时，由于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即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大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
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在进行了各种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只有起来革命一条路了。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就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190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和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纲领。同盟会的誓词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指明了近代中国急需解决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孙中山宣传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斗争。孙中山察觉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某些弊端，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2]。他受西方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设想，按照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觉悟到改良无异于与虎谋皮，从而摒弃温文尔雅的改良之途，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纲领。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3]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由于这一年是中国的辛亥年，所以由此引发的这场革命被称作“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建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打乱了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后来由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看做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辛亥革命的意义还在于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试想，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被推翻，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于是，中国人从这个事实中产生了信心：人民可以推动历史前进，中国的命运并不是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任意摆布的。思想的闸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虽然依旧黑暗，但中国人民很快又鼓起勇气，重新开始斗争，先进的人们带着憧憬，继续寻找革命道路，勇敢地向前迈进，不正说明了这场革命的重大作用吗？辛亥革命的成功，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毕竟不能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
从这些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它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