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毛泽东评起义领袖(9)
《石达开自述》说：“杨秀清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当杨秀清看到北王府实权加大时更不放心，千方百计地予以削弱。韦昌辉则在杨秀清的压抑下，采取韬晦之计。清方说：“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昌辉常在杨秀清面前装出“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的样子，企图麻痹杨秀清，以售其奸。他百般谄媚杨秀清，“传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韦昌辉的哥哥与东王的妾兄争夺房产，东王大怒，“怒杀其兄，发北贼议罪”，北王为讨好杨秀清，竟“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韦昌辉阴忍、残苛之状由此可见。
韦昌辉对洪秀全则竭力逢迎，装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韦昌辉“哭求”再三，表示“愿代天王受杖”。洪秀全承认自己“有差处”，韦昌辉却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当洪秀全说自己的“袍服既足，不用缝先”时，韦昌辉就启奏道：“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洪秀全认为韦昌辉“爱兄之心诚”，把他视为“心腹盟弟”。
随着杨、韦矛盾的激化，韦昌辉便加紧了联洪反杨的活动。据《石达开自述》说：“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当时洪秀全对杨秀清还抱着“坚忍不怒”的态度，因而拒绝了韦昌辉的请求。及至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发生后，洪秀全动了杀机，想借“心腹盟弟”韦昌辉之手搞掉杨秀清，以便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
韦昌辉接到洪秀全的“勤王”命令后，立即带领心腹武装于9月1日深夜从江西秘密赶回天京。他与秦日纲一起，将队伍迅速而严密地布置在城内要塞，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猝不及防，于2日凌晨，被韦昌辉刺杀。韦昌辉函杨秀清首致天王：“请标为老奸头，榜诸罪状示众。”杨秀清死了，他“欲推翻天王的奸谋已被打消了”，“那时一片欢呼诛灭‘九千岁’之声喧腾上下”。
然而，事件并没有就此了结。杨秀清经营多年的“东府集团”还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为防免东王的武装死党复仇计，兼为肃清谋叛天王的余孽计”，韦昌辉等“乃定下一条阴谋，要尽捕东王余党而致之死地”。
面对血腥屠杀，东王余部奋起自卫。据《金陵杂记》说：东王部将傅学贤和国宗杨某会合，“自峨嵋岭扎营至虎贲仓”，洪秀全和韦昌辉“亦扎营于小茔、大行宫一带，闭城月余，互相残杀。韦初小挫，随后东党势衰，计在内东党为北贼杀者约万人，尸由西水关流出至下关江口不计其数”。
据说诛杨之役前后有二万多人被杀，老弱妇孺都未能幸免。像这样大规模地消灭有生力量，是清朝军队在战场上做不到的，却被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做到了。
此后，韦昌辉总揽军政大权，所为益横于东王杨秀清。
正当韦昌辉的大屠杀刚刚歇手，翼王石达开从武昌前线赶回天京。石达开“文武备足”，由于杨秀清专权跋扈，“威逼太过”，引起了石达开和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严重不满。连石达开这样素以“性较和平”著称的人，也和韦昌辉一样，产生了杀掉杨秀清的念头。石达开和韦昌辉“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
洪秀全与韦昌辉联手搞掉杨秀清后，天京的惨剧愈演愈烈。9月中旬，石达开从武昌洪山赶回天京，“计及免杀之事”。他目睹天京的惨相，怒不可遏，斥责韦昌辉妄杀无辜，违背了事先密商的“不得多杀”的协议。他说：“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戮？无乃自戕手足，倘官军万一知之，乘我之危，将何以御？”韦昌辉“顷（顿）起他心”，竟指责石达开：“汝将亦党东孽，共图报仇杀我乎？”韦昌辉为了独揽大权，又动了新的杀机，想把石达开也干掉。
当时，洪秀全也怀疑石达开“要杀韦昌辉”。石达开“见事机不好”，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把石达开留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行杀害，并派秦日纲领兵追赶石达开。洪秀全也下诏悬重赏购石达开之首级。
石达开至安庆，起兵讨韦，“以肃清君侧”。他“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并且宣称：“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
最初，其要求未蒙答应，韦昌辉犹欲负隅抵抗。11月初，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和朝内群起反韦，加上韦昌辉举兵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夺取太平天国最高统治权，洪秀全才下令杀死韦昌辉和秦日纲。附从韦昌辉者只有极少数，诛韦之役所杀不过200人，且交战仅两日。
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后，将他的首级专程函送石达开，并“令于营中贬之曰：‘北孽’”。韦昌辉伏诛之后，石达开回到天京辅政，“众人欢说（悦）”，被推为“义王”，但洪秀全却“有不乐之心”，担心威胁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因而疑神疑鬼，“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另封自己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借以牵制石达开。这样两个平庸之辈无功受禄，干预朝政，“朝中之人，甚不欢说（悦）”，更引起石达开的极大不满。公元1857年6月，石达开“私自出京，誓不回去”，十万多太平军精锐部队跟随石达开出走了。
天京内讧和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瓦解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动摇了军民的革命信仰，丧失了军心、民心，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使太平军元气大伤，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搞垮了领导核心。“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前期领导核心只剩下天王洪秀全一人。
其次，军事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事变中被杀害的两万多太平军将士，石达开带走的十余万部众，多是太平军久经锻炼的骨干力量。这种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从根本上改变了太平军与清军的原有力量对比和态势。内讧使反革命力量赢得喘息之机，得以重新纠集武装力量发起对太平天国的攻击。内讧前，东线太平军正在向丹阳、金坛进军，准备攻取苏州、常熟；西线太平军正在南昌外围和武昌与湘军激战；湘军处于被分割、包围在鄂、赣两地，往来隔绝，互相不能救援的困境中。内讧后，在东线，扬州、镇江相继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天京又被敌军包围；在西线，湘军摆脱困境，卷土重来，接连攻占武昌、九江，进窥安庆，太平军在江西所占有的城邑此时也都为湘军所夺取。这种急转直下的军事形势，使太平军陷于左支右绌、难以应付的境地。
最后，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进取精神的锐减。太平天国前期，拜上帝会的教义曾经是发动和团结民众的精神支柱，太平军将士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建立地上天国的号召下，进行英勇的战斗。而这次事变竟是天父之子互相残杀，这就必然使民众对上帝的信仰发生动摇，对能否建立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产生深深怀疑，对前途感到忧虑，从而使进取精神大为衰退。内讧前，太平天国内部由于有共同的信仰，总体上是团结的，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内讧后，原来的信仰在天国子民的心目中黯然失色，因而出现了“政涣人散，外合内离”的局面。
那么，在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样一场令人痛心的大动荡的根源在哪里呢？这就是毛泽东总结的四个字“两权对立”，洪秀全和杨秀清“两权对立”是导致诸王残杀的根源。
造成杨秀清尾大不掉敢向天王洪秀全争权的原因，在于洪秀全放弃了领导权。
洪秀全作为教主，本应掌握完整的神权，这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可是出乎意外地发生了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奇迹”，这样，神权的交叉首先出现，即由洪、杨、萧三人共掌神权。平时，洪是教主，高于杨、萧；“天父下凡”之时，杨高于洪、萧；“天兄下凡”之时，萧又高于洪、杨。三人分掌神权，上下尊卑，随时变化，交叉关系，极为复杂。萧朝贵战死后，交叉关系似乎简化，而实质上却加剧了洪、杨矛盾的激化。
革命需要有权威，才能领导和团结群众。但是革命的权威领导不能单纯依靠宗教教义来固定，实际的领导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洪秀全虽然期望自己成为天国唯一的主宰，他在教育新生一代的天国子女时就这样解释“君道”：“一人首出正，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但是在实际中事与愿违，从永安到天京的进军过程中，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动放弃政治、军事领导权。而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以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为自己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因此，在定都天京之后，他逐渐居功自傲，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杨秀清：“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这就不能不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无法调解的矛盾。
在革命发展过程，太平天国对于权力的分配，逐渐形成一种古所未有的畸形模式：
一、神权明归于洪秀全，实归于杨秀清。
二、君权虽归于洪秀全，但已被架空。
三、相权全部归杨秀清。
四、兵权全部归杨秀清。
如此模式不能使各种权力起到互相配合而又互相制约的作用，只能使被架空的洪秀全时时受制于人，使洪、杨之间事事皆可能发生摩擦，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即使暂时勉强维持，其中不稳定因素则逐渐积聚增长，最终导致内讧的悲剧。
从毛泽东战略思想看太平天国的失败
毛泽东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如果说洪秀全直捣南京的战略思想在占领南京以前是比较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战略思想在占领南京以后因革命形势的剧烈变化就显得很不正确了。洪秀全不善于研究战争的全局，军事战略上一再失误，直接导致了天国的覆没。
洪仁玕后来谈到从金田到天京的胜利时说：“自金田而至天京，势如破竹；越钢关而扫铁卡，所向无前。”这样一支气吞山河的队伍是在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袖们前期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壮大的，在攻克岳州、武昌、安庆、南京等地时都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占领南京成为整个时局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有利的。然而，洪秀全此时不顾战将罗大刚的反对，把南京改为天京，正式定都天京，建立了“小天堂”。洪秀全建都南京犯了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致使太平天国由胜转衰。
毛泽东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力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问题或动作上。”“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乘胜进击，而是定都天京，把大部分精力用来设关据守，把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变成固守城池，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首先，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转为被动拱卫天京的守势。为了保住天京，不但没有足够的兵力北伐，而且在江南、江北大营的多次围攻下只能从外地调兵解围，天京成为极其沉重的包袱。还有，定都天京，使太平军失去了极为有利的战机，给清军以喘息和重整之机。
其次，加速内讧。太平天国内讧是迟早要发生的。但如果没有定都，在不断的进军战斗中，没有相对安定的小环境，内部矛盾可能会被掩盖起来，不会那么快发展到你死我活，自相残杀。
再次，急剧腐化。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奢侈腐化，其他官员纷纷沉溺于声色货利之中。凡此种种，引起军心涣散，战斗力衰落。
最后，导致失败提前到来。洪秀全贪恋天京，不愿离开天上宫阙般的天王府，拒绝“让城别走”，把太平军送上死路，致使全军精神瓦解。
毛泽东主张：“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他认为在总揽全局的时候，不可以平均使用力量，而必须把握关键，把握重点，只有抓住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才能抓住全局，才能抓住成功和胜利。洪秀全恰恰违背了这一战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