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毛泽东评起义领袖(10)

建都南京的战略失误，直接导致了北伐和西征的战略失误。公元1853年3月，建都南京后，洪秀全置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军于不顾，反而采取了分兵北伐京津和西征两湖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违背了集中使用兵力的军事原则，是“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太平军号称百万，但真正能征战的至多十余万人。这十余万人用之于对付江南、江北大营，完全有取胜的可能，当时两个大营各有一万余人。然而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者计不此出，在留一定兵力保卫天京的情况下，又分别派遣两三万兵力进行北伐、西征。太平军由原来的“一个拳头”打击敌人，变成四面出击：既要提防东南沿海的外国列强，又要应付江南大营的向荣所部；既要抗击安庆、九江等长江一带清军重新纠集的有生力量，又要对付江北大营的陈金绶、琦善所部，还要“师行间道，疾趋燕都”，分兵北伐。这样，十余万的太平军一分为三，无论在北伐、西征战场上，还是在天京周围，对当地的清军不仅不占优势，反而处于劣势了。北伐、西征军都是孤军远征，与天京战场相距千里之外，作战地域遍及九个省。这三支队伍既难实施统一指挥，更谈不上协同作战，这无异于给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北伐军是太平军十分精锐的一支部队，从统率的将领到普通的战士，都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的人，经过三年的苦战，北伐军全军覆没，在军事上、政治上给太平天国以沉重的打击。西征军在经过了严重挫折之后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太平军水师基本丧失。为了组建北伐援军，不得不弃守江北战略要地扬州，天京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期间，江南、江北大营不断对天京及其周围据点发动进攻。为解除清兵对天京的威胁，不得不从西征战场上抽调部队回攻江南、江北大营。如果洪秀全当初决定先击破江南、江北大营，然后集中兵力稳步向外扩展，击败曾国藩的湘军是完全可能的。可惜洪秀全未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错失了把战争推向全国，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良机。

尽管洪秀全犯下了一系列让历史遗憾的错误，是一位失败英雄，但这不影响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组部干审局局长的何载在《怀念与回忆——教诲与思考》一书中回忆说：“我们在延安学习近代史时，曾对太平天国责备很多，简单地认为洪秀全农民的帮派意识太重，没有政治远见，打到南京就不乘胜北上，夺取北京。丧失良机，坐以待毙，内起内讧，外遇强敌，以致失败。但毛泽东却在一个场合说，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苛求古人，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看太平天国运动。既要看到太平天国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也要看到他们对动摇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促进农民觉悟，以及某些改革新措施的重要意义。”

1970年，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就所谓“天才”问题发表看法：“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就此他举例说：“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毛泽东又是把洪秀全与孙中山并列，而且视其为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天才人物、伟大人物。显然，这里毛泽东是从推动历史进程、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上赞扬洪秀全的。

四、“是英雄，也能诗”——毛泽东品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

石达开（1831—1863年），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今贵港）客家人，太平天国名将，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武学名家，初封“左军主将翼王”，天京事变后曾被封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军民尊其为“义王”（本人谦辞不受）。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16岁“被访出山”，19岁统率千军，20岁封王，英勇就义时年仅32岁，有关他的民间传说遍布他生前转战过的大半个中国，显示他当年深得各地民众爱戴。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颇感兴趣，曾多次谈及石达开。

1929年秋天，菊花盛开，毛泽东来到刚为红军所解放的闽西南的上杭检查工作，休憩时他与当地苏维埃负责人傅柏翠一边赏菊，一边谈起唐末黄巢的菊花诗，还联想到农民英雄石达开也能写诗。毛泽东说：“石达开是英雄，也能诗。黄巢也是英雄，也能诗。古人说‘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能解诗’，很有道理。”

其时，毛泽东刚读过清《上杭县志》，因而又谈及石达开因与洪秀全不合离军出走，1859年他的部队路过上杭的旧事。他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石国宗率数万人攻上杭城，城也攻不开。我们胜利，不是因为攻城人马比石达开的人马多，也不是城里守军比当年清军弱，而是我们懂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石国宗”就是石达开本家兄弟石镇吉、石镇常，他们是石达开远征的偏师，由江西入闽西，占领连城、龙岩，但是上杭城没有攻下。毛泽东对这段历史是颇熟悉的。

“石达开是英雄”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前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是有卓越才能的军事家。在他的一生中，对太平天国革命既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毛泽东称赞“石达开是英雄”，主要指他的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及人格魅力。

石达开出身于地主家庭，在洪秀全和冯云山的影响下参加拜上帝会后，他“不惜家产”，倾家投入太平天国革命的洪流之中。金田起义时，石达开任左军主将，“不惮劳瘁，尽心竭虑，百计图维”。在太平军从永安至南京的进军中，石达开亦是一路领先，显露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有记载云：“太平军自永安趋湖南，攻长沙破岳州、汉阳、武昌，经安省而下金陵，与清军大小数百战，独达开所部未尝挫，清军称之曰‘石敢当’，所至争避之。”

公元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石达开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定都之后，诸王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公元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名将江忠源自尽。过去，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达开到安徽后，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才，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与此同时，他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物资保障。

公元1854年初，石达开在安徽人民的赞颂声中离开安徽，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从此放弃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

公元1854年4月以后，太平天国西征军节节失利，湘潭战败、武昌失守以及田家镇之败，使太平军受到不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湘军又分水旱两路进犯九江，洪秀全急派石达开督军西援。公元1855年11月，石达开进军到江西湖口，在这里，遇到了强大的湘军水师。石达开亲自率众将登高观察湘军的水师大营，当时湘军是以快蟹、长龙等大船在中间指挥，四周以舢板轻舟联络配合，而且拥有洋枪、大炮。一些将领被湘军的强大阵容吓住了，但是，石达开却从中看出敌人的弱点，定下了破敌之策。他分析出敌人的船只虽多，但必须以大小配合才能顺利作战，如果将其分割开来，使之首尾不能相顾，那么湘军的长处就会完全丧失。因此，石达开不急于同湘军决战，而是采取疲惫敌人的办法，每夜派兵船鸣鼓震天并施放火箭火球，使湘军时时戒备，不得安宁。在这样相持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以后，湘军的求战之心更切了，这时石达开主动撤去湖口的军队，诱敌深入。湘军果然进入鄱阳湖，待其轻便之舟百余号及精卒二千余人进入内湖，石达开即派兵在湖口设卡筑垒，断其退路，把湘军的水师分为内湖、外江两部分。然后，即派兵攻击，用火烧毁了湘军的战船四十余艘，迫使他们退回九江。

公元1855年2月，石达开率罗大纲、林启荣等乘夜袭击湘军水师，以火弹、喷筒烧毁其战船十余艘。接着围攻曾国藩的座船，杀死了管驾官把总刘盛槐、李子成等，尽得其文卷册牍。曾国藩仓皇逃上小船，在羞愤之下企图寻死，为部下劝阻，狼狈退往南昌。这一仗打得湘军水师“辎重尽失，不复成军”。石达开乘胜再克武昌，扭转了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以来的局面。

公元1855年10月，湘军进攻武昌，同时也围攻九江。石达开奉命自安庆西上救援。他在掌握敌情之后，认为与其以重兵力战而解武昌、九江之围，不如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因此，他一方面令武昌守将坚守，自己则率领援军从湖北通城进取江西。石达开知道湘军的老巢是湖南，而江西是湖南的屏障，如果进兵江西，必然会调动敌人，九江、武昌之敌就会不攻自退了。

公元1856年初，石达开先后占领了江西的瑞州、临江等地。曾国藩果然因太平军逼近南昌，急调周凤山等全军自九江回救江西，接着又撤攻武昌的一部分军队回援江西。3月，石达开兵分四路进攻樟树镇，大败湘军周凤山部，歼敌千余人，尽破其营盘。这一仗打得敌人魂飞魄散，曾国藩坐困南昌，间道请援于湘、鄂，惶惶不可终日，惊呼：“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霄念此，魂梦屡惊！”

由于太平军英勇战斗，石达开指挥有方，至此，江西8府54州县，尽为太平天国所有，西征取得了重大胜利。

从这些战例来看，石达开不愧为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当时他仅仅是一个24岁的青年将领，而且受命于兵败和敌强我弱之际。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他能够正确分析敌我形势，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打得老奸巨猾的曾国藩一筹莫展，使整个战局由败转胜，尽显他的英雄本色。

石达开的军事才能，在当时就得到了各方面的公认。太平天国后期的著名将领陈玉成认为在太平军诸将领中，只有冯云山、石达开二人具有将才；李秀成对石达开也深为敬佩，说他“文武足备”，“谋略甚深”。在外国人麦高文所发的通讯中也认为石达开“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军的中坚人物。他的头衔称为‘电师’，这真能表示他的军事行动。他是饱受教育，而又能行动的人”。

对这样一个为革命内部拥护，各方面推崇的将领，敌人是非常害怕的。曾国藩说：“逆首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左宗棠也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

公元1856年9月，石达开在前线听到天京可能发生内讧的消息，非常着急，想到的只是要赶快制止这场内部屠杀，所以不顾一切，只带了几个随从人员，火速赶回了天京。这时，天京城门紧闭，气氛十分紧张，石达开只得“射书城上”，请求入城，结果只被允许只身入城。这对石达开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当时天京城内正在进行屠杀，而且韦昌辉又为人阴忍残刻，弄不好，生命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但是石达开并未考虑这些，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勇敢地进城，希望经过自己的劝说，结束这场血腥的自相残杀。

可是事与愿违，石达开在见到洪秀全以后，天王对他的一片真诚和正义行动，并未支持，反而心疑石达开要杀他的同盟者韦昌辉。石达开在韦昌辉处，责备其不应该乱杀无辜兄弟，要他停止屠杀，结果是“语不合”，并有“图害之意”。石达开发觉自己的劝说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引起了洪秀全的疑心、韦昌辉的仇视，因而预感到大祸将要临头，所以连夜“吊城由小南门而出，走上安省”。

果然，在石达开逃走后，韦昌辉即派兵包围了翼王府，他捉不到石达开，就杀了翼王的全家老小。据《金陵省难记略》中，韦昌辉“搜翼贼不得，疑避洪贼所，遂执妻小去要洪贼。洪贼力白其无，乃杀之”的记述看，韦昌辉杀石达开全家是在天王府进行的。可见这时洪秀全是站在韦昌辉一边的，不然，为何不出来制止，为何对石达开一家的惨死无动于衷？

石达开逃离天京后，在安庆起兵靖难。他并未因洪秀全不支持而有所忌恨，仍然顾全大局，拥护洪秀全，只要求诛杀韦昌辉，但是这一要求开始并未得到洪秀全的允许。

韦昌辉亦在天京准备负隅顽抗，并派秦日纲举兵追击石达开。这时石达开也调回了湖北洪山的军队，集合了足够可靠的兵力，于11月8日自安庆渡江进至泾县，准备向天京进军，以武力来平息韦昌辉的变乱，解救天京的危难。

得道多助。广大的太平军都同情翼王石达开，附从于韦昌辉的只是少数几个死党。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见全体军心皆归附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只好下令诛掉韦昌辉。韦昌辉被诛后，“人心乃定”。洪秀全将韦昌辉首级派人解送宁国，交给了石达开，结束了两个月的变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