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毛泽东评起义领袖(8)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生活也完全腐化。专门负责洪秀全日常生活的有1500多人，负责杨秀清日常生活的有1700多人。太平天国诸王模仿封建帝王的嫔妃制度，从民间选取大量美女入宫，洪秀全有88个妃子，其他诸王根据地位高低也拥有数目不同的妃子。洪秀全深居宫中，临朝听政时只有东王、北王、翼王等少数几个人可以进去，其他人员只能跪在门外高呼万岁。朝堂上除杨秀清可以站奏外，余则要跪奏。诸王和各级官员之间上下尊卑等级森严，仅坐轿一项就有很多烦琐规定，天王有轿夫64人，东王有48人，以下诸王丞将有多少轿夫都有明文规定。“凡东王、北王、翼王各王驾出，候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其森严程度，比之历代封建王朝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太平天国领导人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同时也使领导层的关系日益疏远，互相猜忌，培植党羽，进行权力斗争，最后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因争夺权位而自相残杀，造成了天京内讧的悲剧。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太平天国以反对清朝腐败统治而兴起发展，再到自己因迅速腐败而灭亡，这是历史留给人们的一条重要教训。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洪秀全失败的历史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在当时教育了全党，而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享乐思想严重的当今时代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很欣赏太平天国前期领袖东王杨秀清，他认为杨秀清是历史上未读书但却是很有才干的领袖型人物之一。

杨秀清（1821年或1823—1856年），原名嗣龙，汉族客家人。祖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在其曾祖父之前，迁居到广西桂平市紫荆山平隘新村（今东王冲），世代以种山、烧炭为业。他父母早亡，年少而孤。后来他接受了冯云山传播的革命思想，逐渐成为太平军有谋略、有胆识的军事统帅，是太平天国著名的军事家。太平天国的伟大事业，可以说“成也杨秀清，败也杨秀清”。

1964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统一领导的问题，曾以太平天国故事为例，指出：“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后来导致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江河日下的天京内讧的根源。

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指在金田起义前夕，拜上帝会重要组织者冯云山被官府逮捕，洪秀全为了营救他，离开广西桂平山区拜上帝会大本营，赴广东找人疏通关节营救。这样一来，拜上帝会因为群龙无首，人心有所涣散，面临分裂和瓦解的危险。为了扭转这一严重局面，时为拜上帝会普通一员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忽生哑病，两月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两个月后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自己代天父传言，他把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宗教迷信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澄清了拜上帝会中的许多混乱思想，避免了拜上帝会的瓦解，巩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成为太平天国筹备起义阶段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当洪秀全、冯云山在平南县花州山村被清军围困时，杨秀清迅速派蒙得恩部救援，杀败清军，救出洪、冯两人。此后，杨秀清用代天父传言为谋略，并辑刻成书，发给太平军各级属员学习，从而对太平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洪秀全回到广西，发现拜上帝会组织比前更为壮大，会众斗志也更激昂，比洪秀全年轻10岁的杨秀清，也因此为会众拥戴，成为颇有威望的群众领袖，但他们仍拥护洪秀全为最高领袖。这样，一个是众向所望、拥有实权，又可以代上帝传言的实际领袖，一个是拜上帝会的创立者，最高领袖。天有两个“太阳”，这就潜伏下难以调和的矛盾，随着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再分配，必然导致发生内讧。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杨秀清作为太平军的实际统帅，基本上采取保存力量和就地打转的消极作战指导方针。公元1851年9月下旬，太平军攻占了广西永安州城（今蒙山县），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洪秀全提出了夺取南京的战略目标，杨秀清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开始了有明确目标的战略进军。公元1852年4月，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巧妙地从永安突围，北攻桂林城。由于桂林城依山傍水，城高且坚，太平军虽英勇作战一个月，却未能攻克。杨秀清及时改变战役计划，下令撤回，挥师北上，于6月3日攻占全州，12日占领湖南道州。由于杨秀清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摆脱了内线作战的被动处境，开始有意识地打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因此，他提出太平军今后的进军方向是：“今日上策……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据此，杨秀清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公元1852年7月下旬攻长沙不下就主动撤离，而攻占益阳，越过洞庭湖，占领岳阳。12月攻占汉口、汉阳。公元1853年1月12日，又克武昌。此时太平军迅速发展到五十余万人。2月9日，杨秀清下令撤离武昌，水陆并进，顺江东下，于18日克九江，24日克安庆。3月8日兵临金陵城下，经12天的攻打，于3月20日占领金陵。太平军进军如此顺利迅速，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杨秀清高超的军事指挥谋略。当时清军头领评价说：“审势度力，如攻桂林不下，则陷全州；攻长沙屡败，则下窜湖北……夫攻坚则力倍而多损，攻瑕则力省而效速。”正因为太平军避免了在久攻不下的坚城之前浪费时间与消耗兵力，避实击虚，从而能够节节胜利。

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打到南京城下，攻下南京后，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在定都天京之前，由于太平军经常处在攻城夺地或被清军围剿、堵截的险恶环境之中，太平天国领导人虽然接受了封建腐朽思想的一些影响，但其恶果尚未显露出来，他们还没有过分追求权力和享乐的条件。

及至定都天京，有了富饶的基地和繁华的都城以后，他们之中就普遍生长起骄傲自满的情绪，积极的进取精神、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踌躇满志和对权势、奢侈生活的追求。

太平天国的死敌——清朝阵营里的人看出了危机端倪，说他们“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

“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正是后来互相残杀的根苗。

太平天国刚在天京定都，洪秀全当然没有忘记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他旨准颁行了三部文集，即《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和《诏书盖玺颁行论》，其内容除各自标题所显示的以外，都着意宣扬洪秀全为“真命天子”，要人们相信只有他才是“万民之主”，才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然而，天王洪秀全只是在主观上着意加强王权，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又怠于政事，深居简出。在永安以前，洪秀全曾一度掌握过兵权，布置各军战斗任务都由他亲自指挥。但到1852年他就收回诏令说“此是前时行营坐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自此洪秀全乐于放弃军事、政治领导权，专心做至高无上的天王。从永安到公元1856年，洪秀全没有下过一道有关政治和军事的诏谕（在清廷的《贼情汇纂》卷七中收集有公元1855年以前洪秀全的诏谕，只有关于地震、册书、禁称皇帝和大哥、禁鸦片的诏谕）。今天所见到的太平天国初期号召群众起义的檄文和布告，没有一篇是用洪秀全名义颁布的。著名的《奉天讨胡檄》等三篇檄文和太平军下江南后颁布的《诰四民各安常业谕》，都是杨秀清和萧朝贵以代表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用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诰谕”字眼发布的。太平天国前期，在对外交涉中正式答复外国列强“一复提报上谕现未颁行”，肯定了天王不颁发上谕。洪秀全“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只是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三人的奏折上千篇一律地批上“胞等所议是也”“所议皆是准行”等，甚至对于杨秀清等要求朝见禀报也感到厌倦，亦必请旨“批定日时”，或批示说“勤理天事，便是朝”。凡此种种，就不能不使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关系日趋复杂和紧张起来。

洪秀全本来很赞赏杨秀清的才干和功绩，在公元1856年以前已在东王的爵职上还加封为“三师一主”（禾乃师、劝慰师、左辅正军师、赎病主）。洪秀全还依附教义说自己与杨秀清并列为“天国良民之主”，足见洪秀全对杨秀清的倚重。

当然，洪、杨并称为主，绝非“君臣不别”，因为洪、杨二人所称之“主”，具有不同的宗教和政治的内涵。洪秀全为“真主”，“天生真主，命作君王”，真主就是君王。杨秀清则不同，“天命扶主降凡尘”，“以身赎病救黎民”，他是辅相，因“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故称“赎病主”。

但是，建都天京以后，杨秀清的个人权威思想也恶性发展，“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他兴建的府第，“穷极工巧，聘心悦目”，“土木冠绝天京”。有个地主文人曾赋诗说：“制军署作天王府，黄泥冈作东王府。东西对峙相抗衡，不辨谁臣又谁主？”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他建立了庞大的东府集团，天朝所有实际事务都是先在东王府商妥，然后才上奏天王。而洪秀全则无不照例批准。清朝阵营中人说：“‘贼’中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杨秀清）专决之，洪‘逆’画诺而已。”因此，东王府事实上成了天朝之外的又一个“天朝”。

洪秀全与杨秀清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迅速激化起来。

公元1853年12月，洪、杨双方进行了一次交锋。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借口洪秀全苛责妇官等小事，要对洪秀全杖责四十。北王韦昌辉和众官员再三恳请开恩赦宥和代为受杖，均遭拒绝。直到洪秀全俯首听命，接受杖责，方肯罢休。杨秀清假借“天父”威逼于前，又以“良臣良弟”身份登朝劝慰于后，洪秀全也破格在金龙殿设宴招待杨秀清。双方都是假戏真做。洪秀全指桑骂槐，说什么：“从前尔兄转天之时，妖魔侵尚天庭，天父还容得他过，命我暂且容他，他服便罢，何况今日女官有些小过，即令杖责，非量狭而何？”杨秀清看出暗藏杀机，便委婉地警告说：“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这次事件，实际上是杨秀清争夺最高统治权的一次预演，最后以双方相互妥协而告终。洪秀全承认错误，夸奖杨秀清为“骨鲠之臣”。杨秀清则确认洪秀全是君，表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公元1856年八九月间，太平军攻破清朝江南大营，天京城围暂解。杨秀清在胜利面前飘飘然起来，似乎肘腋之患已去，天下便可太平无事了。他假托天父下凡，公然“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前期，“万岁”只有两位：一位是洪秀全，另一位是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万岁”称号，对于洪秀全来说，是作为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代称。洪秀全在称万岁的同时，封幼主洪天贵为万岁，目的在于维持“一姓一系”和“嫡长世袭”制，保证幼主承继天王权位，防止“臣下”僭越篡权。杨秀清在金田起义之初，就被封为九千岁，掌握太平天国的实权，真可谓“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权势，炽热地追求着“万岁”的桂冠。他“逼天王封其万岁”，显然是一种僭号侵权的举动，势必造成“君臣不别，东欲专尊”的局面。

面对着杨秀清的逼封，洪秀全再也无法继续“坚忍不怒”了。他鉴于“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就一面佯允其要求，并向军民宣布：“嗣后均宣称东王为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一面在天王府设防自卫，并分别密诏在江西、湖北督师的韦昌辉和石达开回京“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双方磨刀霍霍，天京内部一场厮杀火拼就在劫难逃了。

据清方记载，“昌辉曾读书，小有才，为杨秀清所忌，虽封‘伪’王，事杨‘贼’慎谨”。按照太平天国制度规定，当时军国大事“皆杨、韦、石三‘逆’议奏施行”。杨秀清要扩大个人权势，谋取最高领导地位，不能不顾忌和打击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