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毛泽东评起义领袖(7)

再如，为维护拜上帝教的至高地位，洪秀全禁止一切有可能影响其宗教权威的文艺形式，他认为凡与上帝教相悖者概当取缔，如把演戏与迷信活动相提并论，明令禁止演戏，宣称戏剧活动无益于社会民生，有碍于拜上帝，“演戏修斋翻变祸，伤财废事定招贫。不如悔改崇天帝，返本寻源理至真”。“演戏修斋不惜大舍金钱，何其愚也”。就连民间过年时的一些传统习俗，如腊月二十三祭灶升天、除夕拜神祭祖，以及画米屯、贴门神、写福字等都遭到查禁。

还有，中国民间把丧葬习俗看得与结婚礼仪同样重要，婚丧嫁娶号称“红白喜事”。中华传统文化是最看重“孝”的，棺葬死者，入土为安，是生者视为血亲人伦意义上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太平天国把官兵阵亡或病故称为“升天”，是随天父到大天堂享万年之福，宣布人死“是好事，不准哭泣”。这与传统的人伦道德是大相径庭的，有悖于传统的“孝”的观念，老百姓在心理上是不可能认同的。

太平天国颁布的《资政新篇》中，憧憬的是“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洪秀全把改造人心风俗作为施政纲领的主题之一，但他忽视了社会习俗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必须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习俗的演进虽然受一定政治现实的制约和影响，但又不完全为其左右。任何文化的发展、演变都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性和文化传承的惯性，而像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更是不能够轻易被改变和舍弃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都要在其欲推行的文化中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的契合点。中国历史上有多次非中原文化主政时期，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最终选择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治国之策。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顾客观规律和客观现实，强硬地依靠行政命令去否定历史积淀如此厚重的传统文化，最终导致太平军与其赖以生存的人民大众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人民大众在心理上不断与太平天国政权拉开距离，即毛泽东所说的“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太平天国逐渐丧失了凝聚力、向心力，最终失败了。

最后，洪秀全文化观念的“异端”性，使他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支持

洪秀全用以立国的上帝教，既没有求得基督教的真髓，又抛弃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这就使得他的宗教文化思想，不仅在中国人眼里成了“异端”，而且在洋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伦不类的“邪说”。到过天京的西方人富礼赐就说：“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特别是在文化政策上，为了维护上帝教的神秘性和权威性，不仅强烈反孔，而且毁坏一切纲常名教，再加上入教入营的强制性，使得普通百姓心存畏惧，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更感到厌恶和反感。洪秀全曾发布过一道禁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随后在天京设立了删书局，专门从事对“四书”“五经”的删改和出版。这样在其辖区只有《旨准颁行诏书》中的29种书籍和经过删改的“四书”“五经”为合法出版物了，这对把读书视作“最上品”的士人来说，不能不算是一种最大的挑战，太平天国因此也拉开了与知识分子的距离，一些饱学之士不能为其所用，杜绝了招贤纳士之路。到过太平军的容闳就曾指出：“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就新中国之能力”。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理想，在他们看来，太平军的所作所为已远离他们的道德尺度和价值标准。深受儒家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显然无法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同流合道。失去知识分子的太平天国，必然失去它的先进性，进而少有远见和韬略。

洪秀全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他的思想和宗教都免不了要打上农民小生产者的烙印。他在文化取舍和观念选择上的得失，终将伴随他整个事业的成败。

此外，洪秀全的死敌曾国藩以“捍卫名教”为号召，聚拢人心，击中了太平天国的“死穴”

洪秀全文化取舍和观念选择上的失误，固然是其致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所面对的军事政治敌人曾国藩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则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曾国藩在与洪秀全的长期对垒中，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将军。从军事上看，他与洪秀全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而且他所代表的又是正在走向衰败中的清朝封建政权。但他却最终战胜洪秀全，这中间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占有文化上的优势。

曾国藩长期研习理学。早在湖南读书求功名时，他就与好友郭嵩焘等人“相尚于宋儒义理之学”。他又发扬了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这样，在曾国藩周围汇聚了一批集理学与经世之学为一体的晚清士人。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注重以捍卫名教为号召，迎合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此招可谓击中了太平天国的“死穴”。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面对太平天国毁坏传统、扫除名教、摒弃儒学的狂飙运动，早已心存疑虑。曾国藩审时度势，适时打出捍卫名教的旗号。他痛责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以引起传统士人的共愤；他以“卫道”的名义聚集天下有志之士，“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愤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以幕府，待以宾师”。曾国藩用捍卫名教、承继国学传统的旗帜，沟通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灵，唤起他们共同的人生信仰和价值取向，是极富号召力的。这不仅使曾国藩赢得了道义的力量，而且赢得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心。毛泽东所说的“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其手段，就是以“捍卫名教”为号召，来聚拢人心，搜罗天下英才。

曾国藩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十分注意网罗和培植各类人才特别是文化人才。到过太平天国的容闳在描绘湘军大营人才盛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溢美之词尽在其中，与他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截然不同。这些人虽无显达的名位，却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代表，往往以一介寒儒历兵戈而成悍将，最终，大都成为湘军的军政骨干，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连一些西学新人如容闳等，到过太平军仍回头投奔曾氏门下。相比之下，洪秀全则显得十分可怜，几乎没有什么有作为的文化人进入他的帐下。就连李秀成也认为太平军的劣势在于，“官兵多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

曾国藩还注重在困厄艰难的环境中塑造和磨砺自己，养成坚忍、倔强的性格。他继承了宋明儒家“慎独”的修身传统，养成了勤勉、谦谨的性格。曾国藩的一生正是按照这些信条努力躬行的，并达到了胜不骄、败不馁、居安思危、处变不惊的境界。相形之下，倦理朝政、耽于奢靡、醉心宗教迷信的洪秀全，在个人修养上，不仅文化底蕴不足，品行炼砺也不够。要在个人品格上战胜曾国藩，他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的努力也有差距。洪秀全似乎更加相信上帝和天命，带有更为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因而也就忽视了个人意志的磨炼，忽视了军队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更由于他的理想和浪漫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世人的眼里往往成为一种异端。而他的死敌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相信传统的力量和个人努力的重要，他用整体的文化品位和个人的人格力量，赢得了世人特别是文化人的理解和支持，使他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因此，毛泽东直到晚年，还说曾国藩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

梁启超在谈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和毛泽东相类似的话：“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是他那种‘四不像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正所谓：智者所见略同。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可见毛泽东认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吃亏”、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

“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确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首要原因。公元1851年初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规定了严格的五条纪律：“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在起义军内部，还实行“人无私财”“有饭同吃”的圣库制度。首义诸王也“敝衣草履，徒步相从”，与广大将士过着大体平等的艰苦生活。而且上下团结，“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取得了围桂林、攻长沙、破武昌、克南京、转战六省的重大胜利。

太平军在过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过大的胜利，洪秀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既没有冷静地分析敌我情势，也没有把胜利归功于浴血奋战的将士和热情支持的人民群众，而是把这一切归于天父天兄。“自广西至金陵，一路滔滔，势如破竹。金陵之至，如此其易；金陵之得，如此其速者。非天父天兄欲使我主建天京于金陵乎？”“若非天父权能，何能捷易若此哉？此又可见天父排定之权能也。由是观之，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权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矣。”由此可见，两年多的战争实践，不仅没有使洪秀全更加成熟，反而使他更深地陷入了宗教迷信之中，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客观地分析形势，过分地夸大自身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敌人的实力，盲目认为：“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迅扫群魔，妖氛几尽”。就是在这种错误的估量下，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做出了偏师北伐的错误的战略决策，导致了北伐军全军覆没，从而错过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大好机会。

攻占南京后不久，清朝和春的江南大营、琦善的江北大营即从南北两面围困天京，太平天国的局面非常严峻，离推翻清王朝的目标还很远。但洪秀全等人无视这一切，错误地认为已经到“万国来朝之候，残妖绝灭之时”，还说什么“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心任逍遥”。于是乎，昏昏然，纷纷然，封王晋爵，营造宫殿，过着奢靡豪华的小天堂生活，开始背离起义之初与将士共患难的诺言。

洪秀全在酝酿起义的时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平均思想作为发动群众反封建的武器。在其宣传拜上帝的小册子中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下多男子，尽为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为姊妹之群”，要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公平正直的人间天国。但这一切在洪秀全做了天王之后却被忘得干干净净，代之而起的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三纲五常的封建思想。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和战斗力。早在永安时，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其间分为16个等级，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无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

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基本结构，又是太平天国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攻占南京城后，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便开始大兴土木，贪图享乐，生活完全腐化堕落。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建筑宏伟，“雕琢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的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连清方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