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毛泽东评起义领袖(6)

在评价洪秀全向西方学习宗教的问题时，不能只将眼睛盯在他学习宗教，而重要的是要看到他学习和利用西方宗教的根本目的。翻开中国近代史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19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即洪秀全形成反清思想的时代，正是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的时期，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此时正处于极其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时期。为了对外支付战争的赔款，清统治阶级加重了对农民阶级的压榨，致使民不聊生。在这种形势下，《劝世良言》中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强烈地吸引着洪秀全这位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

洪秀全不是照搬《劝世良言》的内容，而是在《劝世良言》内容的启示下，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反清思想武器。他从书中吸收的最大成果，一是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二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张。毋庸置疑，他吸收上帝是唯一真神的思想主张，目的是要在上帝的旗帜下去反对清朝政府的皇帝；他吸收人人平等的思想，是针对封建统治下的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要去改变那个极不公平的社会。于是，洪秀全采取了革命的措施，一是进行西方式的洗礼，于公元1843年创建了革命团体——“拜上帝会”；二是打碎孔子的牌位。这些都表明他同封建旧礼教的决裂。

基督教中所宣扬的唯一真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群众来说，是新奇的和有吸引力的，代表和符合了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因此，洪秀全利用宣传基督教义去团结、组织农民群众，可以找到与农民群众的共同感觉，具有较强的反清针对性。太平天国早期斗争的史实说明，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提炼出的“平等”思想主张，得到了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农民们纷纷加入到拜上帝会中去。

洪秀全宣传“拜上帝”，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确实适应了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需要，对于改变农民的保守、散漫、因循守旧的生活方式，保持起义群众思想上的一致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公元1844年，洪秀全到广西贵县（今贵港）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真义。后回花县，著《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公元1847年8月，洪秀全赴广西桂平（今桂平市）紫荆山会冯云山，组织力量，开展政治斗争。到公元1850年冬，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地区就有二万余百姓参加其中。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营盘岭聚集二万多会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3日，在武宣“登极”，称“天王”。12月，在永安（今蒙山）分封诸王。翌年攻桂林，克全州，占领两湖，再从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公元1853年定都南京，改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再分兵北伐、西征。

在艰苦的反清战争中，太平天国将士们只知道去为上帝杀妖军，他们个个作战英勇，虽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惧。将士们“以天父其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兄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这也是太平军能够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又一重要原因。可见，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在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仅是对历史上农民阶级要求“平均”主张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是把古代农民阶级要求的经济上的“平均”，推向要求政治上的“平等”的更高阶段。这当然是洪秀全从西方基督教中悟出道理的结果。他利用基督教中对发动群众反清有鼓动性作用的“平等”思想主张，去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可见，洪秀全不是为了宗教而宗教，而是把宗教作为自己反清的手段。洪秀全不是食古崇洋的思想家，而是领导一场巨大农民运动的领袖。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他建构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他的终极目标是创建人间天国，解救苦难民众；现实目标是推翻清朝，创建新朝。因而，一切思想观念和方针政策都必须围绕上述目标。这体现了农民领袖的思想体系实践性和功利性的特色。

可以说，没有传播西方宗教的《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启发，他就不能从“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超脱出来；没有这种飞跃性的超脱，便没有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这样一场伟大的“救亡图存”运动。可见，宣扬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劝世良言》对于洪秀全形成反清思想和领导太平天国运动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因此，毛泽东称洪秀全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这一评价是非常准确的。

“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1945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1841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

洪秀全领导的轰轰烈烈太平天国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是一场引起近现代有识之士唏嘘不已的历史悲剧，给后世留下许多沉痛的血的经验和教训。

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学员讲授《农民问题》时，就开始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他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毛泽东说洪秀全“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的“手段错了”，其实是深刻地指出了洪秀全在思想文化选择上的失误。因为洪秀全用以发动太平天国的唯一指导思想是他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无法摆脱宗教迷信和封建思想的束缚。

公元1843年的洪秀全，是一个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有考上的落魄书生。是《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名眷恋仕途的乡村士子转变为一位上帝教义的传播者和揭竿起义武装反清的农民领袖。这种转变的偶然性和突发性，虽然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根源和心理因素，但要使其真正中国化，显然还缺乏必要的思想氛围和理论准备，而要使西方劝世和救世的基督教义，一下子变成中国农民揭竿造反的政治纲领，不仅在中国社会缺乏思想基础，就是在洪秀全自身也显得十分突然。这就注定了上帝教的创立和发展必然伴随着先天不足的畸形和变异。

洪秀全为了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把中西文化中符合他自身需要的部分糅合在一起，创建了“上帝教”。洪秀全把自己附会为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是接受上帝的天命下凡诛杀妖孽、拯救世人的，要人们信仰唯一真神——上帝。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中，上帝的存在除了具有精神的意义之外，更具有现世功利的意义：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后，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私塾教师，一跃而成为上帝的儿子，用上帝的神威创造了自己的权威。洪秀全宣称，天下一切男女都是上帝的赤子，天下一切财富，人人共享。敬拜上帝的人，活着时，有衣有食，共享太平，去世后，灵魂升天，永享幸福。如此光明的世界和虚幻的幸福，表达了农民对幸福的憧憬和渴望，鼓舞了民众的革命斗志，统一了思想和行动。这些在起义之初对有效地整肃军纪、统一号令、汇聚力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不可能给洪秀全提供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既不可能赖以客观地分析形势，也不可能赖以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当上帝教上升为统治人们的意识形态时，其先天不足的一面，便日益暴露出来，其自身的矛盾也日渐显现出来。

首先，上帝教自身理论的失衡，导致了天朝内部的信仰危机

基督教的独一真神信仰，与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相糅合，又加上中国民间宗教迷信的“跳神”式的巫术（天父天兄附身下凡），这就使得上帝教成为一种缺乏内在平衡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洪秀全借神权来烘托君权，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的“万民之主”，另一方面，他的绝对权威又受到了拥有代天父下凡传言之权的杨秀清的挑战。杨秀清公然以天父的身份钳制洪秀全，直至逼封万岁、杖责洪40大板等。在洪、杨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并列权威和双重身份：君为天子，臣为天父。作为臣子，杨必须服从洪，但当杨以天父名义下凡时，洪又必须跪拜听命。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专制体制下，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必然导致现实中的内讧和互相残杀，进而动摇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教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从而也失去了原有的感召力。洪仁玕就曾尖锐地指出：“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而“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宗教迷信，也妨碍洪秀全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危机。天京内讧后，广大将士信念动摇，精神崩溃。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打好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这首歌谣充分反映了广大将士对天国理想幻灭的失望情绪。然而，洪秀全不仅不反思觉悟，反而堕入宗教迷信的深渊。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他一概归之于“天灵”。李秀成攻克苏州，他说是“天兵天将”的神力。公元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不但不采纳，反而予以严厉训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洪秀全对所处的危机和即将到来的杀身之祸，已丧失了基本的现实感。洪秀全的宗教狂热，至死不悟，他临死前，还下了一道诏令：“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可是，他死后不久，天京即被攻陷，天父天兄最终未能挽救天国。公元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用火焚烧了。

其次，拜上帝教无法清除洪秀全思想中的封建专制基因

洪秀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底层的落魄书生，是无法一夜之间就能完全摆脱封建文化和小农意识的束缚的，他对基督教某些教义的选择只能代表当时中国小农意识的选择。基督教的上帝无法改变小农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洪秀全虽然打着基督教的旗帜起事，但他自己骨子里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不可能随着揭竿而起的号角而烟消云散的。更何况他自己也是一个曾经向科举制度寻过出路，向四书五经讨过生活的人。因此，当他自觉地反孔的时候，又不自觉地被孔学所牵引。这样，他在构筑人间天国的理想蓝图时，免不了要糅进中国传统森严的等级思想的色彩。洪秀全在建立太平天国的实践中，接受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却丢弃了它的人本主义和“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圣精神。这一取一舍，充分体现了洪秀全内心深处腐朽的帝王意识。一方面，他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天条”规定，凡不拜上帝者，拜一切邪神者，妄题上帝之名者，都是犯了死罪。同时，他还将一切“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思想上的禁锢，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独裁——洪秀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天下万国朕无二”。另一方面，他又严格了君臣礼节，自称“万岁”。这一系列举措，使太平天国内部的专制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再次，对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极端摧毁，使太平天国大失人心

借助宗教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深知维护拜上帝教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巩固其政权的重大意义。为维护其统治，他们不顾一切地否定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其统治地区，利用执政权力，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彻底的“清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劫难。

比如，中国民间盛行的是对多神的崇拜，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更是经常地被人们赋予神奇的传说和神秘的力量。民间流行的灶神、门神、土地神、花神、树神等，不一而足，就连可怕的瘟疫都认为有一位“瘟神”在操纵着。这种习俗流传已久，早已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成为其独特的一部分。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推行的拜上帝教是独一神教，奉上帝为唯一的真神，排斥一切偶像崇拜。按照他们的教义，阎罗王是一切魔鬼的头子，称为“阎罗妖”，而邪神偶像则是阎罗妖的妖徒鬼卒，世人倘若跪拜此类“无名肿毒”，便是惹鬼，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受苦。正是基于此，太平天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摧毁偶像的运动。当时的神像以名贵的檀香木雕刻者居多，大多被太平军直接投入水中和茅坑里，或被劈成碎木充当柴薪。太平军甚至毁铜佛、钟磬之类的金属物改铸兵器，拆毁寺观改建衙署。除庙宇外，大凡设有偶像的建筑也受到牵连，祖先木主、孔子木主均在被毁之列，各地宗祠更是首当其冲。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说太平军“无庙不毁，无像不灭”。太平军还严禁民间沿袭与偶像崇拜相关的信仰习俗，诸如烧香拜佛、设斋建醮、祭拜祖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