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毛泽东评起义领袖(5)

“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他拟写五卷约三百万字，第一卷已改写，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您能给予帮助。姚的信是宋一平同志托我转送的。宋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以前长期在武汉，所以姚把信寄给他。宋还把姚给他的两封信也给我看了。因为这两封信可以帮助了解姚目前的具体困难，所以现在也一起附上，供您在需要时参阅。”

11月2日，毛泽东看到了姚雪垠给他的信，并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用粗铅笔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此时年事已高且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仍然关注着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

毛泽东同意姚雪垠写书的“最高指示”传遍政治局。中央有关部门为了改善姚雪垠的写作条件，于1975年底将他从武汉调到北京。他开始进入文学创作道路的冲刺阶段。就在他潜心修改《李自成》第二卷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姚雪垠悲痛得泪飞如雨，他愈加感到肩上的责任。这部写了16年的《李自成》第二卷终于在197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

多年后，姚雪垠感慨地说：“毛主席一再保护、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没有他的保护和支持，就不会有《李自成》。”他还说：“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保护，不仅对我个人是一件大事，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一件大事。”

终毛泽东一生的“李自成情结”，折射出他时时担心政权不稳、江山变色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警示，时时在毛泽东耳边响起，他不仅严于律己，一生简朴，还推动中央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决策和措施，竭力防止内部滋生腐败。

斗转星移，如今距毛泽东“进京赶考”已经六十余载了，神州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反腐倡廉形势日益严峻。因此，重温毛泽东“不当李自成”振聋发聩的警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毛泽东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他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动员了千百万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建立起与清朝封建王朝相对立的革命政权，与反动势力进行了血与火的殊死决斗，历时14年，转战18个省。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各民族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华夏，震动世界，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泽东作为伟大的人民领袖和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始终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这场农民大革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汲取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富含真知灼见的评价。

毛泽东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认识的转变

毛泽东对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大体来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还没有确立马列主义世界观之前的时期，和确立马列主义世界观、走上革命道路之后的时期。

1920年以前的毛泽东，由于出身于农民家庭，十分熟悉农民悲惨的生活状况，因而他自小就同情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重压下的广大农民，多次支持贫苦农民起来反抗。但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还没有接受马列主义，因此他还只是在感情上同情农民，并不能从理性上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革命运动及其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家乡在湖南的湘潭，其外婆家在湘乡，这里正是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数十万湘军官兵的发源地：湘军首领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就是湘乡人，左宗棠是湘阴人，湘军中的中下层官兵更多是湘南山野农民出身。在清末数十年间，湘军“平定发捻”、安定天下的功绩一直为湖南人，特别是湖南知识分子们所津津乐道。尤其是曾国藩，受到湖南乃至全国许多人的崇敬。湖南湘潭农家出身的毛泽东自小不可能不受到“乡里先贤”影响。特别是由于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读书后，受到他敬爱的杨昌济等老师的影响，使得他对“中兴名臣”曾国藩等人十分推崇。他认真研读曾国藩的著作。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友人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就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充分表露了他对曾国藩的高度景仰，而“收拾洪杨”一语也流露了他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某种偏颇看法。

但是，自1920年以后，毛泽东确立起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此后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立场，对太平天国这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更是倾注了满腔的热情，站到全新的思想高度，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太平天国革命做了高度的评价，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不仅摆脱了早期的一些偏颇看法，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高瞻远瞩、鞭辟入里的科学论断。1920年以后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革命认识与评价，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太平天国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毛泽东分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揭露了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深切地同情广大农民的悲惨境况。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了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指出：太平天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不仅规模最大，而且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因而带有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也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领袖，他不仅领导了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而且领导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继续与发展。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革命最终被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绞杀表示了极大的革命愤慨，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字里行间，充分表露了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革命先烈们的无限敬仰与怀念之情。

毛泽东从太平天国等农民战争的局限与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农民阶级虽然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与思想教育，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毛泽东从太平天国千百万革命农民为之浴血奋斗与不懈追求的“天国理想”中，既看到中国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向往的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平等幸福的农业社会主义美好理想中的合理内核，又看到了这种农业社会主义脱离生产力水平、片面鼓吹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的落后性。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十分热爱广大农民，对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理想十分熟悉与同情。因此，毛泽东始终重视并极其爱护与支持广大农民的这种追求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平均的革命积极性。他在1955年曾明确地宣告：“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正是从思想理论上、实践上为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做了有益的探索与必要的准备。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力图实现而无法实现的共同富裕、人人平等、消灭剥削与压迫的美好理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变成了光辉的现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太平天国革命的遗志，不仅推翻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而且始终坚持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的伟大之所在，也是他始终受到中国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敬仰与怀念的原因。

总之，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他对洪秀全和其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高度重视与一系列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二十八周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开篇就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里，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视为封闭中国开始冲出封建时代、寻找西方真理的第一个思想家和实践家，而且将他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驾齐驱。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洪秀全这位不屈不挠的反清英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

“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位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属于两个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洪秀全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康、严、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有为（1858—1927年），向西方寻找到的是资本主义立宪制度和发展生产力的措施；严复向西方寻找到的是生物进化论和资本主义共和体制；孙中山向西方寻找到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权建国思想；而洪秀全这位来自农民阶层的读书人，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他只能得到别人送在他手中的宣传西方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

洪秀全（1814—1864年），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其父洪镜扬，“薄有田产”。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洪仁坤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四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做馆”，教小孩子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

公元1836年，洪仁坤在广州第二次科考返家的途中，得到了一本宣传西方基督教教义的书——《劝世良言》，但他没有心思去阅读，回家后就将其放入柜中。

公元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精神受到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

公元1842年，洪仁坤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他将《劝世良言》翻出，仔细研究，以此为基础，他竟构成了一套思想，集中地表现出在封建压迫下的农民大众求解放的朦胧愿望。他从这本书中找到了西方的真理，即书中所宣扬的“平等”思想主张。从此以后，洪仁坤便以“平等”思想为理论根据，开始了反清的革命活动。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宣称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次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直接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世间万宝归我有”。

尽管洪秀全受种种因素的局限，未能像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那样见到西方的先进模式，所学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利用向西方学习的这些思想理论，去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以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洪秀全利用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作为反清的旗帜，领导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康有为以进化论作为旗帜，领导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变法运动；孙中山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事实证明，虽然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内容不一样，甚至所采取的手段不一样，但他们的政治目的则是相同的，即要求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面貌。洪秀全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