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毛泽东评起义领袖(4)

“我们不当李自成”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好了准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新中国要定都北平（即现在的北京）。

无独有偶，三百多年前李自成也是从陕北走出来的，他是在与明军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攻入北京的。但是，李自成率部进入京城后，他手下许多将军居功自傲，贪图安逸，乘机中饱私囊，导致军纪败坏，士气瓦解。一支本质很好且能征善战的农民起义大军，占领北京仅仅42天，便被清军赶出了京城，从此一败涂地。

熟悉李自成事迹的毛泽东，以史为鉴，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不当李自成！”他多次对中央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即将进入北平，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不能当李自成，一定要超越李自成当年的历史局限，跳出历朝历代兴亡的周期律。

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两个务必”，也是告诫全党“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还围绕“不当李自成”这个主题，做出了党内的六条重要规定，即：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准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做地名、不要把中央领导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

据当年毛泽东的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出发进北平之前，毛泽东看到警卫班的战士正在开会讨论进城的事儿，便趁机问道：“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了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阎长林回答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稍事停顿后，阎长林又补充道：“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绝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准备工作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接着，毛泽东又问大家进城后有什么想法？结果，五花八门的回答都出来了。有的说，城里车多，进城后要少出门，防止车祸；有的说，进城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为了方便，要买一块表；还有的说，吃小米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进城后大概不会吃小米了吧。

毛泽东听后，以略带批评的口吻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冒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可别忘了，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哟！”毛泽东接着告诫道：“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艰苦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起程进北平。在途中，毛泽东突然问同车的阎长林：“你们说，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靠什么呀？”阎长林高声回答：“还不是靠民心，靠主席的领导呀！”毛泽东笑着说：“对呀！靠民心！蒋介石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仗打完了就要开始建设了，进了北平就得搞建设，才能争取民心啊！”

途中，毛泽东又和大家说起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神色坚定地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从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泽东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

毛泽东进北京后，没有学李自成立即住进皇宫，也没有住进中南海。他只在颐和园休息了几个小时，便于下午五点乘车去西郊机场检阅部队，并在西郊接见了东北野战军师以上干部。随后入住香山半山腰的双清别墅，一住就是五个月。

开国前夕，毛泽东会见党政军高级干部时，讲得最多的话是：我们“不当李自成”“不学楚霸王”！他曾对和他见面的一些高级干部，以及身边工作人员讲了李自成进北京的故事。他说：李自成刚进北京时，是受到了老百姓欢迎的，当时，北京群众焚香结彩，夹道欢迎，各家门上贴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的标语。进了城的李自成对自己要求还是很严的，他不好酒色，与下级共甘苦。他刚进北京时，有个降臣张国绅把同僚的妻子邓氏献给李自成，结果，李自成大怒，将张国绅处死。李自成进北京后，仍戴白毡帽，穿蓝布上马衣，蹑翁靴，生活简朴，作风正派，品质高尚，为部下拥戴。但他却不能约束部下，部下很快腐化堕落。他又不能任用贤明之才，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远见卓识，再加上内部腐败、分裂，在吴三桂、清兵两股力量打击下，不得不退出北京，最后败亡。毛泽东反复讲这些故事，就是要告诫领导干部们：我们决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我们不当李自成”！

“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姚雪垠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著名作家，他原名冠三，1910年10月生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抗战爆发后，曾辗转北平、开封、汉口、四川等地，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和教学工作，并发表了《戎马恋》《崇祯皇帝传》等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大厦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代理院长，后迁居武汉中南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下放到武汉郊区的东湖农场劳动改造。

姚雪垠自1941年起便产生了写李自成的“动念”，并开始收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关史料，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各种史志。1957年，姚雪垠正式动笔，他说：《李自成》的创作意图便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六年后，即1963年秋天，《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白话历史小说，《李自成》一经出版就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初版的30万册很快被抢购一空。

《李自成》在当时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称赞者说它是“一部结构宏伟、规模浩大的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贬斥者说它“歪曲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歌颂牛金星是“歌颂姚雪垠自己”，甚至还有人联系他的“右派”问题加以批判。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李自成》持肯定、称赞的态度。姚雪垠工作之地的武汉市委顶住来自全国的反面批评，公开表态，组织文章支持姚雪垠。

在艰难时期的姚雪垠既受到鼓舞，又对那些批评很不服气。他大胆地想到了一向关注文化艺术的毛泽东主席，很想请他看看这部书，便同妻子王梅彩从武汉邮局把《李自成》给毛泽东寄去了。寄书时，他碰到的一位熟人说：“主席那么忙，未必会看你的小说。”姚雪垠自信地回答：“我看会的。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主席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实际上，毛泽东的确一直没有看这部小说。三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才进入毛泽东的视野。那是1966年6月中旬，毛泽东准备离开杭州汪庄时，秘书整理毛泽东随身携带的图书，拣出了这本《李自成》。毛泽东拿过来翻阅，被吸引住了，他爱不释手，忍不住读了下去。

毛泽东离开汪庄以后，到韶山住了十几天，6月28日抵武汉。7月8日，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汉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注：即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这每天他看得很有“兴味”的“材料”中就有《李自成》第一卷（上册）。

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畅游长江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突然对坐在后排的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说：“任重同志，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你们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第二天一早，王任重就给宋侃夫（武汉市委书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加以保护”的指示，犹如赐给了姚雪垠一块“免斗牌”，武汉市委立即研究如何落实对姚“加以保护”的措施，规定：不批斗，不游街，不抄家。三个“不”，救了姚雪垠。

毛泽东的保护虽然使姚雪垠躲过了抄家和皮肉之苦，但写作已是十分困难了，姚雪垠1970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他听说了“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出面保护他的事，于是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共武汉市委写了一封信，请求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继续让他写作《李自成》。

1972年春天，姚雪垠接到了武汉市委召见他的通知。那天，姚雪垠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入市委办公室，接待他的一位负责同志热情地与他握手，说：“你好！我正等着你。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谈吧！”

“今天来，主要是想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市委能够支持我继续创作《李自成》后几卷。”姚雪垠见这位领导很认真，就大胆说，“在1965年以前，我已写完了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李自成》第二卷，大约有60万字，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就不得不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创作。前不久，我才听说毛主席有指示，要对我加以保护，让我把书继续写下去。但至今，毛主席的指示已过去了近六年，我却没有继续写《李自成》。为此，我特提出这一要求。”

那位负责人说：“你提得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要求。本来，前几天接到你给市委的来信后，市里几位领导同志已交换了意见，并研究决定，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让你立即先从‘五七’干校回来创作《李自成》，手续暂不必办，何时正式回来，另外再通知你。”

从此，姚雪垠结束干校劳动回到武汉家中，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写作。湖北省图书馆也接到有关指示，给他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73年3月，姚雪垠正式调回市文化局“创评室”，市委宣传部明确要求，不要让姚雪垠搞杂事，专门创作《李自成》。1975年的国庆前夕，姚雪垠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他一边修改，一边开始写第三卷。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使他不得不再次停笔。

就在姚雪垠一筹莫展时，当年出版《李自成》第一卷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江晓天此时正好到武汉出差，顺便来看望他。

姚雪垠向江晓天倾吐了《李自成》写作、出版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江晓天向姚畅谈了7月以来文艺调整的种种情况。江晓天认为，目前，在毛泽东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一系列指示下，文艺界正逐步复苏、活跃起来，形势是好的。但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可能在短期内复业，《李自成》的出版等问题看来只有请毛主席出面关心，才有望解决。

10月6日，姚雪垠接到江晓天从北京寄来的信，江在信中建议：上书毛主席。他写道：“作为一个编辑，从党的文学事业着想，也应竭力支持把《李自成》尽早出版好，何况主席又说过话呢？”但是，根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情况，再在该社出版目前是不大可能了，怎么办呢？江晓天接着说：“最近有个想法，供你参考：可以给毛主席写封信，报告《李自成》稿子的写作情况和你的愿望。所传主席对第一卷说的话虽尚待了解确切，但看来是有这回事，说明伟大领袖对《李自成》是关心的。你已近高龄了，虽然健康状况转好，但要完成五卷，还需要抓紧时间，出版晚两年问题不大，我是想早把它搞好，包括早点排印，多听听工农兵和各方面的意见。目前这种情况无法进行。妥否，请酌定。”

姚雪垠接读江晓天信后，经过再三考虑，觉得他的建议不错，只是通过什么渠道把信件送到毛主席手里呢？姚雪垠想到了宋一平。这位20世纪20年代的老党员，曾经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在武汉担任过十一年市委书记，分管文教，对姚雪垠很关心，后调北京，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

10月8日，姚雪垠给宋一平写了一封长信，“汇报稿子的进行情况以及出版问题”，另外请教给毛主席上书的事。

宋一平接读姚信，立即找到毛泽东的前秘书胡乔木。胡乔木读了姚雪垠的信，听了宋一平的汇报，明确表示支持。

宋一平对转信的事有了着落，很快就给姚雪垠去信。信中没有透露与胡乔木商酌一节，只是表示愿意帮他转信，并嘱咐给毛主席的信要用毛笔字写，字要写大些。因为毛泽东左眼动过手术后，虽能看书写字，终究不如健康的眼睛。这个原因，宋一平信中也未明说。

姚雪垠接到宋一平的回信，10月19日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写好，寄给宋一平，请他设法转呈。

宋一平把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以及姚给他的两封信一并交给胡乔木。胡乔木即于10月23日送呈毛泽东。胡乔木写了一封短笺，扼要地说明此事原委，并将姚雪垠10月8日、10月19日致宋一平的两封信一并附奉。胡的短笺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