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泽东评起义领袖(3)

“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多在城市爆发，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些起义都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失利，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基本被消灭或者打散。当年，毛泽东也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奉命率领起义部队攻打长沙。这次起义和攻打长沙的行动也失败了。但毛泽东与其他许多发动和领导起义部队的共产党领导人不同，他很快就认识到，在敌人十分强大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上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此时的毛泽东又从历史知识中吸取营养，分析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对李自成的评价又进了一步。他认为，李自成在军事上失败，主要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如果李自成有巩固的根据地，即使他在山海关一战失利，仍然可以回根据地，积蓄力量，东山再起。

当年跟随毛泽东的谭震林回忆说，毛泽东当时特别注意研究李自成军事上失败的原因，“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当时的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共产党不能学李自成的流寇主义，一定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他不仅这样认识，还坚持这样实践。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研究后形成一个意见：毛泽东搞起义、搞军事，都有一套，要把他调到上海的中央机关来领导军事斗争。但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处在大城市，在那里“遥控”军事斗争，是不能正确指导的。他下决心，不到中央工作，甘愿到艰苦而又危险的第一线去直接带兵打仗。

毛泽东当时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就是要率领工农武装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已经从分析研究李自成的经验教训中，汲取了非常有益的营养，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式。他在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评说中，强调了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1928年及以后的几年，毛泽东已经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摸索出丰富的经验，并且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明确反对流寇主义。

毛泽东仍然是在品评李自成中阐述这些经验的，强调不要学李自成的流动性，李自成没有根据地，因此遭到失败。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与流寇主义思想做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

此时的毛泽东，将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在评价李自成中，具体阐述了自己初步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和主张，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能学李自成的流寇主义，一定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35年，经过长征的千辛万苦，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李自成的故乡陕北后，他主要考虑的是，要使中央红军在这片历史上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土地上站住脚，生存和发展，这一点与历史上李自成的起义军的处境很相似。

毛泽东初到陕北，在接见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时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

借鉴李自成的经验，毛泽东坚信：陕北这个地方适合红军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共产党的力量可以在这里保存和发展起来。当年李自成能在这里站得住脚并且发展壮大起来，那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也一定能够在这里站得住脚，并且发展壮大，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时，毛泽东确定了运动战和在敌后打游击的作战方针。那时，有人过于强调流动性，忽视敌后根据地建设。为了说服这些人，毛泽东仍然在评价李自成中讲道理，讲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后来打入北京就放弃了陕北根据地，导致失败时“无家可归”。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这一观点中，显然是再次借鉴了李自成当年失败的教训。

“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

延安时期，百忙之中的毛泽东，还特别关注了民间作家李健侯创作的关于李自成起义的长篇小说。

李健侯，陕西米脂人，系李自成后裔，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和绥德做过官。李健侯自幼随父亲在衙门读书，父亲去世后，健侯曾游历河北、山西等省，后回米脂县，在县志局供职，同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是同事。在此期间，他对李自成产生了深深的景仰之情，他认为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媲美，况其人不贪才，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他由衷地赞叹道：“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传人，而竟听其事埋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永昌演义·自序》）于是，李健侯立志为李自成写书。他潜心收集各种资料，参考了60多种古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其真伪。

1926年，李健侯着手创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初稿完成后又六易其稿，终于在1930年12月将该书定稿，但一直未能出版。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共40回，约35万字，其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20世纪40年代初，这部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了毛泽东。

李健侯虽然把李自成当作一个英雄来称颂，但从语言、结构到主题，却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历史小说的窠臼。例如，第一回的回目便叫作“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处仍然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他对李自成的兴起、失败，明朝的覆灭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人物做过一番考据，情节生动，故事动人。但在其铺叙、描写和议论过程中，仍难超出旧的历史观的局限性，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只得以“胜者为王败者贼”来叹息李自成的命运。

毛泽东看到《永昌演义》书稿后，其兴奋的心情不言自明，他很快阅读了全书。他对此书非常赏识，让秘书手抄一部。他还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集中评价了《永昌演义》和著名的李自成起义：“《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扬了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千余年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李健侯先生为祷！”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李健侯多年的苦心经营表示赞赏，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此书的不足之处，即作者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却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李自成起义的根源与意义进行分析。

李鼎铭很快把此封信转到李健侯手里。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李健侯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建议其继续修改《永昌演义》。遗憾的是，书稿修改未成而作者在1950年去世。虽然李健侯未能按毛泽东的意见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工作（1984年，该书经点注后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但毛泽东的意见对后来姚雪垠创作《李自成》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对于学术界评论李自成成败的文章，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写了一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记述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过程和原因。

这篇文章首先在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这一天正是三百年前李自成攻下北京的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读到郭沫若的文章后，即视为瑰宝，大加赞赏，并批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怕得要死，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影射当局，美化“流寇”，“散播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入社会内层”，视为大逆不道和洪水猛兽，动用其所控制的舆论对之大肆“围剿”。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伟大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已经开始部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面胜利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考验，即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正是出于对革命事业成败利钝的考虑，毛泽东以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敏锐地体察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深刻意义，倡导全党认真学习。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19日两天，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优点和长处，恰恰在于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编者按”还回击了国民党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围剿”，指出：“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的新华书店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要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内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党的整风重要文件列入史册，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广大党政军干部中间掀起了一股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热潮。

在延安整风的后期，各解放区党员干部都认真学习了《甲申三百年祭》，并且对照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检查。大家既学习了历史，知道了李自成、刘宗敏，又以历史为镜子，用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教训对照自己，看自己身上是否存在骄傲自满、让胜利冲昏头脑的倾向，以及腐化思想，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敢于自我暴露，主动检讨自己时做到“无话不向组织讲”。当时，延安一些干部还给上述那些不正确思想起了一个名字，叫“刘宗敏思想”，还有的同志在整风中把错误思想危害的必然结果称之为“李自成下场”。

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笔记中写道：“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一一五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

一位宣传大队分队长也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

这股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热潮，无疑是在抗日战争即将最后胜利的形势下，给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骄打了预防针和清醒剂，对推进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再次赞赏《甲申三百年祭》，并指出：“我们把它当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流露出在当时国内外大好形势下自己的谨慎心境：“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倡读《甲申三百年祭》和重视对李自成的研究，显然，是因为他从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中得出深刻的历史教训——李自成之所以成功，是他代表农民群众利益，顺乎民心的结果；李自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骄傲，因为部下腐化，从而失去人心。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壮举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其失败原因也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从这个英雄人物身上获得了力量，也找到了缺憾：骄傲是万万不行的——要像李自成那样，坚忍不拔，直至进入北京，但千万不要像李自成那样匆匆忙忙败退北京城。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经常思索的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