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银河奖征文（特别赞助：微像文化 阅文集团）(2)

这时，老A艰难地挪动了一下身体，抬起一只脚，把周围的灰尘扫到那个干净的半圆中，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上扬的嘴角已没有刚刚那么僵硬，“好吧！谁又能去强求自由意志呢？我把这张纸片放在这里，上面有一串数字，是个随时能打通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想合作，打给我。你知道这种能力，只有两个人合作才算得上完整。兄弟，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什么也没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桥墩后面。我在那里站了十分钟，然后走过去捡起那张裁剪整齐的蓝色纸片放进运动裤的口袋，以几近危险的速度穿过马路回了家。

我在快捷酒店里躺了四个小时后，恢复了一些精力，但内心依旧找不到依附感，更别提身在异地、孤独地躺在宾馆中这种事。

我拿起手机打给冯依依，没人接，于是从被窝里爬起来，洗了个澡，拉开窗帘，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下午五点多，阳光强烈地照耀着眼前这条繁华的街道和远处低矮连绵的房屋，在最西边那片看起来像是棚户区的中心，一座清真寺露出了阿拉伯风格的尖顶，在阳光中别具一格。

如果天色阴霾，我对这座县城或许会有一些切实的感受。可窗外剧烈的阳光和阴暗的室内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我觉得眼前所见的一切仿佛飘浮在空中。这种不真实感使得一股强烈的低迷情绪涌上我心头，虽然身体的疲惫还未完全恢复，但我觉得自己得出去走走，以抵御这种跃迁副作用的蔓延。

这是一座在沙漠和戈壁中建起来的小城，但走在城中心却完全感觉不到这一点：街面满是还未亮起的霓虹招牌和巴洛克风格的外墙，桑拿洗浴和KTV招牌默默地静置于午后的阳光中，看起来平淡无奇，却会在夜里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欲望。

在这如一口漂亮好牙的中心街道上，唯一两处不匹配的地方是宾馆对面的建筑：一个汽车修理厂占据了差不多半个篮球场的宽度，旁边是一栋三层白瓷外墙的小楼，上面覆满了灰尘，呈淡淡的灰褐色。楼底临街的四个门面都拉上了卷闸门，上面扑满了更厚也更细密的灰尘，以及与这中心商业区极不匹配的安静。

走过这条街道，感觉更像是走过一场豪车博览会——各色名车频频驶过。再走过几条街道，中心地带那种默默炫耀着财富的质感便消失殆尽，当地人骑着自行车下班，偶尔会有一辆载重五十吨的大挂车摇晃着空旷的车厢从街面上掠过，扬起一阵阴云般的尘埃。

我回到快捷酒店时，老A正躺在另一张床上，手里拿着遥控器，没完没了地换着频道。他比预计的早到了至少四五个小时，此时那列绿皮火车还没有发车，而他看起来神情放松，虽说眼中有些倦怠，但和跃迁所带来的空洞还相去甚远。

我问他怎么早到了。

他告诉我，一出机场，他就包下了一辆私家车，直接到了这里，用的是一个打车软件，价格要便宜百分之三十。

“休整得如何？”老A放下遥控器，问道。

我说现在还说不准，但身体似乎已经恢复了一半，说不准的只是那种感觉。

老A点点头，说不必太焦急。接着他翻下床，走到窗边，将窗帘掀起一道细缝，看了看马路对面我们的目标——修车厂和覆满尘埃的三层小楼。从那道缝隙里可以看到霓虹渲染的街面和修车厂大门，此时，一男一女正走进去：男的穿着一件商务夹克，四十来岁，腋下夹着一只长款钱包；女的不超过二十岁，精心打扮，仿佛这修车厂里有一场盛大的舞会正在等着她到来——可修车厂里一片漆黑。这里当然没有舞会，只有动辄上百万的赌局。

赌场的主人叫神木——道上的人都叫他神木。他提供场所，组织赌局，确保发生在地下的一切足够公平、安全。

除此之外，神木还拥有X城里几个中小型煤矿的采矿权。不过，他似乎乐于经营比这多得多的内容：煤矿、运输业、提供各种服务的服务业、地下赌场，接着便是以他的影响力建立起来的地下金融体系。

老A对该金融体系所知不多，当然也不可能知道太多。但在与修车厂紧邻的低调小楼里却存在一个金库。

“里面能有多少钱？”我站到窗边，第一次问出这个我一直关心的问题。

“与其在乎有多少，不如问能拿走多少。”

我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

“一张新钞大约一点一五克，一万块是一百一十五克，算上毛重大约一百二十克。我体重是七十公斤。”老A停下来，拉上窗帘，转头看着我，“再算上你的体重。返程的时候，你觉得咱们能带走多少？”

“我的最高纪录是跃迁一架钢琴。”

“一架钢琴？”

“一架三角钢琴。冯依依在旧货市场看上的一架三角钢琴，价格很有诱惑力，而且她小时候学过这个，但我们没法儿把它搞进城中村的房子里。离开旧货市场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很想要这架琴，后来我就一个人返回旧货市场，将它送到距离我家不远的拐角，傍晚那会儿没有人，我完成了一次跃迁。那台钢琴估计有三四百公斤。”

“有点大材小用了。”老A感叹道。

“其实回忆起来，那架钢琴是最近几年我用这种能力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以前春节回家，我会选择跃迁，以避开春运，但最近几年我都没回家了。”

“她看到那架钢琴时什么样儿？”

“她问我怎么把这东西从楼道搬上来的，我告诉她有专门负责拆卸钢琴的工人，将琴拆成零件，搬上来再组装。她似乎没怎么怀疑，不过后来她也很少弹这架琴。”

“你呢？感觉怎么样？”

“和独自一人的跃迁没太大不同。每次跃迁都感觉像是死了一次，那回就是抱着一架钢琴死了一次。”

“那就好好休养，抱着上千万再死一次，然后去买套能搬进钢琴的房子。”

“五百万可买不到这样的房子。”我想，老A说的那种房子是别墅。

“这也是我在来的路上想的问题。咱们得确定极限。我们在这里讨论能拿走多少钱和站在金库里再去讨论是两回事。当你看到上亿元摆在桌上，而发现按照自己已知的跃迁能力连一半都拿不走时，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想？”既然老A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一定有答案。

“我负责跃迁到金库，因为我之前进过那栋楼，所以更容易和金库建立联系。你负责把我和钱运回来。所以最后是你说了算。我只想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

“跃迁的底线吗？”

“不！你欲望的底线。”他看着我，嘴角挂着的笑容消失了。

我得承认“欲望”这个词对我而言有点大。我告诉他，在来这里之前，我的确想过如果不用工作的话，过完理想的一生需要多少钱。但随着想象力愈发丰富，欲望也会扩张，最后的答案往往是越多越好。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底线。

但冯依依打掉孩子改变了我的想法。如何想象是一回事，现实从来都是另外一回事。而如今，理想的生活又在哪儿呢？

“我不奢望能带走所有的钱。”我告诉他，“如果事前我们能达成一个承诺，那么我能够保证不会在成吨的人民币前反复无常。”

“一人一千万。”老A说，嘴角重新上扬了起来，显得很有信心。我心里盘算着两千万的重量，再加上我俩的体重，应该介于三百五到四百公斤之间——这和一架高贵但毫无用处的钢琴差不了多少。如果一切顺利，这些钱将改变我和冯依依的一生。

我点点头，看着老A脸上的自信。或许当时我该问问他得到一千万后准备做点什么，但那会儿我满脑子都是自己和未来的生活。可如果当时我问了他，又能有什么改变呢？他难道会告诉我，他在乎的根本不是钱，而是那不到十公斤的东西。

那天夜里我们还聊了聊这座两极分化的西北小城，老A告诉我，他第一次来这里是一年前，然而这一年的变化就像过去了十年。

“一年前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躺在另一张床上问他。

“说来话长。”

“另外一个故事吗？”我问，想起了在地铁里第一次遇见时，他给我讲的关于退伍士兵的故事，于是扭过头对着他，“那个退伍士兵等到他要等的人了吗？”

老A从被子里半坐起来，告诉我，有时候，他倒是希望没有等到。

退伍士兵等到了那个穿着黑色冲锋衣的外地人。他说，期间过去了三辆顺风车，其中一辆还主动停下来问他是否要同行，这在车辆稀少的公路上着实是个诱惑，但他决定等待，心想再过一辆车，他就继续向前的旅途。

不久之后，一辆皮卡从远处驶来，他招手拦车，车却从他眼前飞驰而过。于是他干脆爬上巨石，和牧羊人坐在一起，遥望着这片亘古不变的山脉和洼地中的羊群。

又过了两辆车之后，他完全放弃了在当天搭车离开的打算。这时，清脆的摩托车轰鸣声从远处传来，他看到了那辆摩托车——起初奔驰在公路上，接着便开进了戈壁，扬起尾尘，朝着他和牧羊人所在的山口开过来。牧羊人告诉他，这就是那个要找古代东西的人。

他爬下巨石，等待着摩托车逼近。那人骑着一辆春风600，戴墨镜，四十来岁，短发中夹杂着银丝，黑色冲锋衣换成了深灰色的。

那人停下车，先向巨石上的牧羊人挥挥手。退伍军人走过去，告诉那人自己正在旅行，走完了大半西北，来到这个地方，听牧羊人说起一位探险家最近常常从这里进山。

那人问他在这里是不是为了等那个探险家。不等士兵开口，他便指着自己说，你已经等到了。

一番交流之后，退伍军人了解到，这个人姓王，是西北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他来这里，既不是考古，也和那些古代的事情没什么关系，而牧羊人之所以那样认为，是因为王教授每次出来时都会送牧羊人几块山中捡的瓷片。

退伍军人问他为什么进山。王教授告诉他，自己只是对这片山脉有感觉，因此想走得更近些去感受。

或许是因为自己强烈的好奇和王教授简单的答案不成正比，退伍军人觉得王教授并不单单是为了接触昆仑才来到这里，于是他说自己也算是一个随心随性的旅行者，不知道能否同行。起初王教授看起来很犹豫，他便亮出自己的身份证和退伍证，告诉王教授自己并没有什么歹意。

这多少使得王教授难以拒绝，于是答应一同进山，但前提是必须负担一部分背包的重量。

他们向牧羊人告别，向着山口的方向开始徒步。进入山口时，王教授拿出一张军事地图，上面用红笔标记了五六个点，他一边看地图，一边解释说，他已经完成了三个点，还有两个，其中一个距离他们大约十五公里，另一个八十公里左右。今天的目标是到达十五公里处，等下一次备足了装备，再去八十公里处。

他们沿着山脚徒步，有时也攀爬一段，在寂静荒凉中不断重复着。而昆仑山，就在这单调的重复中愈发神秘起来。他们不断深入，很少交谈，偶尔停下来喝水，中途补充一次压缩饼干。

五个多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十五公里处，面前是一座巍峨的褐色高山，寸草不生，山脊一侧覆满了碎石，就像是从天空坠落的一道轨迹。王教授痴痴地望了一会儿，之后开始在周围寻找什么，但看起来更像是在沉思或感受——对此，退伍军人什么也没问，只是静默一旁。

待了大约半个小时，王教授告诉退伍军人，这不是他要寻找的地方。于是他们背上背包，走上了返程的路。

“王教授到底在寻找什么？”老A讲到这里时，我禁不住问他。

“寻找能让他内心安宁的东西。”

“安宁？难道他也有这种能力？”我问老A。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俩马上闭住了嘴。异常宁静的几秒之后，又是重复的敲门声。我从床上爬起来，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地走到门边，猫眼那边是昏黄灯光下的空旷走廊，没有一个人，但隔着门，我却听到了高跟鞋穿过走廊的声音，等到那声音消失，我又盯住猫眼看了一分钟，确定没人后才打开门，一张名片从夹缝中掉了下来——是那种男人在深夜寂寞时难以抗拒的名片。

我关上门，把名片扔进垃圾桶，这时老A已经把头埋进了被窝里。他什么也没问，或许刚刚的高跟鞋声已经做了回答。我将厚重的窗帘拨开一点，窗外是无尽闪烁的霓虹，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赤裸裸的躁动。

我拿起杯子喝了口水，上床，关灯，看着天花板上飘逸进来的零碎霓虹，心想，如此世界，也难怪会有人去昆仑山中寻找安宁。

我睡得不算晚，然而醒来的时间却不早。这可能和我的生物钟还没有调整过来有关。论文中介也算得上是份自由职业，好处是可以随意支配时间，但坏处是因为过于自由，便时常拖延。有时候我想，所谓自由职业无非是把那些白天需要完成的工作都拖到了晚上，是另一种作息规律，本质上和上班族没什么不同。

老A坐在窗边，茶几上的白瓷杯子里冒着热气。他看到我醒来，将另一只杯子里倒满茶水，告诉我洗漱之后先喝喝茶，之后，他便继续盯着窗外。我径直走过去，想看看窗外的情况。

此时，修车厂的大门外被十来个身着矿工服、头戴白麻布的矿工堵得水泄不通。一块白色横幅被举到人群上方，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红色字迹写着：命如草芥，生不如死。一副担架横放在人群中央，上面盖着白布，能看到一个人形的凸起。

人群堵在门口，有人在抽烟，有人蹲在地上一言不发。最左侧的位置，有三个年轻的矿工正说着什么，之后一起笑了起来。

“神木的矿上死了人，死者的老乡集体出动来要钱。”老A看着窗外说，然后拿起杯子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

“赔偿款很难吗？搞成这样。”我问他。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

“赔偿款不难，难在确定一条命到底值多少钱。”

“这可是难倒所有人的问题。”

“七十万。”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