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余波不息——戊戌政变后的维新党人(2)

本札称光绪之死（上宾）“为天下人所同疑”，愤慨于奸贼“竟敢悖逆如此”，虽不十分肯定，但已相当明确地把袁世凯视为凶手。“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二语，含蓄地提出了诛袁要求。由于已有梁札，所以汤觉顿在本札中仅要求长福火速通报“朝局”。“至祷至祷”以下，当时日本情报人员就已经看不懂，特别标注了“不明”二字，笔者目前也还不能解读清楚。其中宝云，似指梁启超，大意当为迫切期待长福有所指示，本人“待令”北上云云。

其三：

封书

上海〈海〉宁路须征呈〔里〕香山何禺〔寓〕何清逸先生

（同文学校）

文意

兹公：夜〔报〕已到了。此数日内沈静之局面，使〈人〉闷绝，此次在南方，当无从着手，惟有此〔北〕行之一法。然今日见夜〔报〕，山公确已首途。恐兹公井〔并〕入北，正石〔不〕易了。无论如何，必以〔须〕设法，能此为妙。子笺处，最当注意也。今日夜〔报〕纸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手段真是可畏。奈何奈何！匆匆，即请大安。余详荷函

今日×××语夜〔报〕已收到。

两浑

本札反映了梁启超为诛袁而采取的第三个步骤。受信人何清逸，名天柱，改良派在上海的据点——广智书局的实际负责人，当即函中所言兹公。山公，指岑春煊。仓主，指袁世凯[73]。荷，指汤觉顿[74]。两浑，当时书信中的隐语，常用于受信人、发信人均隐名之时。

岑春煊是袁世凯的老对头。1906年，清政府将岑从两广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认为是奕劻和袁世凯的奸计，托病就医上海，暗中和改良派发生关系。1907年春，奉旨调补四川总督，但同时清政府又规定他“毋庸来京请训”。岑春煊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之际，突然乘车入京，在西太后面前参劾奕劻“贪庸误国”，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和瞿鸿禨联结，接连参劾了袁世凯的亲信朱宝奎和段芝贵二人，被外放两广总督。在他出京到达上海之际，梁启超曾秘密自日本返沪，准备和他会谈。因瞿鸿禨已被免职，岑本人也因“暗结康梁”之嫌被参，二人未能见面。自此，岑春煊即居留上海。1908年11月，光绪病重的消息传出后，岑春煊曾准备带着医生入京，已经订好了船期[75]。听到光绪的噩耗后，岑春煊更为“激昂”[76]。19日上海《神州日报》从北京发出专电称：“岑春煊即将起用。”20日又报道称：“前两广总督岑宫保向居沪北垃圾桥地方，前晚接到京电，着即来京等因，宫保当即北上。”22日，日本报纸也报道说，岑春煊于20日通过芜湖，拟经汉口入京[77]。梁启超致何天柱函中所称：“山公确已首途”，当即本此。从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准备派何天柱随岑春煊北上，但因岑已上路，感到“不易”，但仍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能此为妙”。函中所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云云，据《大公报》及日本报纸报道，袁世凯在光绪、西太后相继去世后，曾向清政府提议，迅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78]。梁札当即指此。袁世凯在载沣登台后，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却迅速抓住了“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一类题目，借以收买人心，争取好感。因此，梁启超发出了“手段真是可畏”的感叹。

其四：

封书（书留）

上海海宁路须征里香山何寓何大人清逸启

神户同文学校

文意

对伟两公同釜〔鉴〕：构父来，得具忠〔悉〕伟公不获与山公偕行，诚大憾事：今所忧者，无途可以入都可〔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者。答〔若〕能者〔有〕得，自有生发，不一日得〔待〕一日也。十乘昨未〔来〕一书，乃事前取〔所〕发，不遇〔过〕告急可〔耳〕，尚待次凶〔函〕乃有别消息也。

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伟公入北，当必能见比〔此〕公也。

名心叩

高叟与山公偕否？座〔望〕示知。

本札11月25日发。书留，日语挂号信之意。受信人中的对公，指麦孟华[79]；伟公，指何天柱（清逸）[80]。发信人仍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函中所言构父，指向瑞彝，是改良派的重要成员。

在改良派中，麦孟华和岑春煊关系最深。1907年春，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时，曾特聘麦孟华随行。岑春煊准备舟次武汉时突然改道入京的计划，麦孟华也深知，并拟借岑之力入京活动，岑也表示愿“出力相助”[81]。但因事机不密，消息泄露，麦孟华的随行计划被迫作废。后来，陈庆桂曾参劾岑春煊“逗留沪上，将有他图，皆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82]。但这并未影响岑、麦二人之间的关系。光绪逝世后，麦孟华也认为关键在于载沣能否“行大赏罚”、“戮一二人”，如果袁世凯不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力促岑春煊入京，曾进言说：“上崩必出贼手（且后亦必有变），亟当预驰入北，联有力者申大义。”[83]由于岑、麦之间的关系已经暴露，因而，随岑北行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改良派在上海的另一员大将何天柱身上。从密札看，梁启超从向瑞彝处得悉，何天柱终于未能随岑北行，感到极大遗憾，但仍坚持北上方针，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因为只有在北京，他们的诛袁谋划才有可能“生发”。

函中提到的十乘，看来是改良派在北京的密探，应指潘博。他向梁启超报告了光绪病重的消息，所以函中称：“十乘昨来一书，乃事前所发，不过告急耳，尚待次函乃有别消息也。”函中提到的子笺，疑指瞿鸿禨。前函称：“子笺处，最当注意也。”本函称：“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当时，有人估计，瞿鸿禨有可能被再次起用，梁启超并估计，何天柱入京时，将能见到他。至于所言高叟，改良派密札中有时称他为固哉，盖取《孟子》“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之义，当是岑春煊的幕僚。

三 请杀谋划的失败

改良派虽然做出了请杀袁世凯的种种谋划，但其进行却困难重重。

首先是汤觉顿北行受阻。由于嫌疑未消，北京方面发函劝他暂时不必返国[84]。其次是岑春煊听了别人的话，对北京政局采取“沉吟观变”态度，决定暂不北上[85]。报上并发表了“闻岑春煊咯血病甚剧，不能北来”的消息[86]。这一切使改良派很生气，也很失望。麦孟华在致康有为书中愤愤地说：“初闻彼议论，以为一倜傥士，今彼先事绝无布置（前此弟尚以为彼有密谋，不令我辈知耳，今乃见其实无预备也），既不能谋，临事又复首鼠，又不能断，嘉州无可复望矣。”[87]此外，子笺的起用也迄无确讯。虽然康、梁二人都很关心此事，但麦孟华只能告以“此间尚无闻”[88]。

尽管如此，改良派仍然在作努力。他们分析了形势，觉得载沣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麦孟华函称：“今醇势颇摇摇，然彼非行大英断，则势必不能固；欲其行大英断，则非有人运动不可。”[89]于是，他们决定，由何天柱携带康有为从海外汇来的款子，单独入京“运动”[90]。何天柱此行的成果如何，不得而知，长福方面却给梁启超传达了善耆和载泽的讯息：元凶必去，决无中变，不必担心[91]。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命他开缺回籍休养。

对袁世凯的开缺，改良派中有人表示满意，徐勤函称：“袁贼被逐，为之狂喜。中国虽未即强，然罪人斯得，大仇已复，吾党天职，亦可少尽矣。”[92]但康、梁二人都不甘心。梁启超致书善耆，认为对袁世凯，“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至少也应该明诏宣布他的罪状，加上“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一类字样[93]。他估计张之洞可能会成为讨袁的障碍，因此极力主张“和张”，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拉拢。康有为则仍然企图以光绪被毒为理由要袁世凯的脑袋。他于1909年1月致书梁启超说：“惟览来各书意，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此义最宜商。以《春秋》之义正之耶？抑岂彼等隐忍了事耶？”[94]他提出：在伦敦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曾以三万金贿买御医力钧下毒。康有为建议揭发此案，查讯力钧。他并曾准备发动各埠华侨签名上书，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已经写好了《讨贼哀启》，内称：“醇王以介弟摄政，仁明孝友，应有讨贼之举；我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95]与此同时，康有为又起草了《上摄政王书》，此书经梁启超修改后发出，信中，康有为提出，袁世凯“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恶亦难从未减”。他历数袁世凯“造言诬君”、“纵匪误国”、“招权纳贿”等罪状，以康熙诛鳌拜等事为例，要求载沣将袁世凯“明著爰书，肆诸东市”。康有为并忧心忡忡地警告载沣：袁世凯虽然离开了朝廷，但“潜伏爪牙，阴谋不轨”，清朝的“宗社”之忧，“且未有艾”。[96]书上，没有结果。1911年，在武昌起义的疾风暴雨中，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被杀，并非载沣有爱于袁世凯，而是因为：一、袁世凯羽翼已成，且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二、清朝贵族集团已经极端衰弱，不仅远非康熙擒鳌拜的时代，连西太后诛肃顺的时代也不能相比了。载沣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

在戊戌维新以至兴中会惠州起义期间，毕永年都是个重要人物，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冯自由辛勤收集辛亥革命史料多年，著有《毕永年削发记》一文，是目前最完整的毕氏传记，但该文讹误甚多，关于毕氏的下落，竟认为“不知所终”[97]。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辛亥革命史著作，在涉及毕氏生平时，叙述也常有谬误。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对毕氏的生平进行研究和探索。

一

毕永年，号松甫，一作松琥，湖南长沙人。1870年（同治九年）生。8岁时随父叔往来军中，练就了一身过人的胆识，长大时读王船山遗书，受到民族思想的熏陶。当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还是不少湖南老乡的崇拜对象，毕永年却愤然表示：“吾乡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98]1894年（光绪二十年），江标督学湖南，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试士的内容注重舆地、掌故、算学、物理及世界形势等内容，即使是制艺，也允许议论时事[99]。毕永年所作文即有“民不新，国不固，新不作，气不扬”之语，认为中国三代以下，天下嚣嚣的原因在于“陈陈相因，气颓于寐”，表明了这个年轻人已经具有鲜明的维新思想[100]。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与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自此，即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为好友，经常一起商议救国大计。三个人都重视会党的力量，毕永年并亲自加入哥老会，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等地。他体格魁伟，为人豪放不羁，轻财好义，很快就结识金龙山堂龙头杨鸿钧，腾龙山堂龙头李云彪及张尧卿、辜天佑、师襄等人，得到他们的信任。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讲演并讨论新学，毕永年成为会中的活跃分子。当时，谭嗣同等以“保种”、“保教”相号召，而毕永年却独持异议，认为首先必须开通民智，“示群民以人皆读书之益”，“俾知通商之局，终此不更，则中西聚处日繁，不必再作闭关之想”。某次会上，他对谭嗣同说：“所谓保种、保教，非保之于今日，盖保之于将来也。此时若不将此层揭破，大声疾呼，终属隔膜，愈欲求雪耻，愈将畏首畏尾。或以西学为沽名之具，时务为特科之阶，非互相剿袭，则仅窃皮毛矣。”毕永年的话触动了谭嗣同的心思，回答说：“王船山云：抱孤云，临万端，纵二千年，横十八省，可与深谈，惟见君耳。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此层教我如何揭破？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101]

4月14日（夏历三月二十四日），毕永年在《湘报》发表《存华篇》，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结合起来，认为权为人人共有之权，国为人人共有之国，只有发扬民权，才有可能上下一心，保存中华。文称：

人人皆承天地之气以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权也者，我与王侯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既为群士群民共有之国，则为之上者，必无私国于己、私权于国之心，而后可以绵绵延延，巩祚如磐石；下亦必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心，而歧视其因为乘銮服冕者之国，然后可以同心合作，上下一心，保神明之胄于一线，救累卵之危于泰山。[102]

文章痛切地陈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局势，呼吁清朝统治者“殷忧启圣，恐惧致福，乘此伐毛洗髓，涤秽荡瑕，与天下更始”。当时，湖南学会林立，毕永年除与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人共同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外[103]，又和唐才常共同发起成立公法学会，研究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作为“将来自强之本”。毕永年手订章程十七条，规定会中集资订阅各报，会友各持日记一本，将研究心得按“大弊”、“小疵”、“议增”、“议改”四项分类编记，定期传观讨论。[104]